偶然在网上读到许锡良教授《如何看待那些死在国外的中国精英》一文，该文可以说是对拙作《梦断西方——献给那些惨死在西方的中国精英》的批判。然而，读罢许文，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作者显然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工作的人生经历，对西方社会大环境的无知导致他对人物事件评判的完全失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由于许教授对西方的总体认知完全来源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流言与谎言再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与推断，其真实性可想而知。
首先，我们先从争议最大的卢刚一案谈起。为了将卢刚塑造成一个“狭隘、自私、无能、猥琐”的人，许教授援引了卢刚生前写给姐姐的信。其实，被许教授作为重要论据的这封家书并没有提到卢刚开枪杀人的直接动机与缘由。不知何故，许教授却闭口不提卢刚在事发前准备向当地几家新闻机构及电视台寄发的英文声明。卢刚在声明中详尽描述了他在美国所遭受的种种不公，特别是指导教授戈尔咨对他的百般刁难。在卢刚笔下，戈尔咨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恃强凌弱、冷酷自私、阴险狡诈。仅仅是因为卢刚研究所得到的某些结论与他的设想不同，就大动肝火地扣发卢刚的论文并千方百计阻挠卢刚如期毕业，为此甚至故意不按规定事先通知卢刚口试时间，并且只给卢刚一分钟的准备时间。由此可见，戈尔咨应对卢刚不能顺利通过口试负有直接责任。紧接着，戈尔咨又在求职推荐信上大动手脚，造成卢刚求职失败。他还迫使卢刚为他工作长达几个月之久，却不发给卢刚一分钱的薪水。与此同时，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山林华却一路顺畅，教授们纷纷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罗伯特∙史密斯是新到学校来的，一直都渴望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他得知山林华是个好学生，便说服戈尔咨，让他提早毕业。当然让其他同学很气愤。山林华错过毕业论文手续的截止日期，但是史密斯找到系主任尼柯逊，准许让山林华毕业”。 可见，卢刚对山林华的不满根本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对其通过非常规手段提前毕业的愤怒。事发后卢刚一直寄希望于校方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一纠纷，为此他曾就奖励不公等问题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诉。但是，学校官员的答复令他极为失望。他们非但不为卢刚主持公道，反而 “将我的申诉与证据置之不理，只相信尼柯逊的一面之辞。系、研究院和校方一直在合谋孤立我。” “为了替自己行为辩护，史密斯闭起双眼，指责我研究多元电路分离电场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堂堂高等学府这种种卑鄙行径使卢刚认识到爱荷华大学上下沆瀣一气，毫无公正可言。“若没有校方的掩盖与撑腰，上述人士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发生。”
至此，卢刚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渠道已被官方彻底堵死。摆在卢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忍耐或抗争。在不得已之下，倔强的卢刚最终选择了以死相抗。卢刚承认这并非最佳解决方案，但对于“一生正直不阿，最讨厌溜须拍马的小人和自以为是的赃官”的卢刚来说，他已经别无选择。“我感到很遗憾，我不得不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爱大校方应对这次不幸的结果负责任。如果校方能按照纳税人、缴学费的人和资金提供机构的意向，及时采取积极的行动，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我已将我的事业孤注一掷，爱大仍尽力为尼柯逊在DCS荣誉奖方面作辩护。”在叙述了事情原委的同时，卢刚还明确指出他不惜与对手玉石俱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正、对抗强权：“我认为个人有拥有枪械的权利。…… 就是今天，个人保护自己不受邪恶组织与司法系统的欺负，惟一可行办法还是拥有枪支。个人拥有枪支使得人人平等，不论他或她是何许人物。这也使得个人能够对抗像黑手党或“肮脏的大学行政人员”这类的组织。但是，一般个人无论就政治或经济财力而言，在对抗巨大组织时都是太弱了。像周丰珍博士在联邦法院告爱荷华大学性别歧视胜诉的例子实不多见…… 这让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小人物是得不到正义的。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让这个世界成为更好的生活的地方。”一个正直善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不畏强权、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卢刚跃然纸上。当然，人无完人，卢刚身上也许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没有象被杀的人那样溜须拍马、伤天害理、欺压弱者、毁人前程，他甚至不屑于以阿谀奉迎来换取功名利禄。