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自作者2014年9月12日在云南腾冲一中的演讲稿。柯小刚，字如之，号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

    最近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读经村”的报道为代表，十年“读经运动”和“国学热”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然而，目前围绕读经运动的争论并不健康，其中夹杂有太多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偏见。譬如，有些批判读经运动的分析和报道并不客观，是带有色眼镜看问题，意在扼杀刚刚兴起的文化复兴萌芽。另外，捍卫读经运动的声音也不够理性，甚至带有宗教狂热的色彩，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目前亟须带有同情理解态度的观察和分析，通过总结十年读经运动和民间国学热的得失，从而扬长避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引导民间国学教育走上正轨，乃至为体制内的国学教育带来有益的经验借鉴，实现体制内外传统文化教育的良性互动。

    总体而言，民间的国学教育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其对礼仪教育的重视。所谓“立于礼”：礼的本质含义是学会像人一样生活，建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日常家务、生活自理、扫洒应对和修身成人才是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根据我的个人观察，传统私塾教出来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优势的。相比之下，体制内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和修身教育要差得多，家长和学校一心只关注孩子的应试、升学，不关心孩子的感情能力、为人处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其都与“礼教”的缺失有关系，这也是促使大多数家长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体制教育，转向读经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民间国学教育有很多值得体制内的中小学教育借鉴的地方。

    当然，民间国学教育也有问题，譬如流于形式、作秀式的礼仪教育，过分抬高《弟子规》的意义（有的民间国学机构宣称“弟子规”比全部“四书五经”加起来还重要），或者用一种过分宗教化的形式来推广“孝道”（过分的感情渲染和超出常理的牺牲精神等）、对学生进行过于严厉的管教乃至体罚、恢复一些失去现实意义的繁文缛节等，这都是需要批评和改正的极端倾向。

    读经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不许讲解经义的经文背诵，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读经教育的师资素质良莠不齐。虽然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找了很多理由来论证背诵的重要性，但却无法论证“不许讲解”的合理性。“不许讲解”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背诵的好处很多（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或者说：只有讲解才能促进背诵），而是因为缺乏足够多、足够好的讲经师资。近代以来，对经典的错误、简单化的解释，乃至厚诬圣贤、矮化经典的所谓“经典研究”和“经典解释”确实太多、太嚣张了，以至于无论在学术成果中，还是在媒体报道和中小学课本中，都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读经运动的倡导者相信诵读的声音本身就有魔力，这一点是受到某些宗教的影响。

    对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失望、对圣贤经典的一知半解和对某些宗教信仰方式的借用，这三个因素共同推动了读经运动的形成。

    然而，如此形成的读经运动，其结果却是令人担心的：第一，学生受害。我接触过一些在读经学校背过多年经典的孩子，一方面，他们张口即能背诵经典，令人惊赞；另一方面，他们能背诵却不能引用，因为其根本不知道经文的意思，令人遗憾。更令人遗憾的是，被强迫的大量死记硬背使一些学生对经典形成了恐惧心理和逆反心理，反而违背了读经的初衷；第二，“只许背诵不许讲解”导致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的总体声誉受损。倡导者推广读经的紧迫感、使命感是理应得到善意的理解，不过，“大跃进”、“土法炼钢”式的读经教学法却导致鱼龙混杂的局面。譬如“六字真言”读经法（“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真言）和高额学费让投机分子看到了商机。一夜之间，只要眼睛能认识汉字、喉咙能发出人声的，不管他们原先是杀猪的还是屠狗的，都成了“书院山长”、“国学大师”，教起了国学，摆起了道场。我见过一些读经学生的家长，他们抱怨自己被人骗过很多钱。长此以往，名誉受损的岂止是“读经运动”，而且是往圣先贤和经典本身。

    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读经班陆续招不满学生，一些读经学校陆续倒闭，这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担忧。高兴的是邪气见消，担忧的是青黄不接、正气不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