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力来于民力。国家能力的建设必须思考如何利用民力以强壮国力，才能实现强国之梦。那末，国家到底需要哪些能力方可达此目的呢？商鞅认为，国家必须要能生力，能抟力，能杀力。生力，便是开发民力。抟力，便是集聚民力。杀力，便是消耗民力。国家在对民力的开发、集聚和消耗过程中，实现其目的。因此，对这三种能力的锻造和运用便是《商君书》中的国家能力思想。
引言
关于国家能力的专门研究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归国家学派，以斯考切波和米格达尔等为代表，其研究的核心乃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斯考切波将国家定义为“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好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而国家能力体现在这一组织超然于统治阶级的国家自主性上。米格达尔认为“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强国家是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国家，而弱国家则处在能力光谱的低端”。米格达尔列出国家能力的具体表现，并依此作为强国家与弱国家的区别。此外还有新制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流派和角度的国家能力研究，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给出相应的解释。国内对国家能力的专门研究则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是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他们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具体表现在“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其他学者，如时和兴、刘京希等都有相关的研究。众多的流派和定义，本身就说明国家能力的内涵是多面的、丰富的。那么，如何透过这些复杂的思想去把握国家能力的核心呢？笔者认为，国家能力既然是一种“力”，就必然是相互的，就必然包括主体与客体，包括主客之间的关系状态。这个主体当然是国家，客体最关键、最多的便是民众，这种力的状态便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以，上述关于国家能力的思想都绕不过一对核心的关系——国力与民力，而如“渗透”、“提取”、“调控”、“强制”等便是这一关系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国力来源于民力，国之兴衰存亡皆依赖于民力。国家能力的建设必然要紧扣“国力与民力”这一核心议题，研究者都必须思考需要哪些国家能力才能利用民力以强壮国力。实则自有国家始，这样思考与研究一直存在。在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著述中，不乏宝贵的思想资源，《商君书》便是其中之一。其中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思想也正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议题而展开。本文利用书中三大核心概念——生力、抟力、杀力，条贯其强国思想，解析其国家能力建设的精要。
一、 能生力
所谓生力，便是开发民力。斯考切波曾说：“任何国家都要首要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此话不难理解，国家活动的一切能量皆来自于社会。民众是社会的原子，进一步讲，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能量，其实就是汲取民力。但是，此论应当有一个前提，那便是民众有国家所需之力可供汲取。一国之有民，但未必有可用之民力。若一国之民众慵懒、疲敝，则该国之民无力，国家也就无力可取。因此，国家在汲取民力前，必先开发民力，将无力之民变成有力之民。所以，生力乃强壮国力的首要环节，能使民生力便是国家能力建设的第一个重要的能力。
那么，国家到底要开发何种民力呢？开发民力是为了增强国力以振兴国家，因而必先明白兴国之要，“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此时的兴国之要是什么呢？商君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詘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由此观之，此要便是农战，而此力便是产自农业的物力和国之守战的兵力，其来源于民众的劳力和战力。如此时代，实力决定一切，国家与君主的荣辱存亡皆赖一国之力。而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争于国力消耗最甚，必须时刻保障充足的物力与兵力，必须抓紧农战这一要务。而只有民众劳力丰盈，才能开发地力，才会物力充实。只有民众战力充沛，才敢勇于公战，才能兵力强盛。所以，此时必须大力开发民众的劳力与战力。
