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就此文特别请教了在日本工作学习长达十年的张贺先生。他回信说：“趋利避害，人之常情。日本人也是人，绝不是日本人的素质高。而是日本文化的两大核心：神道教和武士道。武士道几近于中国法家，但其水平和实效要劣于法家。日本著名文学家司马辽太郎在早稻田大学有过一个演讲：说日本文化学习中国儒学是错误的，日本文化更近于中国法家文化。这个有案可查。日本上到国家下到普通百姓，都有章可法，有制可循。整个社会认可法制文化。没有人咒骂严格执行法制的人是严刑峻法、残刻少恩。更不会用作法自毙的故事来恐吓勇于作法、执法者。一句话：日本没有阻遏法治的文化土壤。我以为：道德、素质绝不是凭空而来，也绝不是靠学习榜样就可以推而广之的。道生法、法生德。由主义、意识形态而生发出相应的法律、法治规定；由长期遵守执行法律、法治规定而变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即便在没有法治、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仍然遵纪守法。这就是道德，这就是法生德。我的日本指导老师依田憙家先生从事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几十年，其中一个理论就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是：对儒学的有效性进行限定，中国目前不是对儒学进行有效性的限定，反而是在对西学进行有效性的限定。即：所谓反对全盘西化。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反对全盘儒化。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明确指出：吾人最后之觉悟在伦理学。所以当限定儒学的有效性在伦理学。在其他学科当全面清除儒学影响，特别是教育学和史学。”

    大量去过日本或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由衷地说，日本是一个“路不拾遗”的社会。

    他们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日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多数自行车不上锁，晚上连摩托车都放在外面。

    无论是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住完酒店，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走人，不会像大陆住酒店，离开时要查房。

    要是在外面丢了东西，有人捡到会交给警察局，或是找到地址将东西寄回来；在自助加油站，自己加多少油自己放钱进去，从来没有人不付钱加油。

    无论商场，超市，还是自动贩卖机都从来不装所谓钱币识别系统，因为没有人使用假钱；日本人在商业闹市区逛街，手机或钱包就放在牛仔裤后兜上，不会有小偷偷走……。

    这当然不是说日本绝对没有盗窃行为，而是从总本来说，日本是一个堪称“路不拾遗”的社会，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很好。

    为什么日本会“路不拾遗”？人是理性的，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考量，如果说毛时代小偷少，“路不拾遗”是事实，则一定是因为偷东西的成本太大，大到人们不愿偷、不敢偷，觉得是件非常划不来的事，就没有人或是极少人去做了。

    成本考量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日本，日本小偷少，路不拾遗，也是因为偷东西的成本太大，大到人们不愿偷、不敢偷。这个成本主要是法律成本和诚信成本。

    就法律成本而言，日本对盗窃的处罚相当严厉。2012年2月22日，新华社一则报道说，66岁的鹤年正文（音译）在西部城市和歌山一座寺庙偷取一枚10日元的硬币时被捉，一家法庭最初判处他20个月监禁，他上诉到大阪高等法院，声称自己是出于“好玩”，最后获刑1年。

    根据日本法律，盗窃数额较小的，处3年以下徒刑，或者罚款，盗窃罪最重可判10年监禁或处罚款至多50万日元（6000美元）。

    而根据大陆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可见，在日本，盗窃罪的门槛很低，偷盗10日元，约合不到一块钱人民币，竟被判刑一年，显示出日本人对偷盗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中国大陆法律虽然在最重处罚上严于日本，但对小偷小摸行为较为“宽容”，成本很低，偷个自行车什么的，认错退赃，接受行政处罚就没事了，这就使得小偷小摸相对要多。

    相信没有多少日本人会冒着坐一年牢的成本去偷一块钱。要么不偷，要么搞一票大的，可是搞一票大的，被查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虽然不会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被监禁10年，毫无自由，无论处在哪一个年龄段，都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权衡利弊，还是不偷为好。

    再有一点，日本人视捡到他人遗失的财物据为己有为盗窃行为，捡到东西据为己有算“遗失物横领罪”，可处以一年以下徒刑及10万日元以下罚款。

    因为日本人认为，无论主人的财物是放在家中，还是遗失在外面，其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捡到明明知道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和有意偷盗并无二异。

    在日本，从幼儿园开始，就对孩子进行法律教育，告诫学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能碰，即便捡到东西也要主动交到警察署，否则，视为偷盗，是违法行为。

    有了这样严厉的法律，以及从小就接受的教育，日本人往往不敢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将捡到的财物占为己有，为了避免占有之嫌，势必想方设法物归原主，或主动交到警察署，这样做的好处不只是避嫌，还可以获利。

    据日本作家桥本隆则先生介绍，日本对拾金不昧有很详细的奖励制度，拾到财物以后交到警察署的，在一年之内如果失主出现的话，可以获得整个财物的10%的份额，如果失主不出现，可以获得100%的份额。

    日本有位垃圾场的工作人员捡到近两亿日元，马上送到警察署，可楞找不到失主，于是这个垃圾工就合法地拥有了这笔意外之财。

    一面是对偷窃、盗取他人财物严厉惩罚，一面是对归还、保护他人财物大方奖励，这使得日本人不但不愿意偷盗，而且捡了他人财物会主动物归原主。

    我们这些外人，不明白日本社会的法律和习俗，只能感叹日本是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日本人都是活雷锋，超爱拾金不昧，赞叹日本人素质高，自叹国人素质低下。

    其实，素质也是好制度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多读几本书就自然而来，知识越多越坏的例子多的是；更不光喊几嗓子道德喊得出来，更多的是制度约束与鼓励的结果。

    为偷窃成风而苦不堪言，为捡到别人的东西该不该索取报酬而争论不休，不断地回过头去怀念毛时代的“路不拾遗”时，不如开眼向洋，向往一下日本的“路不拾遗”，跟日本人学学如何建立一个“路不拾遗”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