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朱谦之先生（1899~1972）《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的结论部分。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为写作此书，朱谦之先生共花了40年时间！该书系统地汇集了19世以前中国思想文化西传的有关资料和当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十八世纪中欧文化接触以及中国哲学对耶稣会士、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征引的中外文献达数百种，并且注释详尽，内容广涉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各个方面，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东西文化接触曾经给世界文明以强大的推动。东西文化各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却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同时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对方的影响。在17、18世纪，中国哲学文化曾经给予欧洲思想界以一定的影响。
一
18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成分产生的时期。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哲学里面逐渐形成那正在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反宗教、反封建的理性万能的学说，即所谓理性时代。在我看来，理性时代的思想来源，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中国哲学文化，特别是孔子哲学的传播，为其外来条件。
孔子学说的传人欧洲，以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为媒介。耶稣会士来远东传教以传播科学为手段而以进行殖民主义侵略为目
的，却是，在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况之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初期需要科学技术，所以一时朝野的知识分子同他们殷勤结纳，而不甚信他们的宗教。耶稣会因争取在中国传教，对于中国的祭孔、祭天之礼加以附会曲解，认为并不与神学违背。这便与天主教中其他宗派
发生很严重的“礼仪问题”的争论。耶稣会士为了自己辩护，将中国经典翻译出来寄回本国。关于礼仪问题的争论，从1645至1742年，经百年之久。当时，耶稣会士以外的宗教家，多注意孔子与神学的不同，而在思想家方面，他们则以不同于神学的孔子，作为他们启明运动的旗帜。
初期关于中国的著作，多出于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例如，利玛窦译中国《四书》，金尼阁作《基督教远征中国记》，鲁德照作《中华帝国史》，卫匡国作《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殷铎泽等合著《中国之哲人孔子》，更已经涉及中国哲学了。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具有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来中国，除了课之以传救之外，还课之以作中国研究报告书的义务。他们将考察所得，用书信或论文的形式，编成专书在巴黎发行。其中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卷，1703~1776年《耶稣会士书简集》二十六卷，1776~1841年《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十六册，被称为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引起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至于专就孔子学说的介绍来说，除了利玛窦、金尼阁译《四书》、《五经》为拉丁文以外，重要的有郭纳爵译《大学》，殷铎泽译《中庸》。特别是耶稣会士编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附周易六十四卦及其意义、孔子传，插入孔子画像，上书“国学仲尼，天下先师”。由于这本书，欧洲学者竟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个不同名词联在一起了。此外。为了避免当时严厉的检阅制度，竟有几种是用匿名和无名形式发表的。例如，普庐开的《儒教大观》，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夜(1784年)，以中国为标准提倡新道德与新政治。1788年在伦敦刊行、在巴黎发售的一部伪书《孔子自然法》(巴多明译注)，利用孔子的性善说，来反驳霍布士的性恶说。还有一部名为《中国间谍》的伪书，则简直利用中国的名义来提倡革命了。
二
孔子及其学派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法、德两国。17、18世纪欧洲思想界为反对宗教而主张哲学，故对宗教所认为异端
的孔子、异端的理学，热烈地加以欢迎和提倡，却是由于法、德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这两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大体来说，同在孔子哲学的影响之下，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哲学当作唯物论和无神论来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则把它当作辩证法和观念论来接受。
现在先从法国说起。17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自笛卡儿哲学来的。不过，同在笛卡儿的学派中，一方面有将笛卡儿哲学与正宗的教义相结合的巴斯噶，一方面却有提倡“无神论的社会”的假设的培尔，巴斯噶反对中国。培尔则赞美中国，培尔指出中国思想为无神论，且较斯宾诺莎更为彻底。就中直接继承笛卡儿哲学的马勒伯朗士虽也攻击中国哲学，却明确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唯物论的。他在1703年所写《关于神的存在及其本质：中国哲学者与基督教哲学者的对话》一书中，把中国哲学主张的“理”同基督教主张的“神”严格加以分别。他的结论以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这当然是给当时法国一般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了。
