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先秦诸子，论外王必言内圣，以大道、内圣外王一以贯之故也——除《汉书·艺文志》中所录诸书皆亡的阴阳家与农家之外，我们从儒、墨、道、法、纵横诸家身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遗憾的是，因为墨家讲内圣修行，今人却将相关章节斥为伪书，梁启超直言：“可不读。”——中国文化之衰微，大道之不行如此，良可叹可也！
赵清文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原载《职大学报》 2009年01期。
摘要：修身思想是墨家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墨家不但认识到修身是立身行事之本，而且阐述了实践、反省等修养的方法以及环境对于修身的作用，并将“天志”作为修身的根本准则。墨家的修身观对于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然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一直有着重视修身，即道德修养的传统。在《墨子》的《修身》、《所染》等篇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尤其是《修身》一篇，是中国现存典籍中最早以“修身”命名的作品之一，对修身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分析墨家的修身观，不但是全面、系统地了解墨家思想体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修身思想及其产生演变的认识。
一
《墨子》的《修身》篇是专门研究道德修养问题的专著，但有人认为，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墨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原因在于，《墨子》书中集中阐述修身问题的《修身》、《所染》等篇并非墨家的作品。
关于《墨子》各篇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然而公开申明《修身》等篇不是墨家作品，是从胡适开始的。他认为：“从《亲士》到《三辨》，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前三篇（指《亲士》、《修身》和《所染》。———引者注。）全无墨家口气”。（1）梁启超亦赞同此说，认为“这三篇非墨家言，纯出伪托，可不读。” (2）这种观点提出之后，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从而成为墨学研究中一个聚讼不断的话题。
主张《修身》等篇非墨家言论者，无非是认为：这几篇作品与墨家思想主旨不合，至少是杂有其他学派的言论，甚至全部是其他学派的口气。持此说者一般都把“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十论”作为墨家的核心思想，与此不符或与其他学派思想相近的观点，便被认为不是墨家的思想。例如，《修身》篇中的“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与《礼记·祭义》中的“战阵无勇为非孝”观点接近，而“丧虽有力，而哀为本焉”与《论语·八佾》中的“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观点类似，因此断定《墨子》书中的这些观点都是儒家的思想，而非墨家的言论。甚至有人认为，从中国学术思想史来看，“修身”是儒家专有的概念，因此断言“修身”等篇是后世儒家所混入的。
事实上，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修身》等篇的内容即可发现，即使承认墨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十论”所表述的各种观点，但这几篇也并非胡适所说的“同是假书”，“内中说的全是儒家的常谈，哪有一句墨家的话”（3）。例如，《修身》篇中的“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显然与“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兼爱”思想是一致的，而儒家思想中则未见类似表述。《亲士》篇中开篇即提出：“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正可印证墨家“尚贤”的主张。退一步讲，即使这几篇中存在与儒家或道家思想类似的言论，也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其他学派的思想错入于《墨子》之书，而非墨家的言论。“夫先秦诸子创立家言，异说纷纭，虽无可纠合，然于立言不同之中尚有其同焉者，意旨乖异之中尚有其近似焉者，讵可援执一二辞句之似，断为错入之条。”（4）先秦时期各家思想，在存在一定分歧的同时也经常具有一些类似的看法，因此，以《修身》等篇中杂有与儒家等其他各家见解类似的观点就认为它们不是墨家的作品，显然过于武断，难以自圆其说。
另外，尽管除《墨子》之外传世文献中关于墨家行迹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从其他典籍中，仍然能够发现墨子及墨家学者发表过与这三篇的思想相一致的言论。例如《吕氏春秋》中有《当染》一篇，其内容和《墨子》中的《所染》几乎完全一致。历史上关于这两篇的争论，往往集中于《墨子》袭自《吕氏春秋》还是《吕氏春秋》袭自《墨子》。这种争论并非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争论结果如何，都无法否认墨子曾经有过“见染丝而叹”的经历，并表达过“染不可不慎”的思想。也就是说，无论《所染》篇的作者是谁，其中所阐述的观点都是符合墨家的思想的。
综上可见，《墨子》中的《修身》、《所染》等篇虽然不一定是墨子本人所撰，还是可以断定是反映墨家思想的。“把它们和《十论》相比较，就可发现其共同性：都是就墨子学说的某一观点加以发挥而写成的论文。”因此这几篇文章“和《十论》一样，都是墨子学说的组成部分。”（5）墨家虽然反对儒家的厚葬、乐教、天命等思想，但在思想观念上并非与儒家完全背道而驰，正如墨子所说，孔子的思想也有合理而不可改变的地方。《墨子·公孟》记载：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可以说，修身思想和仁义等思想一样，都是儒家和墨家共同的主张，重视仁义的墨家同样强调修身，并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和阐述，这与其思想主旨并不违背。
二
既然可以断定《修身》等篇反映了墨家的观点，那么修身思想无疑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说来，《墨子》的修身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修身是立身行事之本。《修身》篇中说：“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应当分清本末，抓住根本，培根固本，“本不固者末必危”，“原浊者流不清”（《墨子·修身》），如果根本不牢固，枝节便无从谈起。墨子告诫人们，一个人如果想使自身更完善，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就应当志向高远、追求道义，而最根本的便是努力修养自身的品性。当有人告诉墨子自己家族中没有学习的传统和风气所以自己才不努力学习时，墨子说：“不然，夫好美者，岂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贵者，岂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子·公孟》）人们看到外在的利益时不管别人是
