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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缰绳——秦法略谈 
作者:[大秦锐士] 来源:[作者惠寄] 2012-11-25


    秦,是马背上诸侯,用马鞭和缰绳指引国家命运,从周平王伊始一直奔腾到战国初期,西踏戎狄,东抵六国。然而,这个国家终于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内乱,外患,诸侯相卑,不与会盟,秦国被无情地钉在了耻辱柱上。马的缰绳已经无济于事,暴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那么这个国家该走向何方?一切一切的改变,都从那个叫赢渠梁的秦国第一雄主和那个叫卫鞅的法家集大成者遇合的时代开始。

    变法!
 
    法,是什么?中国古谚云:“法平如水”。无独有偶,在古希腊,象征法律精神的正义女神雕像,也隐含着这一理念。法,应该是权衡和平等,象征着裁决和力量,象征着绝对的公正和无私。当然,法的内涵也不仅仅指“公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法基本显现出以下五个特征:

    1.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2.体现国家的意志
    3.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4.由国家强力机关来保证实施
    5.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
 
    李斯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司马迁曰:商君,天资刻薄人也!(刻薄,指商鞅的严刑峻法,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司马迁 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认识)

    苏轼《商鞅论》曰: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稼穑,非商鞅流血刻骨之功也。(典型的文人思想加保守派,完全否认了秦国变法是商鞅的功劳)

    杜甫《述古诗》曰: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典型的抱怨商鞅的刑法过于细致严苛)

    而作为北宋改革家的王安石,则在《商鞅》一诗中大力赞颂了商鞅的诚信和令行禁止: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作为两千年后的现代人,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离开了那个名叫“封建专制”的社会,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上看待历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思想和言论都有时代局限性,如果我们总是站立在本时代的角度上看待过去,而学不会换位思考,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客观认识、学习和借鉴历史。

    商鞅之法,明明白白指向的是战国时代。商鞅再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所能触及的也只是战国的边缘,明朗化战国的形势,让秦国走在战国的前沿。因此,这样的法律的制定,必然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如果后人始终断章取义地看待战时秦法的“严苛”,就未免太有失公允了。

    “由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对于这句话,我们不应该选择性失明。

    法,在战国的社会背景下,终究以法家成熟的理论和秦国各代君主官吏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而成为秦国新的国家缰绳,指引着这个国家开辟富强的新天地。

    因此,本文将着力于秦法的论述,主要内容为笔者阅读有关秦法的各类史料后的所感所想,希望各位读者喜欢。

    ——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两千年的风云变幻,带走了无数时代的痕迹,但是后人对商鞅的评述却始终没有停止。支持者盛赞之,反对者唾骂之,实践者借鉴之,理论者怀疑之。和商鞅相比,秦孝公更聪慧地隐匿在幕后,既显示了他的大谋无痕,又将后人的口水全部抛给了商鞅。因此,秦人只知商君之法,而不知国君之诏令,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舞台上的演员,总是更容易被人指指戳戳。因而秦惠文王的政治团队很容易给商鞅捏造了一个“造反”的罪名,将其一举车裂。商鞅最后连血与肉都奉献给了秦国的变法。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认为秦孝公阴险,将风险都抛给了商鞅,而自己却置身事外,商鞅是他变法的棋子。但是我们不妨细究,其实在秦国沦落为山东六国眼中的老穷国的时候,就已经为秦国的政治团体指明了方向,这个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实现“秦国富强,大出天下”这个目标的棋子。天命星相从来不会从来不会怜悯弱者,要实现老子的预言,还是要依靠人事努力。商鞅是法家彻头彻尾的实践者,他来到秦国,就必然成为秦国变法的棋子;秦孝公举国托于卫鞅,甘愿退居幕后,从而以一己之力扫清变法阻力,用国君的身份更好地威慑保守势力,成为商鞅变法架桥铺路的棋子。

    商鞅变法完成,这也意味着商鞅的政治使命已经完成。

    秦国变法的宗旨是要让秦国之路越走越宽,最后大出天下,那么秦惠文王作为后继之主,就必然要拓展自己的政治道路。这样的拓展,是新生力量的要求,而非商鞅这样的“先王重臣”所能完成的。商鞅再有改革的激进思想,新生政治集团依旧很难容纳,他们总是固执地认为,那些老臣就像是唠叨的长辈,和他们共事,就如同骨鲠在喉,要有所发展创新,更是免谈。“代沟”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自古存在。秦惠文王对于商鞅,总是一种敬而远之甚至是奉若君父的神圣感,一如闻仲之于商纣王,吕不韦之于秦始皇,或者范增之于项羽(那三位“亚夫”的结局可都不怎样)。那么此时的商鞅,就不再是政治的促进力量,而反而成为了新生代施展抱负的严重阻碍。其现实反映,就是嬴驷用“造反”罪名扫除了商鞅这颗失去用处的棋子,而又借助这颗老棋子顺利铲除了秦国变法的内部敌人——老世族,从而让自己成功上位,成为新的棋子。
 
    综上所述,商鞅之死的问题,属于新旧上层政治集团的博弈,并不能用“规范庶民和官吏行为”的秦法来解释。后来秦王政铲除吕不韦和嫪毐政治集团的行为也与此类似。因此,关于商鞅之死和秦国后期其他政治集团博弈的问题,不会在正文中另外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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