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鈃，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

    在《孟子》书中，宋鈃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宋鈃。宋鈃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离开齐国到达邹国，然后到宋国，在石丘这个地方与宋鈃邂逅相遇。这时孟子已七十余岁，还尊称宋鈃为“先生”，自称“轲”，由此推断，宋鈃至少与孟子(约公元前385—304年)年近，很可能比孟子年长一些。

    宋鈃是稷下先生。《汉书·艺文志》有《宋子》十八篇，在小说家，班固自注说“其言黄老意”。此外名家著录《尹文子》一篇。尹文是齐国人，和宋鈃关系很密切，颜师古引刘向说，尹文“与宋鈃俱游稷下。”洪迈《容斋续笔》引刘歆说:“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等同学……。”据此，宋、尹当属稷下黄老学派。宋鈃一生中有那些重要活功，后世很少传闻。从荀子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他“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荀子·正论篇》)可能宋鈃和孟子、田骈、邹衍等稷下先生一样，也曾招收生徒，传授学术，著书立说。司马迁说，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宋鈃之“干世主”，表现在他以“利”说秦楚罢兵的行为上。他为了实现其“禁攻寝兵”“天下安宁”的社会理想，“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庄子·天下篇》)在战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宋鈃的理想颇能反映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意愿，为什么又弄得“上下见厌”呢？大概是因为他“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荀子·正论篇》)言教如斯，身行亦然。他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庄子·天下篇》)可见宋鈃为推行自己的学说，上说下教，身体力行，“强聒而不舍”，“见厌而强见”，很有点顽强奋斗的精神。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园地，其中道家黄老学派最为活跃，宋鈃、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接子、季真等黄老学者“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上下议论，著书立说，曾在长期内占主导地位。宋鈃善于博采各家之长，并加以认真地消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以“道”为主，兼收“名”、“墨”的思想体系。顺便提一下，刘节、郭沫若考定《管子》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鈃、尹文的遗著，笔者不敢苟同。但这四篇确属黄老学派的著作，因此，本文只是在把宋鈃的思想同他人作比较时，才涉及《管子》四篇的内容。

    宋鈃的哲学思想，在本体论方面当对“道”有所阐发，但我们未见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只是《庄子·天下篇》中提到:“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这里的“小大”是指“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心术上》)说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庄子·天下篇》)“小大”是对“一”即“道”的形象描绘。“精粗”是道家一派的专用术语，如《庄子·天下篇》说关尹老聘“以木为精，以物为粗”；《老子》书说:“道之物，唯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精呵，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管子·内业篇》说:“凡物之精，化则为生。”“精存自生”等等。“精”是“无”，是“道”；“粗”是“有”，是“道”化生的万物。“小大精粗”四字反映了宋鈃的道家思想。

    宋鈃不仅在本体论方面继承了道家思想，而且在认识论方面发展了道家思想。《庄子·天下篇》说:宋鈃“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就是说，人要接触万物，认识其真相，必须去掉主观成见；去掉主观成见，才能容受各种事物，这就是心的认识活动。心能容受万物，就要以随和的态度与人相处，来和调海内，使得大家都能以心容万物的度量去主宰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心是认识的主体，物是认识的对象。宋鈃强调心“接万物”，表明他是十分注重感性经验的。我们知道老子认为认识事物是可以不接触事物的，只要掌握了事物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就可以推知事物。他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子·德经》)“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同上)这种推知的方法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忽视感性经验，很容易导向唯心主义。宋鈃既强调了认识始于没有成见地“接万物”，又肯定了心可以容受万物，即可以认识万物，并运用这种观点来说明处理社会矛盾的主张，说明他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

