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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曾国藩与唐鉴 
作者:[张文江] 来源:[网友推荐] 2013-05-10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清王朝自康熙(1662-1722在位)以后经雍、乾、嘉、道历四帝一百十七年,积衰之势已成。风雨欲来,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层尚昏蒙未觉,而有识之士已有深度的危机感。此年,林则徐赴虎门禁烟,北京广东之间,函件频仍。龚自珍(1792-1841)则于北京辞官南归杭州,感时而作《己亥杂诗》,先后成诗三百余首,哀民生,刺暴吏,吁天公,礼《法华》,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不久竟忧愤以终。这一年,曾国藩二十九岁,居湖南湘乡乡里。正月,乡里痘症大行,其十岁之妹、十五月之子皆染痘殇。四月,曾国藩离家至衡阳,此为曾国藩先世之祖籍,亦为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之故里。六月,至耒阳谒杜工部祠堂。八月出邵阳,此为当时正活动于外的湖南经世学者魏源之家乡,复入陕西蓝田,十月归。十一月初二,子纪泽生,是日启程北上入京赴职,家人送至长沙,至汉口遇大雪,遂滞留度岁。家事国事天下事,纷纭而来,是岁始记日记,名“过隙影”,感觉时间之流逝变迁,失所怙恃,茫无所归。次年年初入京,已为道光庚子(1840),任翰林院庶吉士小官,乃正式踏入仕途。六月又复患大病,病热危剧,几不救,得朋友守护,八月病势始减。是年七月湘学大师唐鉴(1778-1861)到京任太常寺卿,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在唐鉴的熏陶影响下,前后数年之间,曾国藩之学一变,一生之思想实奠基于此。曾国藩本人自记: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送唐先生南归序》)

    考曾国藩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1834)入京参加会试,始好昌黎古文,粗知桐城派文章,为其接触文学之始。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1836)出京还乡,过金陵时贷金购廿三史,为其接触史学之始。而于三十岁(1840)从学唐鉴,于湘学传统中接受程朱理学,乃为其接触哲学之始。唐鉴之生平与为学大概,具见《清史稿·儒林传》,略云: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嘉庆十七年进士。累擢至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何桂珍等皆从鉴考德问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

    可见唐鉴之思想结构。曾国藩于此内外并困、身心交瘁之际,得遇唐鉴之学,不啻开一新境。早年所从事的各种学问,探得其根,乃判然各归其所。

    辛丑(1841)七月曾国藩日记: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曾国藩所记之语看似散碎,实唐鉴一生之思想结构,尽发于此。唐鉴为曾国藩分判天下学问,将天下学问归结为义理,将义理归结为反身戒欺,于时间则从《朱子全书》(宋)上出至《易》(先秦)。数语将唐鉴当时所能见到的也是曾国藩所能见到的各种思想,划一轮廓,试挈其纲领如下:

    此即曾国藩一生思想变化的基础,也是他一生文学思想变化的基础。对曾国藩一生评价的是是非非,均需溯及于此。唐鉴提出此纲领,非偶然。曾国藩接收此纲领,亦非偶然。此一分判,与当时长江流域之学术背景息息相关。考清代学术萃于长江流域,下游今安徽、江苏两省,尤集一时之盛。康熙、乾隆之际学术变化后,至曾国藩之时,已有汉学、桐城派、常州今文学之异,彼此矛盾已深。汉学精尚考据,远出明末清初之顾炎武,经阎若璩、胡渭至乾嘉大盛,复有惠栋(1697-1758)吴派与戴震(1723-1777)皖派之别,此派观点至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扶持之,遂成为清代正统学术。其学集中于东汉一代之经学,上不及西汉先秦,下鄙薄宋学为不足道。方法以语言研究为主,究及一名一物之细,虽对整理古代文献有贡献,终不免知“小学”而不知“大学”之讥。桐城之学,出明末之唐宋派古文,经归有光至清初方苞、刘大,而实创于姚鼐(1732-1815),其时稍后于惠栋、戴震,故其学以义理、辞章、考据分判学问,以考据一门将汉学囊括于内。以为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辞章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所编集之《古文辞类纂》影响一时。虽然姚鼐已将文学流派上升为哲学流派,其学终以文章为主,弟子所重视亦为其文学成就。常州之学,始于庄存与(1719-1788),至其外孙刘逢禄发挥之,不满汉学之埋头故纸,入而不出,更上溯西汉,以《公羊》之微言大义说《春秋》,有强烈关心政治的倾向。三派纷争对立,龚自珍终未从学其名重天下的外祖父段玉裁,而从学于刘逢禄为常州派弟子,可睹风气之变。嘉庆二十三年(1818),惠氏弟子江藩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常州弟子龚自珍以“十不安”遣书规之,姚鼐弟子方东树更于宋学立场撰写《汉学商兑》三卷(道光丙戌,1826)攻之,此起彼伏。然而除安徽、江苏两省之外,上游更有湖湘之学。

