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适用于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二元对立思维用于经济领域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结果。八卦是一阴一阳的符号化表达，一个卦与另一卦完全对称、互补的情况只占八分之一（参阅张延生：《易理数理》一，团结出版社，2009年1月，第446页。），这是二元对立思维（中国先哲称为“两末之议”）很难描述现实的根本原因。而将左与右、公与私、宏观与微观、因与革截然对立起来就是郎咸平先生所说的“四大错误思维”。
  　　

    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我在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就指出了“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这四大错误思维。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一、“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

　　“非左即右”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左”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退休之后养不起老。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身。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劳动者薪资的衰退。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从亚当·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实现民主与法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务实，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二、“非公即私”，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

　　“非左即右”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更糟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当今很多问题，比如国企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其实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国企和民企”、“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我告诉各位，任何一种产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其实都能做好，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位和管理。任何一种事业，政府和社会都能办好，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分配资源。

　　看看今天的英国，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英国的电网、民航、石油、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而英国的金融、银行、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但是，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是社会主义——医疗是免费的，教育主要是对外国人收费，房子有廉租房，有租房津贴，有按揭减税。

　　我们呢？我们很多应该公有的却比英国还市场化。我们坚持“非公即私”，因此很多行业都不许私有机构进入。可遗憾的是，我们所谓公有的却被特殊的方式“市场化”。医疗机构表面上是公有为主，但是这些机构却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推行以药养医。教育机构表面上也是公有为主，但是很多公有学校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以各种名义收取填坑班、择校费这些极具“创新”的费用。那我请问，既然教育、医疗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民营学校、民营医院提供平等的财政补贴？为什么不能给私立机构的教师、医师以平等的职称待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破公私偏见？

　　在基础资源领域，我们表面上强调要坚持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偷懒，一种回避。我们习惯在产权上玩“花拳绣腿”，我们喜欢承包、股份制这种企业层面的小改革，不喜欢对资源的产权体系、价格体系、分税体系、反垄断体系进行系统改革。我们航空企业的航班时刻、电信企业的无线频谱资源、能源企业的税费体系，还有电力企业的双轨制价格管控，这些重要的资源产权制度都有极为严重的改革偷懒。我们习惯把这些都笼统归为公有制，不仅造成了低效腐败，更是使我们的国企、民企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房地产最有意思，名义上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一级土地开发权被地方政府垄断着，建设用地指标被有关部门把持着。除此之外，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大部分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航表面开放但是航线却被国有企业垄断，金融表面开放但是却以审慎监管为名始终不给民营资本真正的空间，连出租车这么个完全无关经济安全的行业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而这些领域，在人家那里都是彻底的市场化。

　　我想说的是，“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如果不得到改变的话，我们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昂。国企能做好的就交给国企去做，民企能做好的就该允许民企去做；政府能做好的就由政府去做，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自己能做好的就该允许社会自己去做；都能做好的，就该放开了让大家都去做。不要总把“公”与“私”对立起来，“公”与“私”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凭什么把它们对立起来？

　　三、“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了新教条主义

　　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我们总说“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就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和对立。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调准备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微观搞活”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绿大地”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恶意圈钱3亿多元，被披露之后，不断有人找理由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这么做也是为了搞活经济。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处罚之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行政法院体系、行业合规监管、价格听证制度、吹哨检举揭发制度、知识产权体系，而这些都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也没能成为维护经济公平秩序和市场竞争伦理的基石。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三是制造业及进出口；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税负最重的。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85%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了83.5%的税金。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钱。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维管理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没有科学性。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把该“调控”的都给“微观”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是这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在德国和法国都属于违法行为。我告诉各位，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

　　四、“大跃进”式思维，扭曲了改革路线，不断地制造经济灾难

　　公路、风电、高铁这些项目一窝蜂地上马，都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思维。我们喜欢从一开始就制定高目标、大目标，然后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跃进”式的目标，甚至连动员口号都还是“大跃进”式的。比如几年前刘志军治下的铁道部天天喊着“跨越式发展”；比如首钢搞世界最大的高炉——1号高炉，到最后炼钢质量不过关，还亏损了50亿元。这不都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吗？我们的产业振兴，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定下年产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因为得不到市场认可，一年产量才7181辆，这不是在“放卫星”吗？

　　还有保障房建设，各地一窝蜂地开工，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资金怎么周转、怎么回笼？本来挺好的政策，完全可以透过循环开发，持续十年造福亿万百姓，却非得一口气花光所有的钱，造成现在这种遍地开花、遍地停工的局面。我们总是以建房为目的，却忘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现房，而是稳定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