他更没有滥杀无辜，而是恩怨分明地将仇恨完全指向直接当事人。因此，在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上，卢刚无疑是无辜的受害者，被杀者则是社会不公的制造者与维护者。就事论事，真理和公正明显是在卢刚一方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卢刚射向恶者的每一颗子弹都是弱势个体对阶级压迫与种族压迫顽强不屈的抵抗，属于李敖所说的“一个人的革命”。怪不得一个网名为审判官的网友说“猪狗不如的人，该杀！引以为戒，这个社会才会变得不是那么邪恶。混蛋、蠢货和有受虐倾向的奴才肯定不会高兴，不然他以后如何虐人和受虐。”许教授不去谴责有权有势的压迫者，反而对无权无势的反抗者如此苛求，岂不怕有助纣为虐之嫌？
若要公正评价卢刚，绝对不能脱离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我本人对卢刚的认识随着我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加深而经历了从批判谴责到同情理解再到仰慕崇拜的变化过程。西方的社会制度与教育体系赋予大学教授太多权力，却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教授们在实际上拥有主宰学生命运的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致手下的博士生于绝境。卢刚所遭遇的不公直至今日在美加等国大学仍是极为普遍的，对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毫不讳言。2015年《明尼苏达日报》发文称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在求学期间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欺凌，这些欺凌主要来自导师、同学与系里。以明尼苏达大学为例，19.2% 的学生曾遭受欺凌,16.2% 的学生曾见证过欺凌。该校研究生Nathan Clough认为美国没有任何机制保护在校学生免受欺凌。美国学生被欺辱时尚且如此无奈，作为更弱势的外国留学生就更感绝望了。卢刚死后，美国黑人学生约翰逊为卢刚打抱不平道“我认为物理系太刁难他了。他们确实如此。”凡是领教过西方式“民主”“自由”“人权”的人都会承认，爱荷华大学的所做所为正是西方社会对待卢刚这种恃才傲物、拒绝拍白人马屁的“不识时务”者的惯用伎俩。而且，西方人不懂适可而止的道理，他们往往欺人太甚，动辄将人逼上绝路。卢刚选择以暴抗暴，可以说为很多有类似遭遇的中国留学生出了一口恶气。所以才会有人在网上留言：卢刚万岁！
面对六死一伤的人间惨剧，爱荷华大学新上任的物理系主任配恩仍坚持认为,系、院和校方对卢刚的处理是完全公平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任何教训可言”。难怪美国大学校园枪杀案至今不断，近日密苏里大学又相继传出非裔学生遭受欺凌的消息，西方人的反思能力与西方社会的纠错能力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对于如此惨烈的案例，许教授也同样“不为之所动”，因为“相对于数以千万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那些事件仍然是小小概率事件”。当然，从杀人事件发生的次数和频率来看，卢刚事件的确是个案，但是曾经有过杀人念头的绝对不是少数，只是最终将这种想法勇敢付诸实践的是极少数而已。绝大多数人则选择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了生存，沉默的大多数都极力讨好掌权的施虐者从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与此同时又无时不刻不在寻找各种机会以极其巧妙的方式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屈辱肆意发泄到比自己更无力的弱者身上。这种向下转嫁屈辱的方式就像瘟疫一样在西方社会蔓延，造就了校园中与社会上数不胜数的心理变态者。中国留学生甚至在网上公布了各大学各专业变态教授的列表，以供新生申请学校时参考。这些陆续出笼的变态导师种种令人发指的丑行，证明了卢刚当年所言不虚。也许卢刚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如果他当年选择隐忍，以卢刚的刚烈性格，在被长久地压抑之后，很有可能成为又一个变态狂。是杀死强权的施暴者还是转而凌辱无辜的更弱者，这就是卢刚的选择不同于众多凡夫俗子之处。也许聪明而又清高的卢刚已经清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选择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贵气节，他的死重于泰山。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为卢刚翻案的作品频频面世的重要社会原因，除了陈士争的《暗物质》以外，还有黄蓓佳的《派克式左轮》、刘予建的《万圣悲魂》、尼罗河的《卢刚，追求公平的悲剧》以及Minjie的《当我复仇的时候，他们将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刘予建在谈到卢刚事件时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除了卢刚本身的因素之外，他周围的环境是促使他杀人的直接因素。” 