如何才能使民生出此力呢？要使民生力就必先了解民性。“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他看到正常的人性需求，也知其有欲有恶。同时他认为，人之“欲有六淫，恶有四难”。这些正常的欲望中带有淫邪，如耳欲美声，目欲美色，口欲美味，鼻欲美嗅，身欲舒适，心欲快乐等等。此皆欲望中的淫邪，若民众沉迷于此，则气力耗尽而无劳力。民众所憎恶的事情往往却是国家所需要的，如徭役、战争等等。若民众皆逃避其所厌恶的难事，不敢迎难而上，则越发懒惰、怯弱，难有战力。为此，要杜绝淫邪，增强劳力，行民所难，激发战力。具体来讲，要智民愚之，淫民朴之，怯民勇之，勇民死之。“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所谓书生文弱，自然难以胜任农作的力活。况且，一旦学会识文断字，便易萌生机巧之心，而无意于农事。如此则民众的劳力下降，国家的劳力减少，因而要愚之。淫民朴之。如，“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不能让声乐、技艺等淫邪传到各县，民众就不会听到、看到，精神就不会浮荡，气力才能专一。“朴则生劳而易力”，朴实之民意气不淫而体力充足，肯劳肯干。怯民勇之，勇民死之。贪生怕死命之使然，畏难畏死人之常情。但是，要开发出民众的战力，就必须克服这一特性。“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商君利用人的功利特点，采用以恶止恶、以刑生力的方法，激发怯民的胆量，迫使其勇敢。而对于勇敢之民，用赏赐进一步激励，以致其舍生忘死，生出死力。
如此而来，民众愚而不智，体力充盈，朴而不淫，意气专一，勇而无畏，敢杀敢死，则劳力与战力俱足。在生力这一方面，国家首先要明白国情与民情，知晓国之所兴、主之所尊的凭借。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教育、宣传、刑赏等手段去塑造民众，使其成为于国有用之人，才能生出国家所需之力。《商君书》是要将民众改造成为劳力与战力充沛的人，以保持国内由充足的物力和兵力。这是由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在生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众处在一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状态。因而在这一方面的国家能力建设上，主要锻造国家对民众的改造能力。若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改造民众，则国家能使民生力。能生力之国，才能成为有力之国。
二、能抟力
所谓抟力，便是集聚民力。国家能抟力，便能将民力集聚到国家所需要的事业上来。国家通过对民众的改造，将其变成有力之民。但是如果不对这些力量进行组织、调节、控制，则民力容易分散，难以形成国力而为国所用。“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能抟也。”统治者的大忌便是民众涣散，不服从组织安排。因而，当民力被开发出来后，国家便要积极主动的将其抟聚起来，将这娟娟细流汇成滔滔巨浪。方此，民力聚为国力，形成举国之力。治国者，不但要知兴国之要而生力，而且要为此抟力。尽全国之力于此要务，则国势之兴、大业之图，指日可待。所以，抟力是国家能力建设的第二个重要能力。为了能抟民力于农战这一要务，商君主要采取法势制民，政策规约和刑赏激励三种措施。
法势制民，即国家用法与势制服民众。“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制民”，便是控制、制服民众，使其顺从，不敢犯上。商君认为，帝王想要统治天下就必先制服民众。若民众如飞禽鸟兽般不能顺服，则不能为国所用，根基不稳，因而必须制之。而古之民朴实温厚，今之民机巧伪诈，必须退德用力，方能制之。相较于礼治，法律是一种更强硬、更普适的统治工具，对于有力之民更须以法驭服。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执行是以国家的势力作为保障。商君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会畏服。所以，国家必须要对民众保持一种压制的态势，才能使其畏惧法律。在国强民弱的状态下以法制民方能成功。在制服民众的情况下，国家更容易按照自身的需求去抟力。如此以法势制民，而非仁德教化，乃是大规模、高强度抟力的前提和方式。
