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在上年9月发动的政变，维新夭折了；同样因为这场政变，一场原拟在1898年末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国闹剧，也幸运地中途流产。

                  荒唐的救亡之策

    除了开制度局取代现行各级政府机构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又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洪汝冲的旁敲侧击：“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氏没有对其“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要明了其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还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颇为类似。

    关于“借才”，洪氏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张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

    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说，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关于“联邦”，洪氏则建议：“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氏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此，洪氏即不必提什么拿挪威、瑞典为例谈什么“合为一国”；两国结盟乃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行为，洪氏更不必强调什么“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据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李提摩太在“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走到了一起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李氏《新政策》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李氏的这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建议背后的李氏究竟是何居心，姑且不论，但建议所导致的结果，则必然会使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一度打得火热。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氏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李氏抵达北京后，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鉴于当时英、日已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对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伊藤博文是否直接参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是了解而且赞同的。

●杨深秀劝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之后，中国朝野一度掀起了一股“伊藤热”。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而改为开设“懋勤殿”——懋勤殿虽然只是制度局的变种，但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即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 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其“固结英、美、日本三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绝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乃再正常不过之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般的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的真实内容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于是乎，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氏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氏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具体而言是：1、“四国”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成了泡影。

●英国军舰的可疑行动

    康有为、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等人积极运作“合邦”之时，英、日两国将与俄国开战的传闻也突然流传开来。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王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动军队，预作戒备。袁世凯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初三)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稍后，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的电报，其中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消息。稍后，英、俄开战的谣言亦渐渐得到澄清。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其用意究竟何在？1899年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394号附件《海军中将系摩致海军部》的信函透漏了其中的内幕。西摩向英国海军部报告：

    “参照9月23日我的电报， 我向您报告16、17日(阴历八月初一、初二)我在北戴河晤见了帝国公使窦纳乐，他对我说，事态一般看来似乎是平静的，既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了、帝国的军舰，也不需要舰队作任何特别的处置……因此，我带着舰队出发，作了一个已经呈报了的短程预定巡航，在二十三日回到威海卫。”

    西摩正是在中国塘沽、山海关等地游弋的英舰的统帅。报告透露了两个信息：1、西摩的行动，是在执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命令；2、窦纳乐明确告诉西摩，“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所谓俄国将入侵中国，英、俄即将开战，完全是英方制造的谣言。

    至于为何要制造这种谣言，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说明。但不妨作一推测：1、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运作康党谋划“中英美日大合邦”；2、窦纳乐与李提摩太关系密切；3、英舰主动散播“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4、窦纳乐在政变后保护康有为逃走后，竟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在康成为通缉犯之前，他从未听过康的名字，但是，戊戌年康氏闹到京师无人不知，作为同在京师的英国驻华公使，窦氏显然是在撒谎。由此四点，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推论：英舰的行动，目的在于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中日合邦”的历史遗毒

    康有为惯于异想天开，甲午前夕的“移民巴西再造儒教新中国”，戊戌年的“中英美日大合邦”，都是展示其天马行空的政治幼稚病的完美案例。但与“移民巴西”不同，康氏“合邦”提案既有历史渊源，更留下了极严重的历史遗毒。

●历史渊源：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合邦”一词，其实来自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 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森本解释自己提倡“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显然是受了森本此书的影响。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氏赞美原本说：“阅日本森本丹芳(藤吉)《大东合部论》十四篇……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但批评梁氏的删改本：“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梁启超与蔡元培绝非卖国之人，二人均对森本的著作不吝赞美，肯定有他的道理，考虑到森本本人思想极为驳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东洋主义混而有之，森本此书主观上并无不是为了便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也是可以肯定的，也唯如此，才可能让梁、蔡二人认同此书。

    但世事的逻辑，往往客观结局与主观意愿是完全相反的。1896年，日本在朝鲜正式上演“合邦”闹剧，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王后闵妃被杀，此后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终于得以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此一情形，与戊戌年康党谋划的“合邦”计划，何等相似。

●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

    “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了“合邦”，还翻出了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造成五四运动。这年9月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

    “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伟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由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5月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结束语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是否中肯，不妨见仁见智。笔者亦有一种“见仁见智”——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背后即有恐公开审讯引出“外国干涉”的隐忧。慈禧对“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断为光绪不惜借外力与其争权，故而在1899年有废除光绪的计划；这一计划却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与戊戌年的这条线索显然有密切联系。

    后事姑且不论，1899年，中日没有合邦，已实乃莫大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