纽约州立大学博士生E在《为卢刚说几句公道话》中也说“这是一次偶然之中的必然事件，是诸多问题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美国社会中的压力“就像一个无形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围绕在每个人身边。……这样的生活，可谓是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卢刚没有杀人也没有死掉,如果卢刚能重新再活一次，…… 他也许不会选择出国这条艰辛的道路。”只要细心对比一下出国时间较长的海外华人身上所发生的那些微妙变化，就很容易发现，建立在自私、贪婪与残酷竞争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压抑人性中最美好一面的同时，却将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渐渐地诱发了出来。
接下来我再谈一谈蒋国兵事件。许教授虽与蒋国兵素昧平生并自称“手头上关于蒋国兵自杀的资料不多”，但仍凭空对蒋国兵其人其死妄下断语，说他“缺乏创造力”，只是“一个知识储罐”。不知许教授据何得出如此结论? 多伦多大学教授M. Kawaji显然不同意许教授的说法，他认为蒋国兵是一个专业上非常优秀的人才。那些与蒋国兵朝夕相处的同学朋友亦对他评价甚高，全都认同他的卓越才华与道德境界。他在普度大学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他是我认识的人中少有的具备solid integrity 的人。真正的正直。” 朋友王铁则说“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非常 非常好的人。……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有原则。” 另一个朋友王标也说蒋国兵“在谈话中说的哲理方面的东西比较多，也比较深刻。” 蒋国兵的校友庞海福同样认为“蒋国兵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回忆说“双方在一起聊天时，他认为我们都是俗人，整日为吃穿忙碌，而他谈的哲学和文化科学上的比较多。”他还说蒋国兵“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并且写了不少哲学著作（笔记），是那种典型的科学家类型的人。他整日忧国忧民，爱好世界和平，也总想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社会，但出国后不太得志。”这么多的证人证言难道还不足以推翻许教授毫无根据的一面之词吗？毋庸置疑，蒋国兵是一个才华横溢、有远大理想与高尚情操的优秀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仍不坠青云之志。移民加拿大后，在大多数人都为了生存纷纷转行以求实惠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当初的理想，希望学有所用并力图在专业领域有所发展。但就是这么一个德才兼备的高级人才，在“民主”“自由”的加拿大竟沦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油漆工！如此不公就连某些加拿大主流媒体都看不下去了。2014年CTV报道指出如果加拿大不能消除偏见，让移民学有所用，加拿大在全球的竞争力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必是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国家，必是一个使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国家。即便蒋国兵真的只是一个“知识储罐”，想方设法让这个储罐里的知识充分发挥社会效用才是文明国家的用人之道。试问许教授本人有何创造力？因何能在大学执教？殊不知许教授若不幸来到加拿大，极有可能重蹈蒋国兵的覆辙。
对加拿大国情不甚了了却胆敢妄加评论的许教授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但从加拿大社会现实层面来看，蒋国兵之死凸显了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它折射了移民这个庞大群体在加拿大社会极其艰难的生存窘境及不可承受的生存之重。加拿大政府在世界各地积极招募人才，他们通过种种宣传渠道将加拿大描绘成人间天堂，自然形成应征者如云的场面。移民部通过严格的审核鉴定在众多的申请者中筛选出加国所“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但是，当这些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怀着金榜题名般的喜悦来到加拿大后却被推到低端体力劳动的岗位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23% 的人在移民加拿大后从衣食无忧的成功人士摇身一变成了节衣缩食的穷苦百姓，这不仅造成他们经济上的困境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更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此人间悲剧，加拿大政府及其移民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可否认，这些移民当初被移民部选中是因为加拿大政府认为他们拥有能够振兴国家经济的技能。但是，无数的事实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加拿大并不能学以致用。这不是对加拿大移民部职业技能鉴定的辛辣讽刺吗?