政策规约，便是实行重农重战的政策，其核心是“利出一孔，打击无用”。利出一孔，则是功名利禄皆出自农战一处。如此，“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则粟爵粟任，则国富”。民众要发家致富、封官授爵皆依赖于农战。利出多孔，则民力使向多处，便民力分散。利出一孔，则上下作一，力使向一处。全国作一，则能抟全国之力，力抟而强。所谓无用，则主要指技艺、诗书、游说、商贾等行业。此行业之人，不但不能为国生力，而且还会扰乱民心，妨碍国家抟力，因而要打击。“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一旦国家遇有危难，儒生憎恶法度，商人投机取巧，技艺之民也不能为国家出力，皆于农战无益。同时这些人的存在给农战之民以不良的示范效应。“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如此，诗书、技艺、辩慧之人成了规避农战的榜样，民众便弃农战而就其它。久之，则民力涣散不可抟聚，农业日益荒废，兵力衰弱。因而，国家要对其进行彻底的打击，“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除了政策的规约，刑赏也是调节民力的杠杆。“夫人情之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月，则兵无敌矣。”刑赏的依据是人性的功利特点，而君主正是通过这一杠杆驱使民众完成其欲求的事业。同时，刑赏还要有信度和力度。所谓功赏分明，则民能尽力。国家要使刑赏制度如日月般明察，导向才能清晰，民众出力才不迟疑。有力度，则表示要厚刑重赏。务农务战乃国家最苦的事情，民众皆希望能规避。若避农避战的惩罚轻于农战之苦，则民众愿意接受刑罚，而不愿从事农战。因此，必须要厚刑。而一旦在战争中立功，便要重赏，以刺激更多人舍生忘死。结果便是，避农避战者受严刑峻法，而死农死战者授官授爵。
在法势的制服下，民众顺服于国家，在政策的规约下，民众皆事于农战，在刑赏的激励下，民力尽付于农战。如此而来，民力尽抟于农战，农战之事兴矣。能抟力是民力聚为国力的关键能力，其方式便是将所生之民力集聚于兴国之要务。这一过程中，国家要对民力进行引导、组织、调控等，保持国对民的支配关系，掌握民力动向的主导权。因而，抟力能力中最关键的便是国家对民众强大的组织和控制能力。能抟力之国，必是有力之国。
三、能杀力
所谓杀力，便是消耗民力。能杀力是国家的第三种能力，是国家运用民力的最后环节，其关系到国家目的能否最终实现。商君尝言：“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能生力不能杀力，越自攻之国，必削。”“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自此观之，生力、抟力、杀力三者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过程，缺一不可。国家必须能生力、能抟力、能杀力。同时还能发现，商君将民力视作一把双刃剑。若所生之力不能杀，所抟之力不能用，皆会伤及自身，成为自攻之国。为此，必须杀之。
“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弱。”民力被开发出来，就必须要利用起来，否则民众便用该力去追求私利，满足私欲。这样有力之民又将变成软弱之民。“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 力量集聚多了而不能消耗，过剩的劳力与战力无处施展，往往还会萌生虱害、滋长动乱。于民于国皆是如此。若国家富强后不去消耗实力，那么其拥有的战力、财力、物力便滞留国内。兵力不用，则军人懈怠，战力下降。国库积蓄过多，则官吏不思进取，滋生贪腐。农多余粮，则安于享乐，怠于农事。同时，社会游堕、诗书、技艺、商贾等人也开始增加。如此，则国家疲于内外。因此，要及时的消耗国民的战力与物力。“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不能使民存有余粮，不能使其久居富贵。“富者废之以爵”，国家以爵位换取民众之粮财，则无力享乐，不得不继续专注于农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国家富强后，便要及时对外征战，将这些力量释放于敌国，祸乱他处，福及自身。一旦战争启动，国家生力、抟力的机制便能正常运作，而且将所开发、抟聚的劳力、物力和战力消耗掉，达到家不积粟，国不蓄力的状态。这样便可外攻敌国，内除虱害，国家强而又强。
杀力是生力的终结，也是生力的开始。若不能及时杀力，则所生、所抟之力必然会滞结，反噬其己。所以必须及时的杀力，才能保证生力、抟力的进一步循环运作。国家要杀力，必先汲取民力，然后消耗利用。杀力能力主要涉及国家的汲取能力，以及对所汲取民力的运用能力。国家最终的目的要靠杀力来实现，所以不但要能够汲取民力，更要能高效的消化民力。一样东西来于何处，往往决定了其用于何处。《商君书》中所开发、抟聚的是民众的劳力与战力，这也决定了怎样耗用这些民力。开发农战之力，抟力于农战，而农战合一，自然就杀之于战。巧妙的是，此时杀力可收一举三得之效果——杀敌、弱民、强国。这三大目标在这一模式中又是“三位一体”的，杀敌可以弱民，民弱则国强，国强又继续杀敌。对民力的生、抟、杀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能生力、能抟力、能杀力，便成为国家所必须具备的三大能力。这样，一个生农战之力又抟力于农战，最后杀力于战的耕战体制便开始形成。
