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西方文化中那样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吗？

    答曰：有，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经”——中国轻重之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那些能够垂范千古的著作称为经；正是这些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其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能经受时间的风雨，历久而弥新。

    除了代表周代文化元典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存在着经，比如医学中的《黄帝内经》、数学中的《九章算术》等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经，这就是轻重之术，其核心经典保存在《管子》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之中。

    《管子》是先秦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管子》一书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黄老学代表作。

    什么叫“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东周时期，百家争鸣，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百家又被重新整合了起来，这就是黄老学，时人也称为道家。请注意，这里说的道家与后来的道教十分不同。

    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年）曾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学识渊博，熟悉当时的学术生态。他在《论六家要旨》用简明地语言阐述了黄老之学是如何集成百家的。他指出道家的特点是能够让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从而使万物丰足。道家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的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因此，作为公认的黄老学经典，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经”——轻重之术保存在《管子》中也就不令人奇怪了；黄老学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如果在其中没有政治经济学，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学以势不可挡地涌入中国以来，中国学界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学术切割中国本土学术，结果中国本土学术都成了死的历史文物，从国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礼义之学到中国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都是这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方朝晖教授多次指出，忽视东西学术思维方法和内在理路上的根本差异会带来严重的恶果，不仅不能引入西学，还会糟蹋掉中学，使中国本土学术成为与现实无关的“空中楼阁”。他比较了中西学术的重要不同之处后指出：“中国古代学术有‘以学治天下’的传统，而西方社会科学没有此一传统，忽视这一事实是一系列错误产生的重要根源。如果说西方社会科学是一种‘求知’（knowing）的学术，中国古代学术则是一种‘做’（doing）的学问；前者是一种理论的兴趣（theoretical interest），后者则是一种实践的兴趣（practical interest），前者超越于实用的关怀之外（beyond pragmatic concerns），后者则以‘以学治己’、‘以学治人’及‘以学治天下’为宗旨，即一切都以实用的关怀为出发点和核心……正是这些思维方式和内在理路上的根本区别，必然地决定了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完整自足的分类体系，无论用西学分类体系来分割和整理中学还是用中学分类体系来统摄和权衡西学，都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方朝晖：《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42页。）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学与西学可以都可以相互借鉴，但绝对不能将两种学术体系以一方为参照系，宰割另一方，那样做的结果不是保存发扬学术，而会导致有机的学术体系被连根拔起——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整理国故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训！

    试看今日之中国大学：

    有中文系，有多少人还能写生意盎然的古体诗；

    有历史系，怎么我们连给上个时代写史的传统都继承不下来；

    有伦理学，然而适合中国人心智特点的伦理体系又在何方；

    有经济学，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更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思想资源；

    ……

    这里，我们所作的，不是用西方学理“研究”轻重之术，而是按轻重之术的内在理路，将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和盘托出。读者将会发现， 中国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完全能够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相媲美，在有些方面，其理论甚至达到了西方这些政治经济学元典无法企及的理论高度。

    比如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方面，同西方经济学一样，《管子》的作者认为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是形成价格的机制。但同时认为，市场有自组织功能，却不具有自动实现均衡的功能，所以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以实现其动态平衡（不以增长为直接目标）。也就是说，市场中除了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还要有“看得见的手”起作用。至于如何调节市场，《管子》的作者多采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的方法，比较现代西方货币主义仅仅用货币调控市场（今天美国政府甚至通过极端不负责任的印刷美元的野蛮掠夺方式），显然要先进得多。

     那么如何实现市场的宏观调控呢？关键是政府通过大量储备，牢牢控制住农业时代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和货币。《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几乎以相同的语言写道：“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

    市场双向调节的具体方法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讲“据有余而制不足”，就是当市场上物资不足时，在储备的东西卖出去，当市场上物资过剩时，把市场上的商品收购起来储备。物资有余人们就肯低价卖出，政府则以低价收购；物资不足人们就肯高价买进，政府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这样政府不仅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还使得市场得以稳定，防止了商人过度投机，可谓国与民、公与私两利。这是中国理财之术的关键，也是西方经济学所欠缺的。现代西方只能看着大资本垄断整个社会，将整个人类推向资源枯竭，生态崩溃的深渊。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上说：“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这段话大意是说，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

    西方文化中缺乏上述这种阴阳（轻重）辩证的思维方式，缺乏从为国理财的整体看问题的角度。他们习惯于以线性、局部的方式思考问题，在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中，常常将市场调节与政府计划，商品与货币截然对立起来讨论，这当是他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没有产生轻重之术的原因之一。

    当然，国人自己也有可悲之处，就是守着这样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知！而不用！国人已经习惯于向西方市场经济看齐，甚至不惜以“拆了故宫建白宫”的愚昧方式学习西方。对于不断上涨的油价房价他们只是咒骂，对于跟不一通货膨胀的工资涨幅他们只是抱怨，对于贫富不均他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是中国所有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