移民在加拿大不能顺利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首先，近年来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正处于极其惨烈的去工业化阶段。由于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作为私人的资本家手里，资本的食利特性决定了资本家采取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润的企业发展策略，而罔顾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对绝大多数西方资本家而言，充分利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是远比开拓创新容易得多的一条致富捷径。于是，西方企业纷纷迁移到中国、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大规模外迁必然导致西方国家就业机会的相应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却每年引进二十几万外国移民，岂不是给本已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哈佛大学经济学家George Borjas与前加拿大统计局高级研究员Abdurrahman Aydemir 也强烈批评政府请来太多移民却又没有足够的工作提供给他们，从而造成诸多社会问题。
科技的创新与进步来源于生产实践并以运用于生产实践为最终目的，缺乏制造业的西方科技早已成为无水之鱼、无本之木。在缺乏高科技产业的加拿大，博士比低学历的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Mahmood Iqbal博士 在《不需要博士，这里是加拿大——博士在一个资源型发达国家暗淡的就业前景》(No PhDs Please: This is Canada: Dismal Employment and Earning Prospects of PhDs in an Advanced Resource Rich Country)一书中分析了造成博士在加拿大就业前景暗淡的三大原因：科研经费短缺导致的研究职位减少、政府及决策部门对于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学术研究的反感、短视与极力回避风险的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科研。不仅加拿大，就连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高科技职位也变得愈益稀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联合会在2015年公布了“研究生的幸福指数与福利报告”，在校园采访了2500名博士和硕士生之后，该调查显示47%的博士生和37%的硕士生因为就业前景黯淡而感到沮丧。Matthew Stremlau博士 在一篇题为《年轻科学家们，到中国去》的文章中称随着研究经费的削减，当科学家已经成为年轻人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号召美国青年科学家去中国寻求发展。这就是蒋国兵所面临的令人绝望的社会大环境，这残酷的现状早已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核物理专业的博士蒋国兵即使有天大的本事在加拿大这个无核国家也难以找到用武之地。
实体经济的消失将西方国家变成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较为单一的经济形态。服务业所需要的是较高的情商与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语言交流能力及客户服务水平，对于智力水平、知识水准、教育程度与创新能力并无太多要求。在这种大背景下，加拿大所有的职位包括工程师、医生、教授等专业性极强的职位也纷纷强调雇员的情商而严重忽视其知识水平与业务能力。但是加拿大政府引进的却多是知识丰富、受过良好教育但高智商低情商的高学历知识型人才，这种供与求之间的矛盾注定了绝大多数移民在加拿大收获的只能是失败的苦果。高智商之上的高情商自然是锦上添花。但是，不分具体情况地一律舍智商而求情商也绝非可取之举。William Whyte在他的畅销书《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批评西方公司以种种名义压制创造力、扼杀专业人才的做法，以至于到了与天才为敌的地步。缺乏硬实力支撑的所谓软实力，就如建在沙土上的空中楼阁一般脆弱不堪。在西方求职所必需的所谓语言交流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非但无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反而会因不擅此道的高学历人士的悲惨境遇使人感觉不到“知识就是力量”，从而造成科技文化后继乏人的局面 ，并将进一步导致西方国家科技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大幅度下滑。
种族歧视是高学历移民就业艰难的又一重要原因，加拿大在使移民学以致用方面在全世界的排名几乎垫底。的确，正如许教授所说“人家那里牛B的人竟然是那么多”，但许教授不知道的是，这些“牛B的人”大都是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对于藏龙卧虎的上百万各国移民来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僧多粥少的就业市场上，加拿大人凭借地主之宜千方百计将移民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在加拿大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求职成功的关键i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这等于是将人生地不熟的移民逼到了绝境。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印度人Sanjay Mavinkurve 来加后也一直失业，他抱怨说“总体上加拿大对移民不友好”。