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触发了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而中华大道的四大突破必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航向、新模式。“四大突破”包括：道在帝先，内圣外王，建中立极，无为而治四个方面。道在帝先，超越了排他性一神教的神道设教，建立以宇宙人生基础法则为中心的道论；内圣外王不二，天道人事不二，突破了西方科学割裂主客、还原的方法，如实探究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内在修养内圣与外在事功外王的整体规律；建中立极，选贤与能找到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避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劫持政治权利；无为而治指的是避免私志碍公道，嗜欲枉正术，倡导以大公无私之心，积极有为，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1943年，中华民族风雨如晦、山河破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了“四大发明”一说，认为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创新。

今天，“四大发明”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尽管科技史告诉我们，“四大发明”技术的改进和传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对于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笔者认为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四大突破”更为重要。直到21世纪信息时代的今天，西方人还没有完成这种突破，他们以及中国西化的知识界也不能理解这种突破——别说应用了！

“四大突破”包括：道在帝先，内圣外王，建中立极，无为而治四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道在帝先，神不胜道

从四、五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开始，人类就有了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原始信仰多神，与先民所处的环境相关。世界各地古老的洞穴壁画表明，如同今天残存的萨满教一样，大型动物神在早期人类信仰中意义重大。

多神教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的信仰。随着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大型政治组织出现，多神教在凝聚社会认同上的弱点突显出来。

如何超越多神教的局限性，文明史上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走向排他性的普世一神教，二是超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建立以宇宙人生基础法则为中心的道论。前者指亚伯拉罕一神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加帝国和古埃及阿赫那吞太阳崇拜的路线，后者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路线。

三、四千年前，中国先贤就认为人的德行力量可以超越神。超越神不是否定神，而是认为神的后面还有更为根本性的形而上形态——道。《老子·第四章》描述了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不知如何产生了道，但他在天（上）帝之前就存在。

据《史记·殷本纪》，帝太戊在位时，朝堂上不知怎得冒出桑树和楮树，一夜之间竟然疯长到双手合围那么粗，于是帝太戊问当时的宰相，伊尹的儿子伊陟。伊陟说，“妖不胜德”，只要施行善政，德行不亏，人的德行定会战胜任何神妖。所以后世就有了“神不胜道，妖不胜德”的说法。（《新序·卷第二·杂事二》）

道在帝先、神不胜道，先人事、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突破。应该看到，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广大地区，排他性一神教信仰仍居于人们生活的中心。

全球化时代如何超越排他性一神教的宗教边界，实现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性的、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超越宗教的宇宙人生大道，为我们展开了一条走向未来的新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大道观念使中国历史上没有陷入一神教世界残酷的宗教战争。在道的视野之下，不同宗教只是适应于不同族群心性特点的教化——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不可能建基于某种排他性宗教，只能建基于包容万有的大道！

 二、天人不二，内外不二

道与西方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隔离主体与客体，不是如西方科学一样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道描述的是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内在修养内圣与外在事功外王的整体规律，

中华文化打通了内圣与外王的边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要知道，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几百年来，宗教和科学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张力。造成这种张力的原因，除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学理上的原因是宗教着重神圣的灵魂层面，与世俗生活无法很好地兼容，所以二者只能分立，“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这种分立造成的紧张，导致目前西方世界社会生活的不断世俗化，以及自然、社会科学领域的去道德化。其弊端显而易见，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因为智慧是一切行为事功的基础，情感道德又是智慧安乐的基础。如果道德被强行剥离，那社会必将走向蒙昧化.

可悲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建制性宗教的国家，近代西式中国大学只教授西式学术，培养的都是纯粹理性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理性知识武装的工具”——事实上，中国的去道德化最为彻底，国人越来越以“有利无利”为标准思考问题，而不是道德观念上的对与错。

今日之中国大学已成为培养蒙昧主义的温床。

中国先贤所谓的“学”与中国大学学术迥异。

西汉学者扬雄《法言·学行》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学，是对性情、行为的修正、提升。

“建安七子”之一，东汉学者徐干《中论·治学》更明确地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在理性专业知识的培养，而是通过疏通涵养心神、情性，成圣成贤。教学内容德、行、艺“三教”，只有“艺”属实用技艺，但仍与德、行紧密相关，特别是其中的礼、乐、射。他写道：“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学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同“姻”，亲于外亲——笔者注）、任（指担当，敢于任事——笔者注）、恤；教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三教备而人道毕矣。”

“三教备而人道毕矣”，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西方宗教不同，不脱离人事言天道，不重出离心，否定现世。它是从世俗人道之善入手（《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在人道中实践天道——天人不二，内外不二，这是它的伟大、高明、简易之处！

随着世俗化、市场化、全球化趋势加强，离世修行的现实条件削弱，中国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大道文化，必将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建中立极，选贤与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中，孔子这段话描述了王道政治“公天下”的根本特点。如何在现实层面实现“公”呢？就是《尚书·洪范》讲的建立“皇极”，“建中立极”，这里极的意思也是“中”，指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吸纳社会各阶层精英贤能，组成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天下社稷）的强大执政中枢。《尚书·洪范》中称之为“王道”，上面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也只有存在“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

相对于西方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中国古典社会公平机制更为稳固，也更符合宇宙自然的基本规律。我们周遭的世界，从小的原子到大的太阳系，之所以如此稳定，是因为原子和太阳系内部存在“中极”——原子核占原子质量的99.96%；太阳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

《老子·第四十二章》总结了生生大道，可持续发展原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中）气以为和。”只有超越阴阳对立的中（气）存在 ，才能实现公正与和谐。