什么态度自己都是努力去追求，对于作为“天下之大器”的“义”，更应当主动地通过学习和修养去努力获得。因此，墨子对那些打算追求道义而又拒绝别人帮他修养品性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墨子·贵义》）只有通过道德修养，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够真正推行道义。否则，如果打算实行道义而又不愿意进行修养，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实践是修身的根本途径。墨家非常重视实践，把实践作为检验言论和思想的标准。墨子说：“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能够付诸实践的言论和思想就推崇，不能付诸实践的则不推崇，否则就难免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嫌疑了。在道德修养中，墨家将实践作为根本的途径。“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墨子·修身》）实学力行，将自身置于社会实践之中，才能养成良好的品德，并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可。墨家以实践为修身的根本途径，反映在“力命”问题上，就是墨子提出的“非命”思想，对传统观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命定论”进行了反驳。墨子之所以反对“命定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如果大家都奉行命定论，一切行动听从外在必然性的安
排，就会失去主动创造、强力而为的精神，从而不再积极地通过修养来提高自己的内在品质。事实上，墨家学派也正是在艰苦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之中来磨练意志、陶冶品行的。相传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正反映了他们通过积极的实践来锻炼品格、提高境界的做法。
第三，反省是修身的重要方法。在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历来重视反省在修身中的重要意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孔子的弟子曾子也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的名言。此后历代儒家无不表现出对反省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重视。道德归根结底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通过反求诸己的方法反思省察、解剖自己，是深化道德认识、提高道德品质的重要方法。在《墨子》中，虽然没有关于反省、自省等问题的集中论述，但也在不同场合体现出了墨家并不否认反省这一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在墨家学者看来，本人的善行和他人的赞誉都不是凭空拥有的，必然以自身某种内在的品性为基础。无论任何人，想要做出善行或者获得名誉，都应当反省自己是不是具有相应的品质。“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如果不能够反求诸己，所有外在的东西就都是虚妄的。因此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出符合道义的行为或者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也应当从自身找原因，并通过反省提高自己的品质。“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墨子·修身》）如果自己因为品德没有修养好而被别人诋毁，就应当首先进行自我反省；通过反省改正了缺点、提高了品质，怨恨和诋毁自然就消失了。
第四，环境是修身的影响因素。“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荀子》中所说的这个道理，墨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墨子》中的《所染》一篇，就以染丝为例，集中阐述了环境和交往对品德修养和事业成败的重要意义。“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素丝本来都是白色的，由于将它们放入了装有不同染料的染缸中，颜色便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此为喻，墨家认为，人其实也是一样，处于什么环境之中，往往就有了什么样的品性，周围的人和事会对人的品行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作用。因此，一个人为了养成良好的品德，必须谨慎地选择朋友和交往的对象。“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
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墨子·所染》）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与之交往呢？墨家的回答，当然是能够践履墨家道德的人。“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为友。”（《墨子·修身》）墨者往往结成团体一起生活，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切磋、激励，使得道德境界能够更好地提高。
第五，天志是修身的基本法则。墨家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法则，没有法则，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道德修养也是一样，只有确立了法则，才能有基本的法度，不至于漫无目的。在墨家那里，这个法则便是“天志”。“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就像规和矩是工匠衡量方和圆的器具一样，“天志”就是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则。这个基本法则，体现为现实的道德准则，便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兼相爱，交相利”。“曰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必须按照道义行事，必须遵循“兼爱”等道德原则，这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墨子·天志下》）按照道义、“兼爱”等思想来修养自己的品德，也正是顺从天意的表现。同时，墨家认为，“天”还有赏善罚恶的作用。天和人的意志是相通的，如果人做天喜欢的事，天也就会赋予人所追求的东西（如富贵利禄等）作为回应，反之，人如果忤逆天意，天也必然会给他以惩罚。这样，“天”又成为了道德修养的外在约束力量。
三