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家Philip Oreopoulos 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向雇主发出几千份求职简历，但当他把简历上的英文名改成印度或中文名后得到的回复率竟然降低了50%。在加拿大被歧视的不止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甚至加拿大的少数民族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个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白人一直找不到工作，她母亲怀疑她就业的障碍是因为她的法文名字。在母亲的建议下，她在简历上将名字改成英文，不久竟顺利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起先我还对她母亲的话将信将疑，至此我才彻底明白加拿大社会对移民及少数民族的歧视之深。Tamsin McMahon 在《为什么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加拿大求职不顺》(Why the World’s Best and Smartest Struggle to Find Jobs in Canada)一文中尖锐指出加拿大必须对移民的悲惨境遇负全责，因为“完全是我们造成了他们的失败”。在见证了无数移民在加拿大的悲惨遭遇后，Saskatchewan大学 的 Kara Somerville 建议，为了保证未来的移民不再在加拿大受苦受穷，必须全面检视移民加拿大的可怕后果，“这实在是意味着改变将加拿大视为一块机遇之地的观念”。毋庸讳言，加拿大政府及其荒谬的移民政策对蒋国兵之死难辞其咎，正如他的妻子卢彩蓉所说是“这张移民纸断送了他的生命”。
如果说蒋国兵是死于怀才不遇的失败者，王庆根则是死于对生活彻底绝望的成功者。两人殊途同归，均以生命为代价向世人宣告了西方社会人生的虚无与无望：失败者固然悲惨，成功者又何乐之有？作为名牌大学的博士与年薪高达六位数的大公司首席工程师，王庆根无疑是美国社会公认的成功者。就连许教授也不否认王庆根“的确有过人之处”，并承认“ 他本来的专长与兴趣都在化学研究这方面，并且获得了美国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如果他能够倾注一生心血在化学领域里研究，一定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化学天才，“竟然把自己研究与工作的方向改换为自己并不特别喜欢，也并不特别擅长的计算机专业，结果可想而知，…… 王庆根的工作压力自然十分巨大，获得成就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终于在失望、焦虑、伴随着失眠中，最后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我以为这是他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许教授也承认改换专业对王庆根的事业发展与身心健康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他自杀身亡。那么，王庆根为什么在获得美国顶级名校的博士学位后选择转换专业呢？对西方社会缺乏了解的许教授只好再度付诸于丰富的想象力，他认为王庆根“嫌化学研究获利不大，不能够像当时的计算机专业那样来钱多而且赚钱快”。
真的是这样吗？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知识、才华、创造力、社会需求、顶级名校的博士学位等等，都不是就业的可靠保障。要想在西方找到工作，必须适应被大资本家所操控的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规划，西方国家的博士市场早已供过于求。2011年Bethany Halford在美国化学会会刊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上发文称美国化学博士过剩，大多数化学博士根本不可能找到专业工作。西方社会异常残酷的生存竞争使得人们在择业时根本无暇顾及个人兴趣与特长，为了避免失业的厄运，王庆根不得不转学当时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一位中国网友对王庆根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好端端学化学的，因为工作不好找，转行主计算机，人才浪费了，人生也就暗淡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出国的硕士、博士中象王庆根一样被迫改换专业的比例非常之高，而留在国内的硕士、博士则多在本专业发展且大都有所成就。这充分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状况为人才的自由发展与才华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机遇与条件。王庆根的中学——海安中学副校长王大庆也说王庆根学计算机是 一着很差也很无奈的棋。他认为王庆根在美国丢掉专长和爱好很可惜，不如在国内搞专长。南京大学化学系沈教授得知王庆根的死讯后感叹道“如果当初没有出国就好了，多么优秀的人才。”海安中学校长吕健也说“中国人还是在自己的国家谋求发展比较好，有文化认同感。”他经常接触一些美国校友，感觉他们普遍灰头土脑，从言谈举止能看出压力很大。
在美国的网络上，与王庆根同病相怜的网友们大多认为王庆根是一个“在巨大压力下艰难求生的好人”，并将其自杀的另一原因归因于工作压力过大。美国一家半导体公司的信息系统负责人吴简清更是明确指出王庆根“对工作非常努力、认真、仔细，但是面对老板的压力，不敢说不，生生被逼死了，不胜唏嘘！” 美国生活压力之大是非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 Robert Pearl博士在《美国人的压力：原因与代价》（Stress in American: the Causes and Costs）一文中说工作、财政、家庭是美国人压力的主要来源，大多数美国人的压力超过健康水平，其中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感到压力极大。