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清王朝自康熙（1662－1722在位）以后经雍、乾、嘉、道历四帝一百十七年，积衰之势已成。风雨欲来，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层尚昏蒙未觉，而有识之士已有深度的危机感。此年，林则徐赴虎门禁烟，北京广东之间，函件频仍。龚自珍（1792－1841）则于北京辞官南归杭州，感时而作《己亥杂诗》，先后成诗三百余首，哀民生，刺暴吏，吁天公，礼《法华》，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不久竟忧愤以终。这一年，曾国藩二十九岁，居湖南湘乡乡里。正月，乡里痘症大行，其十岁之妹、十五月之子皆染痘殇。四月，曾国藩离家至衡阳，此为曾国藩先世之祖籍，亦为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之故里。六月，至耒阳谒杜工部祠堂。八月出邵阳，此为当时正活动于外的湖南经世学者魏源之家乡，复入陕西蓝田，十月归。十一月初二，子纪泽生，是日启程北上入京赴职，家人送至长沙，至汉口遇大雪，遂滞留度岁。家事国事天下事，纷纭而来，是岁始记日记，名“过隙影”，感觉时间之流逝变迁，失所怙恃，茫无所归。次年年初入京，已为道光庚子（1840），任翰林院庶吉士小官，乃正式踏入仕途。六月又复患大病，病热危剧，几不救，得朋友守护，八月病势始减。是年七月湘学大师唐鉴（1778－1861）到京任太常寺卿，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在唐鉴的熏陶影响下，前后数年之间，曾国藩之学一变，一生之思想实奠基于此。曾国藩本人自记：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送唐先生南归序》）

    考曾国藩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1834）入京参加会试，始好昌黎古文，粗知桐城派文章，为其接触文学之始。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1836）出京还乡，过金陵时贷金购廿三史，为其接触史学之始。而于三十岁（1840）从学唐鉴，于湘学传统中接受程朱理学，乃为其接触哲学之始。唐鉴之生平与为学大概，具见《清史稿·儒林传》，略云：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嘉庆十七年进士。累擢至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何桂珍等皆从鉴考德问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

    可见唐鉴之思想结构。曾国藩于此内外并困、身心交瘁之际，得遇唐鉴之学，不啻开一新境。早年所从事的各种学问，探得其根，乃判然各归其所。

    辛丑（1841）七月曾国藩日记：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曾国藩所记之语看似散碎，实唐鉴一生之思想结构，尽发于此。唐鉴为曾国藩分判天下学问，将天下学问归结为义理，将义理归结为反身戒欺，于时间则从《朱子全书》（宋）上出至《易》（先秦）。数语将唐鉴当时所能见到的也是曾国藩所能见到的各种思想，划一轮廓，试挈其纲领如下：

    此即曾国藩一生思想变化的基础，也是他一生文学思想变化的基础。对曾国藩一生评价的是是非非，均需溯及于此。唐鉴提出此纲领，非偶然。曾国藩接收此纲领，亦非偶然。此一分判，与当时长江流域之学术背景息息相关。考清代学术萃于长江流域，下游今安徽、江苏两省，尤集一时之盛。康熙、乾隆之际学术变化后，至曾国藩之时，已有汉学、桐城派、常州今文学之异，彼此矛盾已深。汉学精尚考据，远出明末清初之顾炎武，经阎若璩、胡渭至乾嘉大盛，复有惠栋（1697－1758）吴派与戴震（1723－1777）皖派之别，此派观点至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扶持之，遂成为清代正统学术。其学集中于东汉一代之经学，上不及西汉先秦，下鄙薄宋学为不足道。方法以语言研究为主，究及一名一物之细，虽对整理古代文献有贡献，终不免知“小学”而不知“大学”之讥。桐城之学，出明末之唐宋派古文，经归有光至清初方苞、刘大，而实创于姚鼐（1732－1815），其时稍后于惠栋、戴震，故其学以义理、辞章、考据分判学问，以考据一门将汉学囊括于内。以为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辞章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所编集之《古文辞类纂》影响一时。虽然姚鼐已将文学流派上升为哲学流派，其学终以文章为主，弟子所重视亦为其文学成就。常州之学，始于庄存与（1719－1788），至其外孙刘逢禄发挥之，不满汉学之埋头故纸，入而不出，更上溯西汉，以《公羊》之微言大义说《春秋》，有强烈关心政治的倾向。三派纷争对立，龚自珍终未从学其名重天下的外祖父段玉裁，而从学于刘逢禄为常州派弟子，可睹风气之变。嘉庆二十三年（1818），惠氏弟子江藩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常州弟子龚自珍以“十不安”遣书规之，姚鼐弟子方东树更于宋学立场撰写《汉学商兑》三卷（道光丙戌，1826）攻之，此起彼伏。然而除安徽、江苏两省之外，上游更有湖湘之学。