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轰动一时，这一派将无神论、唯物论、自然主义作为论据，崇拜理性，中国是其来源之一。耶稣会土提倡原始孔教，反对宋儒理学；而百科全书派很多是耶稣会中富有反叛精神的人，却起来拥护此异端之“理”，拥护无神论、唯物论与自然主义。固然百科全书派和中国思想接触，不止由于一个媒介，如孟德斯鸠即取材游客的著作，因而对于中国文化便发生不同的看法。却是，如孟德斯鸠在《法意》第二十四卷第十九章也以中国人为无神论者，以为无神论在中国有许多好处。
试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来说明当时法国哲学家的孔子观。首先是霍尔巴赫，他虽为德国人，但他一生寄居巴黎，为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在1773年所著《社会的体系》一书中，他曾举来华耶稣会士所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国现状新志》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等书劝人阅读。他赞美孔子教将政治与道德结合，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书中援引很多中国的理想政治的例子，结论是“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百科全书派的主角狄德罗，他虽不是无条件地赞美中国，但对孔子哲学却有极高的评价。在百科全书代表项目中，有他所写g中国哲学》一项。他讲到中国哲学的简史，从战国前孔子一直到明末，介绍《五经》是中国最初且最神圣的读物，《四书》则为《五经》的注释，对于宋儒的理学叙述较详，但自叹不易决定它究竟是有神论、无神论还是多神论。关于孔子哲学，他举出孔子教的根本概念共有24种格言，以为孔教不谈奇迹，不言灵感，纯粹不脱伦理学、政治学的范围。他认为孔子的道德胜似他的形而上学或自然哲学。他还认为，孔子教义以保存天赋的理性为圣人的特质，以补充天赋的理性为贤人的特质，德治主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以理性判别善恶与真伪，第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尊重理性的精神，是狄德罗和他的周围排列着的百科全书家所同声钦佩的。
伏尔泰是极端赞扬中国文化的欧洲人之一。中国的哲学、道德、政治、科学经他一说，都变成尽美尽善了。依他的意思，中国文化是《圣经》以前的且为《圣经》以外的文化，它跟基督教绝然不同，不说灵魂不灭，不说来世生活。孔子自己也不以神或预言者自命，他不讲神秘，只谈道德，即不将真理与迷信混同。因此，若有孔子和基督对比，则基督教全然为虚伪的、迷信的。 “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伏尔泰反对欧洲对中国传教，以为中国四千年来即已有了最单纯、最好的宗教，即孔教。伏尔泰赞美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这是基督所未曾说到的。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则劝人行善，如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因此，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句。因为崇拜到了极端，伏尔泰在他自己的礼堂里，装饰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 “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教无类”这类话，尤为他所敬服。他还作一诗赞美“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以此暗讥基督教。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是“全盘华化论者”，对于中国的印刷术、陶瓷，养蚕、纺织术、建筑、农业技术等，他认为都有凌驾欧洲之势。关于政治方面．他认为。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关于法律方面，他认为中国非经官厅或御前会议的裁判，虽贱民亦不能处死刑。伏尔泰还在1753年作《中国孤儿》剧本，副题为“五幕孔子的伦理”，宣扬中国道德，以反驳卢梭“文明不是幸福”的中国文化观。
百科全书派显然是将中国理想化了，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流行的歌曲中，唱着“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百科全书派之一巴夫尔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中说，“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为光华灿烂的世界”。至于重农学派的元祖魁奈，号称“欧洲的孔子”，更不消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魁奈自己以及他的直传弟子，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但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重农派以自然法即中国的天理天则代替了上帝的职能，胜利地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例如，《经济表》可称为伟大的科学发明，却是它所根据的是“法国的尚不发达的经济关系，当时在法国，地产起着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所以他们当了封建主义观点的俘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说的封建招牌，我认为就包括了孔子。例如，魁奈的弟子大密拉博，即将《经济表》的伟大业绩放在完成孔子的遗业上。魁奈所著《格言》，是借用了《论语》的表现法。他向法国各州各都市所发关于经济事实的《质问》，是模仿采风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事情。特别是1767年他在《中国专制政治论》中即为中国的合法的专制辩护，以为在中国无论古典的经书与民法等法制无不尊重自然法，所以理性的训练特别发达。他在这本书中还提及《孝经》，以为“题为《孝经》的第五种经典，是成于孔子之手的小册，孔子以孝行为义务中的义务，居道德的第一位，但孔子在此书中说要是反于正义和礼仪，则虽为子没有服从父亲的义务，虽阁臣也没有服从君主的义务”。魁奈一派崇拜中国到了极点，以致以为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的七贤。重农学派尊重中国的结果，致使法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中国习惯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尽管如此，孔子学说在法国，还不算主流，主流是民主思想的传播。正如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中所说：“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更为激进。”因此，合法专制在当时即受了批判，而直接间接借助于中国的民主思想，却形成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之一。