如此巨大的压力不仅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大幅度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给美国工业界造成每年高达3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美国，象王庆根这样的精英分子都活在为生存而战的惶恐不安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一个名叫外国更幸福：为什么你的爱情与生活在美国以外会更美满（Happier Abroad: Why You Will Have A Better Love and Life Beyond America）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宣传与美国的真实生活》（Proporganda VS. Real Life in America）称美国政府、媒体与文化机构不断将美国打造成一个机遇与自由之地，但他们只是有选择性地大肆渲染极少数幸运的成功者，而绝口不提绝大多数失败者。美国的现实是，只有大资本家、体育明星、影星等极少数人能够实现美国梦，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则生活艰难，他们为了支付没完没了的账单把自己作为奴隶卖给资本家。美国的生活不仅充满压力、枯燥乏味，而且愚昧头脑、麻木心灵。人们整日辛苦劳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精神文化上充实自己，这让那些致力于知识与心灵的人常常感到窒息与压抑。在金钱主宰一切的西方社会，对于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以赚取更多金钱为人生目标的人，这里堪比天堂。对于那些有理想、有追求，渴望通过自己的才华与智慧贡献社会的人，这里则无异于地狱。这种可悲的状况造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极高的自杀率，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数据，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自杀率都高于中国，王庆根生前所在公司的副总裁竟也同王庆根一样死于自杀身亡，中西制度与文化的高下低劣在此不证自明。
许教授有幸生活在中国这个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更不可能将心比心，所以也很难理解西方式的寂寞生活对人类幸福危害甚大，反而极力美化西方基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冷漠无情的人际关系。在美国学习工作过七年的刘瑜用“孤魂野鬼”来形容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她说“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具有破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需要通过碰撞来保持。长期的孤单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想法中那个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小，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黑。总之你会担心，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当然，无论刘瑜的观点多么有说服力，只要与西方社会现状相悖，就会被许教授斥之为谬论，并反咬一口说刘瑜有问题。既然许教授对海外华人的痛苦置若罔闻，或许只有洋人的痛苦才能唤醒许教授之类的崇洋者。据统计美国有40%的人感到寂寞难耐，温哥华居民则将寂寞视作生活中最大的问题，英国甚至有人发动了一场试图结束孤单的运动。2013年11月加拿大《环球邮报》称一个叫Shaheen Shivji的妇女 宁愿生活在炸弹横飞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不愿住在美丽宁静的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仅仅是因为一个原因：在加拿大她倍感孤独。可见，西方人并非有意选择孤独，更不享受孤独，而是在无奈之下的被孤独。人是有情感的社会动物，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对于信任感、归属感与安全感等人类健康情感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幸福感与满足感。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人类在相互的交往中寻求安慰、价值和保护”。德国文豪歌德则说“我们是幸福或是不幸，全取决于我们与之相比的是些什么人，所以，最大最大的危险，就莫过于孤身独处了”。大量的医学研究也证明，长期的孤单寂寞不仅导致情绪悲伤抑郁，也使人感到无精打采、疲惫不堪、无法集中注意力，从而严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更甚者还会导致吸毒、酗酒、乱性、早死和自杀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学者Robert Purna则认为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与社会资本，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不仅有助于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互助互惠、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还决定着社会合作的质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着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绩效。他在《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一书中表示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与公民参与的衰落。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厅长Jeremy Hunt 在一次演讲中说“那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几百万被遗忘的人，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环球邮报》将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孤单寂寞称为“文化上的失败”。