    远在宋时,湖湘即有理学家朱熹、张讲学其地。明清之际,更有王船山独树一帜。船山之民族思想虽久抑不扬,而岳麓书院传统却延续未绝。道光间,湖南士大夫集团之成员贺长龄、陶澍、唐鉴、魏源等对政治学术都有一定影响。道光六年-七年(1826-1827)贺长龄延请魏源(1794-1857)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既为时代所需,亦隐然树一与下游汉学对立的标识。贺长龄、陶澍之密友唐鉴入京后著成《学案小识》,更有不满《汉学师承记》之意。二书相辅以观,恰可见湘学传统中人于内外两方面之主张。魏源本人与龚自珍同出刘逢禄门下,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与总督陶澍有密切合作关系,又见湘学的经世主义与常州之学的相应处。道光庚子(1840)前后,在京的常州学者风流云散。唐鉴此时到京为一重镇,自然成了新的学术中心。曾国藩早年肆业于岳麓书院,早已受湘学的潜在影响,在此动荡之际接受唐鉴之学,毫不足怪。对照此学术背景,唐鉴所树之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者,辞章括桐城、考据括汉学,经济括常州,而以义理反身归束为湘学内圣之基,均有其实指,已有综合下游诸学问之志。国藩听唐鉴之分判,闻所未闻,早年纷乱之所学,均秩然现其条理,宜其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遇唐鉴之后,即有信给另一位湘学先辈贺长龄以谈其心情:

    国藩以兹内省,早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嘹嘹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镜海先生庶几不欺哉。

    可见曾国藩对往事的愧悔和重走新路的决心,此心情表现于他所作的《杂诗九首》之中,为曾国藩今所存最早的诗歌之一,录三首如下:

    早岁事铅椠,傲兀追前轨。张网挈陬维,登山追岌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 。三公渺如,万金睨如屣 。肠胃郁千奇,不敢矜爪觜。稍待兰蕙滋,烈芬行可喜。岂期挝驽骀,前驱不逾咫。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染丝不成章,桔迁化为枳。壮盛百无能,老苍真可耻。散吾所甘,多是惭毛里。(其一)

    霜落万瓦寒,天高月浩浩。美人在何许,相思心如。我昔觌美人,对面如蓬岛。神光薄轩墀,朱霞荡初晓。彩凤仪丹霄,顾视无凡鸟。意密恩还疏,微诚不敢道。贻我彤管炜,粲兮稀世宝。可怜金屋恩,长门秋草。谣诼日以多,觏闵曾不少。宠眷难再得,蛾眉行衰老。区区保私爱,夜夜视苍昊。(其五)

    谁能烹隽燕,我愿燎桑薪。谁能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南涧萍藻,可以羞鬼神。大才与小版,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其九)

    诗风苍凉遒劲,曾国藩三十岁前后之所思所感,于此一显。第一首追悔少年之狂态,然不有昔时之野,何有今日之从?“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正是日记“过隙影”所为而作。第二首香草美人,望道未见,有屈骚之情。“我昔觌美人,对面如蓬岛”,正合《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憧憬。夜夜视苍昊者,或能成此洁净之象。第三首回到现实,言世若有大材,自己亦必有小版之功用,然斯人何在?”嗟余不足役,岂谓世无人“,包含着对时代、对社会、对自己很深的感慨。观诗之遣词用字,可知曾国藩于《诗经》、《楚辞》、汉魏古诗、杜甫所受的影响,亦隐含着他以后选《十八家诗抄》(1852)时的去取标准。

    曾国藩得遇唐鉴之学后,即定省身日课: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在京日记,1842),录之如下:

一、敬(整齐严肃,无事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议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即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此十二条曾国藩守之终身,亦可见他对人生的初步认识。切问近思以实践之,正为理学之要。然而远观全国形势,1839年至1842年间,中国正经历着鸦片战争的大动荡,此为清代历史的大转折,也为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之一。如考察中西长期以来各种情形之消长变化,发生此次冲突,势所必然。清王朝的长期积衰,使战争历程呈现为一系列趋败的偶然之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这对中国各阶层之人均不啻一个巨大的刺激。三月后,曾国藩戒烟。十月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戒烟标志着曾国藩1839年至1842年转变期之成。一个人能成为自胜者,始可化有力而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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