三
再就德国来看。德国受中国哲学影响和法国不同。这是因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在法国是一下子被砸碎的，在德国直到如今还没有被彻底砸碎”。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法国表现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德国表现为辩证法和观念论；法国所见的孔子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德国所见的孔子是辩证法论者、观念论者。先以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导莱布尼茨为例。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大足贡献西方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人，他在1666年开始写作时即注意中国。1687年《中国之哲人孔子》出版，他很受感动，与人书说及“今年在巴黎发行中国哲学者之王孔子的著述”。1690年他在罗马会见由中国返欧的耶稣会士闵明我，8个月的往来，使他深悉中国情形。1697年他用拉丁文出版了一部《中国最近事情》，卷首云：“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他说，欧洲文化的特长是数学，思辨的科学及军事学，然而一说到实践的哲学，则欧人到底不及中国。“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凌驾我们的民族存在，却是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国民族了。”然而，给莱布尼茨最大影响的还是《易经》。1703年4月他从耶稣会士白晋得到邵康节的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惊喜之余，以为它们与他1678年所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相合。实际上莱布尼茨在此以前，1701年当把二元算术的研究送给巴黎学院时，已不忘附载从《易经》六十四卦来解释这数学。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虽以形而上学为其基础，但它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正如列宁说的，“因此，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绝对的)联系的原则”。其最有名的代表作《单子论》，也是在1714年受了中国哲学影响才出版的，这就怪不得他那样狂热地提倡中国学的研究了。
莱布尼茨和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不同。马勒伯朗士以中国哲学为无神论，认为中国哲学的“理”和基督教的“神”不同。相反地，莱布尼茨则主张儒家主张的“理”和基督教的“神”完全相同。他在给法国摄政累蒙的一长信里，即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继莱布尼茨之后将孔子一派思想用德语遍布于大学知识界而收很大效果的是沃尔弗。1721年7月他在哈尔大学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这在德国哲学史上可算一桩大事，同时也对欧洲学者了解孔子哲学起了极大的作用。他在这个讲演中极力赞美儒教，稍带着轻视基督教的倾向，因此便给同大学中虔诚派的正统神学派以攻击的口实。他们提出27条难点来反对他，并运动政府命令他在48小时内离开国境，否则处以绞刑。这么一来，沃尔弗哲学的内容因被压迫反而成为学界争论的中心了。这个争论达20年之久，而当时青年人物绝大多数都站在沃尔弗一边。其结果，他的哲学更为有名了。本来沃尔弗主张孔子哲学和基督教并不冲突，这只算莱布尼茨学说的引申，然而当时德国政府和当局竟认为他的演讲辞近乎无神论，把他驱逐，这一放逐倒使孔子哲学格外得到意料不到的成功。沃尔弗旋即被聘为马堡大学教授，并为学生所热烈欢迎。及至腓特烈二世登基，由于新王本是他的信徒，他就被召回哈尔大学，并任以宫中顾问之职。沃尔弗离哈尔不过十余年，他的哲学竟为普鲁士各大学所采用，以至于支配那个时代了。
康德的本师舒尔兹是沃尔弗的高足弟子，而康德初期著作处处表现出他所受他们两人的影响。固然康德开始了哲学革命，“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却是他保存了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在我看来，二元算术即辩证法思维，和《易经》有密切的关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他们都间接地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黑格尔，曾读过13大本《通鉴纲目》，读过耶稣会教士所搜集的古代中国文献，又读过《玉娇梨》等中国小说的译本。却是，他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与过去西方哲学家一味崇拜中国哲学不同。例如，他说孔子关于道德著作“就像所罗门的格言那种方式，虽然很好，但不是科学的”。
四
最后应该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无论在法国发生的政治革命和在德国产生的哲学革命，本质上都是站在资产阶级哲学上，反对封建，反对中世纪宗教，不同之点，只是前者倾向于唯物论，后者倾向于观念论。以关于孔子哲学的认识而论，前者以孔子近于唯物论和无神论，后者以孔子近于观念论和辩证法。孔子评价虽不相同，而无疑同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来华耶稣会士介绍中国哲学原是为自己宗教的教义辩护的，反而给予反宗教论者以一种武器。这当然不是耶稣会士所能预先料到的。尽管孔子是封建思想家，然而也竟能影响到欧洲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这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所谓东西文化接触是文明世界的强大推动力，以孔子为例，我们可以得到证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