客观地说，与儒家比起来，墨家的修身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突出，这也正是以往的墨学研究中，修身思想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之所在。然而，正如梁启超在评价墨家思想时所指出的：“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6）墨家思想中“深入人心，至今不坠”的因素，除了梁启超所指出的“肯牺牲自己”的品质本身之外，当然还包括养成此种精神的教化和修养观念。
西汉之后，统治者“独尊儒术”，墨学日渐衰微。然而，由于儒家与墨家修身思想相辅相成，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二者对于中国传统修身观念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方面，墨子曾经学于孔子，尽管墨家不满儒家的厚葬久丧等主张，但不可否认儒家思想在墨家思想的形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同样“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春秋·有度》），同样“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淮南子·主术》），二者具有颇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孔子之后的儒家一边在激烈批判墨家思想中与儒道相悖的部分，一边对其中有利于促进自身学说发展的部分进行着改造吸收。应当说，后世儒家在修养观上重环境熏陶、重躬行践履、重反
求诸己等观念，都或多或少受到墨家的影响。正如唐代儒学大师韩愈所指出：“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读墨子》）
另一方面，作为不同的学派，墨家与儒家在修身思想上毕竟有许多不同之处，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修身观的发展过程中，墨家的一些主张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纠偏的作用。例如，墨家和儒家在道德修养中都重视践行和反省，但二者各有侧重：墨家以践行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儒家对于反省则强调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宋明之后，儒家学者一提到修养问题往往就是“省察克治”、“反身而诚”，最多是提倡道德的知与道德的行应当一致，很少主张在生活实践中，尤其是生产劳动实践中磨练道德意志、提高道德
境界。反省体验的方法在道德修养中固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走到极端，就容易成为槁木死灰般脱离生活实践的冥思苦想，这样做既不利于个人道德品质的磨练和认识的深化，从而造就出一批虚伪的道学先生；也不利于社会道德本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使道德走向保守和僵化。因此，明清之后以习斋一派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实学力行，倡导事上磨练，见理于事，以此纠正宋儒在道德修养问题上“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颜元：《朱子语类评》）的弊端。后世儒者以社会实践来促进道德修养的思路，墨家思想无疑是其前驱。
墨家道德修养思想对于中国传统修养观的形成和塑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然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墨子》中关于道德修养必要性的认识、关于实践磨练、自我反省、环境熏陶等方法的阐述等自不必说，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备受批评的“天志”观念，也并非完全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其基本理念上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墨家重视“天志”，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说，无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借助“天”这一有意志的最高主宰，为“兼爱”等道德准则提供合理性论证；二是借助“天”这一公正而又神明的裁判者，为道德修养提供一种有力的约束力量。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
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7）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宗教影响”在他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中都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墨家提出的“天志”观念，正是顺应了这一点，试图通过强化人们信仰的方式，增强道德修养的自觉。在今天的道德建设中，道德之所以缺乏约束力，人们既缺乏遵循道德的自律，又缺乏修养品德自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有效机制使道德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道德归根结底来说是依靠内心信念来发挥其规范和调节作用的，如果不能以真诚的服膺和认同为前提，它只能成为一种“表面化”的装饰，而不可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用“天”这一超自然的力量来强化人们对道德的认同和遵循意识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他们试图使道德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为道德修养寻找一种具有说服力和约束力的有效手段的基本思路，却是符合道德修养的客观规律的。
参考文献：
（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Ｐ１０８
（２）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１Ｉ卷）ｆ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 Ｐ３２６４
（３）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Ｐ１０５
（４）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Ｐ１０９
（５）詹剑锋：墨子的哲学与科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ＰｉＯ
（６）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１ Ｉ卷）『Ｍ】．北京：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９．Ｐ３２６０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Ｉ卷）ＩＭ 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６５．Ｐ３４９－一Ｐ３５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