四、总结
毫无疑问，《商君书》的国家能力建设的思想走的是一条国家中心主义的道路。经过近百年生力、抟力、杀力的锤炼，秦国确实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应的耕战体制也逐步成熟。然而，这一思想有一致命的逻辑，那就是强国必须要弱民，弱民必须要杀力，如此反复。所以终秦之世，杀力最严重的并不是对六国的兼并战争，而发生在统一之后。因为平定六国之后，国土面积、人口、财富、兵力等都达到空前的强盛，必须大量的杀之以保证国强民弱的态势。秦王朝虽短短十五年然事功却十分庞大，发兵五十万攻取两广，征夫五十万南戍五岭，三十万北击匈奴，四十万修筑长城，一百五十万建宫殿、陵墓。单从人口数量来看就超过三百万，而此时的总人口才二千余万，占总量的百分之三十。相应的物力消耗更是严重，徭役本身就需大量物资，且宫室生活穷奢极欲，以至“收秦半之税”，民众财富的一半被收为赋税。当外战减少后，徭役便成为主要的杀力方式。这便是秦之暴政产生的体制逻辑。在这样的体制下生力、抟力、杀力能力越强，国家崩溃的越快。所以，秦王朝虽有此强劲的组织、控制、汲取能力，但仍摆脱不了灭亡的结局。归根结底是这一条极端的国家中心主义道路及与其相应的生力、抟力、杀力体制的失败。在这样的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中，民众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国家与统治者反而成为目的。民众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国家能力的建设便堕落为对民众的驭服能力。结果物极必反，秦王朝在其国家能力最强盛的时候灭亡。贾谊曾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他认为秦之败亡在于统治者不知攻守异势，政道不改，治术不易。的确，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家的这条国家中心主义道路有利于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是一条强国之策。但是从长远来看，其逐渐丧失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忽略了民为邦本。虽然后来者也都是走国家中心主义的道路，但不得不援引儒道来化解法家的阴狠，建立相对温和的生力、抟力、杀力体制。如果此时始皇勒马收鞭，体恤民心，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但是，战争的胜利掩盖了体制的缺陷，统治者的骄狂更助长了这一的弊端，两者一起将这种生力、抟力、杀力的模式推向顶峰。毕竟，很少人会在胜利的时候去质疑自己，会在国家最强的时候去检讨体制。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秦王朝的教训是否就说明《商君书》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思想是错误的呢？当然不是。施密特在论述主权的时候这样认为：“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对非常状态作出决断乃真正意义的决断。”从方法论角度讲，特殊更能说明一般，在非常状态更能洞察事物的真谛。《商君书》正是一部让处在非常状态的西陲弱秦奋而崛起的著作，因而更能从其中洞悉出国家能力建设的精要，窥视到国之兴盛的法门。而这一法门便是关于生力、抟力、杀力的方法论。无论何时，只要国家存在，就需要开发民力，抟聚民力，消耗民力。民众是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国家兴盛必须要能生力、能抟力、能杀力。当然生力、抟力、杀力有不同的方式，因而有不同的生力、抟力、杀力的模式。秦国所建立的耕战体制，就是对民力进行生、抟、杀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而在当今时代，兴国之要已不单是农战，更有工商、金融等等。国民之间不再是一种严重对立的逻辑关系，民众主体地位的凸显，国家服务性质的增强。所以，新时代的国家在生力能力、抟力能力和杀力能力上的建设上也应当转变。国家要开发的不单是民众的劳力和战力，更多的是智力，而生力的方式方法也不再是愚民朴民，更多的是解放生产关系，解放个人。抟力的方式也应更加温和、人性，民力也不能单抟聚于农战，而是农、工、商等行业的合理分配。杀力也不再遵从弱民以强国的理念，在汲取民力上应合理分配国民财富，更需注重高效利用财政资源。这是新时期国家能力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商君书》中国家能力建设思想的当代蕴意。
注（略）
作者简介：
任健峰（1990-），男，汉，四川广元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