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制品，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稀奇，但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一直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中国古文献对古玻璃的称谓有“缪琳琅玕”“颇黎”“药玉”“瓘玉”“璧流离”等。作为最早的人造材料之一，玻璃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随着西汉时期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玻璃制品作为中外交流的物质载体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有学者根据伊拉克出土的玻璃碎片，推测公元前2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始制造玻璃小饰品。大约在公元前16或15世纪，玻璃制品出现在两河流域，稍后埃及也开始生产相似的玻璃制品。罗马帝国时期，玻璃业十分繁盛，在坯芯法、浇注法制造玻璃的基础上，发明了吹制法，切割、雕刻、彩绘、镀膜等技术都进一步提升。在中国，玻璃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西周时期，但真正的玻璃制品出现，大致是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制品一度流行。玻璃器在中国虽受到玉器、陶瓷等影响未发展成主流，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玻璃史上同样备受瞩目。
1987年，在广西合浦县文昌塔70号汉墓出土了一件“弦纹玻璃杯”（见上图），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此杯高5.5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4厘米，经压模成型后，精细抛光，呈半透浅蓝，敛口，弧腹，自腰下内收，小平底，腹部饰三道弦纹，保存完整。合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北部湾东北岸，县城周围68平方公里范围内，地下留存汉墓数万余座，是我国沿海最大的汉墓群。合浦县境内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已发现89座汉墓有玻璃制品，出土的玻璃器种类相当丰富，有杯、碗、盘、璧、珠、环、管、耳珰、鼻塞、龟形器等。
对这些玻璃制品进行的抽样化学分析发现，有7种不同的玻璃化学成分体系，既有来自海外的钠钙玻璃，也有本地自制的铅钡玻璃，尤其是众多的钾硅酸盐玻璃，被认为是继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之后，又一种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古玻璃。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历史，还原了汉代合浦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朝对外贸易繁荣兴盛的局面。
合浦自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郡以来，一直是桂南、粤西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以及汉王朝同东南亚各国往来以及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是汉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兴。唐宋时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带来新的生机。“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有东海丝路和南海丝路之分，其中南海丝路的始发港“乾体港”，即广西的合浦港。
汉武帝曾七次率众到沿海巡视，派员带大量丝绸、黄金等物从合浦乘船到南海诸国和印度东海岸进行贸易。《汉书·地理志》曾记载了这条航线，它的起点为今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先后分别抵达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从夫甘都卢国船行大约2个多月，则抵达黄支国。在黄支国之南，有已不程国，这是当时中国船队到达最远的地方。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中国精美的丝织品、优质的金属制品大量输出西方的同时，西方的玻璃制品也通过海上商路进入我国，并被视为珍宝。《汉书·地理志》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可见玻璃是当时从海外输入货物之大宗。据晋代僧人法显著《佛国记》记载，从公元3世纪到7世纪前半期，南亚、东南亚多国和大秦（罗马帝国）多次派使节前来中国朝贡贸易，输入的物品当中就有玻璃器。外来玻璃器和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对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器形的演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从欧洲西部经过地中海、波斯湾、红海等地到达印度、东南亚、中国南部、韩国、日本等地的贸易线路，连接成一个庞大的贸易体。近年来东南亚等地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青铜器、陶瓷和玻璃器等，其中，来自中国的器物很大一部分都是汉代的风格。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大多属于钾硅酸盐玻璃系统，这是印度、东南亚以及我国华南和西南等地特有的一种玻璃系统。此件“弦纹玻璃杯”也属于这一系统，其杯身凸弦纹纹饰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陶、铜器上常有出现，在两广的汉代陶、铜器中也常见到，由此推论，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很可能汉代合浦人已经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并利用当地的材料，延续传统器形，烧制出大量不同于西方的国产玻璃，并开始投放中外市场。合浦港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其产品通过南流江水系及广西境内的湘漓水道、红河水道、左右江水道、西江水道等流通到中原、巴蜀、夜郎等地，还通过南海航线流通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逾越千年，曾经的古港虽已湮没，但透过这件西汉弦纹玻璃杯，仍能重现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揭示那段神秘而辉煌的历史篇章。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