    远在宋时，湖湘即有理学家朱熹、张讲学其地。明清之际，更有王船山独树一帜。船山之民族思想虽久抑不扬，而岳麓书院传统却延续未绝。道光间，湖南士大夫集团之成员贺长龄、陶澍、唐鉴、魏源等对政治学术都有一定影响。道光六年－七年（1826－1827）贺长龄延请魏源（1794－1857）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既为时代所需，亦隐然树一与下游汉学对立的标识。贺长龄、陶澍之密友唐鉴入京后著成《学案小识》，更有不满《汉学师承记》之意。二书相辅以观，恰可见湘学传统中人于内外两方面之主张。魏源本人与龚自珍同出刘逢禄门下，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与总督陶澍有密切合作关系，又见湘学的经世主义与常州之学的相应处。道光庚子（1840）前后，在京的常州学者风流云散。唐鉴此时到京为一重镇，自然成了新的学术中心。曾国藩早年肆业于岳麓书院，早已受湘学的潜在影响，在此动荡之际接受唐鉴之学，毫不足怪。对照此学术背景，唐鉴所树之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者，辞章括桐城、考据括汉学，经济括常州，而以义理反身归束为湘学内圣之基，均有其实指，已有综合下游诸学问之志。国藩听唐鉴之分判，闻所未闻，早年纷乱之所学，均秩然现其条理，宜其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遇唐鉴之后，即有信给另一位湘学先辈贺长龄以谈其心情：

    国藩以兹内省，早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嘹嘹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镜海先生庶几不欺哉。

    可见曾国藩对往事的愧悔和重走新路的决心，此心情表现于他所作的《杂诗九首》之中，为曾国藩今所存最早的诗歌之一，录三首如下：

    早岁事铅椠，傲兀追前轨。张网挈陬维，登山追岌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 。三公渺如，万金睨如屣 。肠胃郁千奇，不敢矜爪觜。稍待兰蕙滋，烈芬行可喜。岂期挝驽骀，前驱不逾咫。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染丝不成章，桔迁化为枳。壮盛百无能，老苍真可耻。散吾所甘，多是惭毛里。（其一）

    霜落万瓦寒，天高月浩浩。美人在何许，相思心如。我昔觌美人，对面如蓬岛。神光薄轩墀，朱霞荡初晓。彩凤仪丹霄，顾视无凡鸟。意密恩还疏，微诚不敢道。贻我彤管炜，粲兮稀世宝。可怜金屋恩，长门秋草。谣诼日以多，觏闵曾不少。宠眷难再得，蛾眉行衰老。区区保私爱，夜夜视苍昊。（其五）

    谁能烹隽燕，我愿燎桑薪。谁能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南涧萍藻，可以羞鬼神。大才与小版，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其九）

    诗风苍凉遒劲，曾国藩三十岁前后之所思所感，于此一显。第一首追悔少年之狂态，然不有昔时之野，何有今日之从？“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正是日记“过隙影”所为而作。第二首香草美人，望道未见，有屈骚之情。“我昔觌美人，对面如蓬岛”，正合《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憧憬。夜夜视苍昊者，或能成此洁净之象。第三首回到现实，言世若有大材，自己亦必有小版之功用，然斯人何在？”嗟余不足役，岂谓世无人“，包含着对时代、对社会、对自己很深的感慨。观诗之遣词用字，可知曾国藩于《诗经》、《楚辞》、汉魏古诗、杜甫所受的影响，亦隐含着他以后选《十八家诗抄》（1852）时的去取标准。

    曾国藩得遇唐鉴之学后，即定省身日课：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在京日记，1842），录之如下：

一、敬（整齐严肃，无事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议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即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此十二条曾国藩守之终身，亦可见他对人生的初步认识。切问近思以实践之，正为理学之要。然而远观全国形势，1839年至1842年间，中国正经历着鸦片战争的大动荡，此为清代历史的大转折，也为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之一。如考察中西长期以来各种情形之消长变化，发生此次冲突，势所必然。清王朝的长期积衰，使战争历程呈现为一系列趋败的偶然之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这对中国各阶层之人均不啻一个巨大的刺激。三月后，曾国藩戒烟。十月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戒烟标志着曾国藩1839年至1842年转变期之成。一个人能成为自胜者，始可化有力而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