在如此大量的证据面前许教授却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坚称所谓“In God We Trust”的孤身独处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西方国家都是基于信仰上帝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国度，因此，平等的思想观念，独立的人格精神，互相不干扰的自由人生态度，就是很正常的”。一口一个人家西方的许教授显然不了解基督教在西方每况愈下的现状：在西欧一座座空空如也的教堂早已成了历史博物馆；在北美就连“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 这样一句传统的祝福语也因政治不正确而被“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 所取代。将一生奉献于上帝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雷莎修女也不能赞同许教授的看法，她从不觉得人们应该将自己孤立起来以专心敬拜上帝。相反，她将孤单寂寞视作西方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明显违背了基督教爱人爱神的基本宗旨。她对西方社会的无情抨击可谓入木三分：“今天西方的最大疾病不是肺结核或麻风病，而是渴望被需要、被爱、被关心。我们能够用药物治愈身体上的疾病，但是唯一能够治愈孤独与绝望的是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因为没有一块面包而死，但是有更多的人死于没有一点爱。西方的贫穷是另一种贫穷——不仅是孤独而且是精神空虚。人们渴望爱正如渴望上帝。” 不知许教授为何要执意美化西方这样一个冷酷到致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无情社会？无知乎？抑或别有用心乎？
许教授认为海外华人之所以不能适应美国社会是因为努力不够，在他天真的想象中，“一个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突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与制度的环境中去生活，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都是正常的，然而美国人的精神不正是克服困难，追求梦想吗？”许教授可能有所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为资本家赚钱做生意，而不是为普通百姓幸福生活而量身订制的国家 ，所以不能适应美国社会的不仅仅是华人。俄裔美国学者Liah Greenfeld在其文化比较学名著《思维、现代性与疯狂：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Mind, Modernity, Mad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Human Experience）一书中说将近50%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感到无法适应这个反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以不幸生于斯长于斯而倍感痛苦！Liah Greenfeld在书中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化所造成的西方人的普遍不幸福感。她的研究表明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忧郁始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由西向东传播。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美国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幸福指数最低的社会，并且认为仅仅依靠药物与心理治疗并不能彻底治愈忧郁症这种疾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疾病”，“首先需要接受治疗的是社会本身”。因此，只有文化的整体变革与制度的总体更新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道。而许教授竟以西方这种需要彻底医治与变更的病态社会为人类楷模，岂不怪哉！
至于许教授文章开头所说的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回国与否的问题，我在《这就是西方的言论自由》及《回不去的故乡——海外“精英”为什么死也不回国》中已有详尽叙述，在此不必浪费笔墨。最后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许教授在文中指责我说“如果以外国也有腐败而否认制度上的优劣，阻止制度的改进，那是荒唐的”。其实，我从未想过阻止中国制度的改进，我之所以热衷于揭示中国精英在西方的悲惨遭遇以及西方社会真象，只是想用事实说明一个极其浅显的道理：西法不可效，西人不足恃。用许教授的话说，如果中国人“选择了美国那样的社会，确实是选择了灾难的人生。” 我与许教授一样大力支持中国加大改革力度，但是中国的改革方向必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卢刚、蒋国兵、王庆根等人的悲剧才不会重演。令我痛心的是，一大批像许教授这样由于对西方无知而导致对西方盲目崇拜的人却试图将中国引向改旗异帜的邪路，而这才是我所真正反对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现居加拿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