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的一生短暂坎坷，小时候经历过铅中毒，因毒品犯罪被逮捕过十几次，两周前（4月12日），在巴尔的摩遭警方拘捕时身亡。他的故事让我想起一段话，说的是美国年轻人的世界，尤其是年轻黑人，被困于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这是一位保守党人士写的，当时他在佛罗里达监狱服刑。

    他写道，“许多年轻人都是法律和社会不公的受害人，他们得不到充分的官方援助，受到过分起诉和报复性判刑。他们是美国教育的失败品，承担不起社会服务和司法公正，也因其被边缘化。数千万生命得不到尊重……这种受到放纵、挥霍和政府冷漠影响的社会风气，让美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说这话的作者是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他曾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巨头，因犯诈骗罪在监狱服刑三年多。布莱克的案子十分复杂，他也发起了强有力的辩护，后陷入美国司法体系被判刑。布莱克（加拿大裔，现加入英国国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撰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司法体系的书和几篇文章，现为一名坚定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布莱克的教训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布莱克附加说，“众所周知，美国人口占全世界的近5%，却囊括了全世界近25%的罪犯和50%的律师。”美国人均监狱人口比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高出很多，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日本。

    布莱克说，检察官胜诉的案件占到95%，而90%的检察官甚至不用开庭，相比之下，加拿大的定罪率为60%，英国为50%。他认为，原因归于控辩交易——政府律师恃强凌弱、威胁恐吓的一套系统。布莱克说，“在其他国家，这是要被吊销律师资格证的。如果有关嫌疑人，在政府的‘悉心教导’下，给不出详细的定罪证据，检察官们就会利用这套系统威胁起诉他们。”

    美国地区法官杰德·拉考夫（Jed Rakoff）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控辩交易的出现，使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与开国元勋们的构想格格不入；与影视作品里的描绘大相径庭；与美国普通百姓的信念更是有霄壤之别。更普遍的是——没有了出庭日，没有了审判，也没有了被告人的权利，检察官们为所欲为。作为大陪审团的一员时，我很快就意识到，起诉只是例行公事地盖章批准，根本不是原来的样子。”

    布莱克还写道，美国监狱旨在以“原始报复”进行惩戒，这也导致犯人刑满释放后，无法融入社会，再次入狱。挪威等欧洲国家的重点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罪犯的救赎和融入社会，这大大降低了累犯率。

    或许是平日观察，或许是个人经历，布莱克称，横在犯人和探亲家属间的玻璃挡板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美国监狱不应该破坏犯人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毫无疑问，家人、爱人和守法的朋友可以帮助犯人稳定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的“犯罪潮”陷美国人民于恐惧中。出于恐惧，美国民众通常反应过激，一些糟糕的立法得以实施。紧接着，大量有关毒品和犯罪的法律给予了警察和检察官过大的权利，相反，被告人则毫无保护和尊严可言。逮捕罪犯的狂热带动了监狱业集团，这批特殊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四处游说，结果当然是——更多罪犯，更多犯罪。

    传统上，英美法系关心被告人权利，而非检方权利，这也使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伟大的英国法律学家威廉姆·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称这一体系为“宁可10名罪犯逃脱，也不能有一人蒙冤”。如今，美国司法体系却离这一核心理念渐行渐远。

          （作者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