    宋鈃认识论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别宥”说。“宥”通囿，是局限、蒙蔽的意思。《尸子·广泽篇》说:“料子贵别囿”，料子可能是宋鈃之误(据郭沫若考)。《吕氏春秋》有《去宥篇》和《去尤篇》，据说就是对宋鈃“别宥”的解说和发挥。根据宋鈃本人的一些言论和《去宥》等篇的材料来看，“别宥”之“宥”)一是指主观偏见，如亡鈇者疑其邻之子，恶者之父视其丑子为美(《吕氏春秋·去尤篇》)，都是由偏见所致。所以宋鈃认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庄子·天下篇》)，即不受世俗偏见的影响，不受杂乱物象的遮蔽，才能止确认识事物；二是私欲杂念，《吕氏春秋，去宥篇》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明私欲是妨碍人们的认识的，说:“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博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这个欲得金者之所以干出这种只见金、不见人的蠢事来，就是由于他心中充满金钱欲的缘故。因而，宋鈃十分强调“情欲寡浅”对于认识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既不欲“利”，也不欲“名”，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庄子·逍遥游》)，即是说，不劝不沮，内心平静，无荣无辱，嗜欲不行，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由此可见，所谓“别宥”就是摒除主观好恶，去掉私欲杂念，也就是“白心”，即净化精神，以便容受万物，获得正确的认识。“别宥”说的实际意义只有在和《老子》与《管子》四篇的比较中才能看得出来。老子把心比作“玄鉴”，认为“涤除玄鉴”就是要“绝圣弃知”、“少私寡欲”，以至于达列“无知无欲”(《老子·道经》)。只有这样，“玄鉴”才能准确而又清晰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管子》四篇也说，内心“扫除不絜，神不留处”（《心术上》)。“去智与故”，达于“虚素”，才会“照知万物”(《内业》)，即所谓“镜大清者，视乎大明” (《心术下》)。宋鈃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区分了认识活动中有用和无用、积极和消极的东西，没有把学、知、智列入“宥”的范围之内，认为应该抛弃的只是私、欲、故。在这里，再次可以看到宋鈃对道家认识论的发展。

    关于宋鈃的社会政洽思想，荀子认为是倾向于墨家的。他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这里，宋鈃与墨翟并你，二人的共通之处是“上功用”、“大俭约”和“慢差等”。“上功用”就是崇尚功利，这在宋鈃的行动中确有所表现。“大俭约”是注重节俭。为了俭约、节用，就要“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荀子·天论篇》)“弟子虽饥”，“五升之饭足矣”。至于“慢差等”，《庄子·天下篇》说，宋鈃“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郭象注说:“华山上下均平”，刘昼说:“作华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刘子·九流篇》)

    墨子提倡非攻，宋鈃也主张“禁攻寝兵”。不过，他的“禁攻寝兵”，一是和“见侮不辱”相联系着的。《韩非子·显学篇》说:“宋荣子之议，设不争斗，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荀子·正论篇》也说:“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焉。”《庄子·天下篇》概括说:“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几篇典籍的说法大体一致。为了非攻，墨子曾步行十天十夜到楚国郢都，劝楚王息兵，不要攻打宋国(见《墨子·公输》)；宋鈃也曾不顾古稀的高龄，将到楚国以“不利”说楚秦弹兵。墨子以守御说非攻，宋鈃以“不利”说寝兵，似乎还能在行动上坚持墨家的功利哲学。二是以“情欲寡浅”为根据的。人的情欲一旦充溢、横流，小者会使人与人之间争名夺利，大者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攻战征伐。而只有情欲寡浅，对名利财货不抱奢望，才能铲除“民之斗”、“世之战”的根源。所以要“以情欲寡浅为内，以禁攻寝兵为外。”(《庄子·天下篇》)内是道家思想，外是墨家主张。这内外之分，说明了宋鈃内“道”外“墨”的思想特点。宋鈃的“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篇》)，细细体味一下，也和墨子的“尚同”、“兼爱”思想大致相合。

    除此之外，宋鈃的思想似乎还受到名家的影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策也。”宋即指宋鈃，“言有纤察”说明是有名家倾向的。刘昼则把宋鈃直接划入名家，说:“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孙捷之类也。”(《文子·九流篇》)这未免太武断。不过在当时的稷下学宫中，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能言善辩的，是有名的雄辩家，如田骈被称为“天口骈”，邹衍被称为“谈天衍”，淳于髡被称为“炙毂齐髡”等等。这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经常聚人谈说，论辩是非，形成一种“辩说”风气。大概宋鈃在游稷下时，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也有自己的一套“谈说之术”，如荀子就说他“辩其谈说，明其譬称”，“严然而好说”等。因此，说宋鈃有名家倾向，是指他擅长“名辩之术”而言的。

    综合上述，宋鈃是稷下学宫的早期学者，是黄老学派的前辈。他的思想体现了稷下学宫中各家学说融合发展的趋势，对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等都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