社会治理层面，“建中立极”包括政教、政经、军政和社政的统一。职业化的执政集团是整个社会的大脑，一切教化、经济、军事和社会事务都统一于政治，这是过去数千年来，直到21世纪中国政治的不变特征。以司法权为例，尽管夏代就出现了独立的司法官员，但直到今天，行政与司法仍然紧密相关，基层（政权）调解仍是中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它高效而廉价。

在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资本早已经垄断了权力，民主机制近乎失效。这从2020年美国人对新冠疫情失控的反应中可见一斑，人民不再将三权分立看成一个能够使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制衡机制。

2020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Michelle Goldberg女士的《美国的新冠噩梦还要持续多久》一文，这位评论家感叹：“然而我们居然听不到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人们似乎感到太过无助了。抗议者可以向州长和市长发出要求，尤其是那些民主党官员，因为在地方层面，广义上的民主问责还是存在的。全国层面上已经没有了这种担当：没人会指望总统恪尽职守，或因为渎职而遭到问责。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在疫情到来前就已经病了。”

无论Michelle  Goldberg女士的政治立场如何，她将美国疫情失控归因于“人祸”是有道理的。美国在疫情之前就病了，是说美国民主政治本身的病态！

国际关系层面，西方人相信均势理论。西方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均势只能维系战争间隙的存在，而不能建立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20世纪人类一战、二战、冷战的苦痛经历，就是均势理论破产的证明。

而“建中立极”的王道政治不仅在国内，在不同政治中心（国家）之间也能维系长期的和平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建中”相联系，中国古典外事理论强调“先内而后外”，《管子·大匡》提出“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反对利用战争、殖民手段夺取他人利益。相反，先贤重国际关系的厚往薄来，大国以谦下对待小国，“大国以下小国”。（《老子·第六十一章》）

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存在一个解不开的矛盾：在所谓自由、公正、民主的竞选中，人民失去了参政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已经普遍退化了金主政治——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现实！

未来人类如何和平共处，是以建中立极为中心的王道政治？还是以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我们需要重新选择——后者意味着金钱决定政治，霸权主义和霸凌政治！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将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图示如下。其中左边的方框代表“中”，两边的剑头代表内外各种力量；右边的三角形代表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两个相对的三角形表示国际关系中不稳定的均势理论。

四、天下为公，积极有为

自汉代，就有人将《老子》“无为而治”误读为清静出世，什么也不做。所以《淮南子》专有《修务》一篇，讨论何谓“无为”。《淮南子·要略》论及《修务》的写作目的：世人对大道并不理解，精通，只会望文生义，反而将清静当成常态，恬淡当做根本。不再深入研学，只图舒适，放纵情志，苟且偷生，对真正的大道一窍不通。（原文：《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 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

什么是无为大道呢？简单说，就是以大公无私之心，按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因物而行。

《淮南子·修务》开篇否定了将无为理解为“活死人”，消极应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

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无为思想：“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立”下当有“功”字，这种用法在该书中多次出现——笔者注），权自然之势，而曲故（曲故，指奸巧——笔者注）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伐，夸耀——笔者注），功立而名弗有。”

事实上，老子在提及无为时，还常常提到“无不为”。比如《老子·第三十七章》就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淮南子·原道》详细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无为”要求我们天下为公，积极有为——可惜，后世太多学人，只知无为，而忘记了“无不为”。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这样

大道难明久矣！

无为而治是天道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化，要求执政者抱法处势，循名责实，定分止争。制度设计上，主要包括基层中的四民分业理论和科层中的爵制，后者也称社会功勋制或功次制度，指从基层开始，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依法分配权力和资源。《韩非子·显学》 有句经典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四民分业理论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政治学的伟大突破。它有效防止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防火墙。看看西方社会合法公开的游说机制，以及政商旋转门导致的社会不公、资本垄断，我们就清楚这一制度多么伟大和超前！

《大学》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将道德放在第一位，主张“以义为利”，反对“聚敛之臣”，就是利用权力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悲剧的是，后世儒者将《大学》四民分业思想极端化，甚至主张儒者不言利，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轻重术长其无人问津，成为绝学。

“以义为利”，指站在国家整体，天下社稷的立场上，特别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政策上向弱者倾斜，通过重新分配等手段，努力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均衡。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道”，《老子·第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过去四十年，里根总统执政以来美国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违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劫贫济富”。为了给“劫贫济富”的恶政辩护，里根政府抛出了著名的“涓滴效应”，认为政府在救济政策上“无为”，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蛋糕增大，财富自然会从富人口袋流向穷人口袋。

问题是，“涓滴效应”从来没有发生过。发生的，只是不断扩大的社会鸿沟——这是导致其目前美国社会大分裂的经济基础。据统计，仅1980年~1984年，里根政府通过减税和改变预算支出比例，造成低收入人群23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同时为高收入家庭增加了350亿美元收入；1989年至2018年间，最底层50%的美国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贫富差距为50年来最高。

从生活方式到社会经济，人类不能背离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大道，否则，我们会受到天道的惩罚。

超越科学与宗教，对大道的阐发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其潜在价值远远高于科技领域的“四大发明”。

历史上，中国科技上曾经落后，但在人文领域，我们不仅不是落后的，反而有数千年社会知识财富的持续积累。这在其他文明中罕见！这一宝贵财富值得面对各式危机，陷入精神迷茫的现代人重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复兴的中国文化，给了人类新希望，新愿景！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