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概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这种观点就遭到人们的反对。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东方化时代的希腊在各个领域内均受到东方文明的影响。

　　黑格尔曾说："东方世界是希腊世界的基础"。远在西方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东方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地都已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战争的不断发生和大规模的移民，地中海沿岸各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促进了东方文化逐渐传入希腊。希腊人从东方汲取了拼音文字，吸取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自然知识，也吸收了他们的农业、手工业和航海、铁器制造技术，还从东方各种原始宗教迷信观念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从而产生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正所谓东西对峙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好似两座灯塔，照耀着草昧未辟的西方世界。

　　“光明来自东方”，这是句著名的古希腊谚语，形容古老的亚非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但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这种观点就遭到人们的反对。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2]这中间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

　　一般来说古典学者间的争论很难引起普通大众的关注，但1987年发表并荣获1990年度全美图书奖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亚之根》（第1卷）[3]却是例外。这是一部研究希腊文明起源的修正主义著作，事实上，也是西方近几十年来所发表的有关古代历史最有争议的著作，其目的、方法、逻辑、假设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各主要学术机构，如美国古典学会、埃及学会以及语言学会等都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今，争论已不局限于古典学者和埃及学者了，各媒体都加入了这场争论，并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和评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以至有人把这场论辩称为"文化战争"。有人指责他没有足够证据就轻易下结论——所谓"只是大胆地假设，没有小心地求证"，也有人说这是赶修正主义派的时髦。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并不新鲜的古代希腊文化受西亚、北非诸古代文明影响的重大命题，是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得。不过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非洲中心论者"——这种观点早已以世界文明"泛埃及主义"、"泛巴比伦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不仅否定古代希腊人在哲学、科学、民主等方面的成就，而且竟说苏格拉底和克里奥帕特拉都是黑人，亚里士多德盗窃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等等如此荒谬不经的话。[4]

　　马丁·伯纳尔是一位汉学出身的东方学家、当代美国非洲中心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如今在纽约康奈尔大学执教。他于古典学研究方面是一个半路出家者，但正是由于该书而使他名声大噪，成为媒体聚焦的人物。伯纳尔1937出生于伦敦一犹太书香家庭，其父在二战期间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是著名的埃及学家迦丁纳尔（A. Gardiner），1957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966获剑桥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1988任康乃尔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早期研究中国历史，著有《刘师培与国粹》、《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5]等。

　　尽管计划要出4卷的宏著才出版了前2卷，不过该书所引起的特别兴趣以及火热争论已超乎人们想象之外。《黑色雅典娜》一书标志着对古今研究古希腊历史学者的挑战。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诸文明中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伯纳尔教授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到19世纪30、40年代人们突然改变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这种观点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至今仍笼罩着西方学术界。《黑色雅典娜》一书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人们所抛弃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强调了"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古代希腊历史的影响，而这是对那些为19世纪欧洲文化所抱有优越感的学者绝对不能忍受的，不管浪漫主义者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激进主义者也好，都是如此。假如学者们接受伯纳尔教授观点的话，就会把希腊文明的起源理解为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Modified Ancient Model），这就是说，强调在纪元前2千年代的希腊文化形成时期，近东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对她的决定性的影响，而"雅利安模式"只强调希腊语中的印欧特征。

　　对古希腊历史进入如此大规模地修正，可谓空前绝后，所以人们在伯纳尔教授著作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也并不奇怪。

　　首先，他低估了前人，尤其是19世纪德国学者对"古代模式"所强调的希腊文化的根源所进行的有效的解释，因此，伯纳尔教授对过去古典学者的指责并不都是可接受的。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就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6]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一个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就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并且指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如赫拉克勒斯的名字，他是一位真正神祇，希罗多德访问了几座神庙后决定向他献祭。实际上希腊的许多宗教仪式也来自埃及；[7]古希腊历史学家宣称有众多的希腊哲人和艺术家（不管是传说中的还是真正的历史人物）都曾在埃及学习过。如在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许多这类人物：达代罗斯（Daedalus），荷马，莱库古（Lycurgus），柏拉图，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欧克多索（Eudoxus）等等。[8]当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些人全都在埃及旅行过，但也很少有人全部否定他们没去过埃及，更加重要的是，当今也很少有学者争论埃及文化对希腊文明所发生的重要影响这一事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9]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

　　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0]怀特海也说："我们从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20世纪60年代晚期，亚述学家戈邓、[11]阿斯特[12]以及古典学家韦伯斯特[13]就尝试建立古希腊和古代近东之间的重要联系。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类的观点是抱有如此的敌意以致于1967年杰出的古典考古学家库克在《希腊研究杂志》上略带恐惧地断言"埃及雕刻的风格恐怕对公元前7世纪希腊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的希腊雕刻家得到过埃及雕像"。[14]涉及到这一时期埃及对早期希腊影响的主要观点在1971年弗拉德夫迪发表的名为《埃及人的海市蜃楼》一文中得到充分的阐述。[15]不管怎样，自1971年以来，有关希腊和埃及之间关系的学术观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伯纳尔教授对这种学术发展研究只是草草地处理了事。

　　事实上，那种为过去所夸大的纯印欧因素对希腊的影响也正急剧地消失。在过去的20年间，一些事情就像伯纳尔教授所修正的"古代模式"一样已急剧地为那些对古代希腊文明之起源感兴趣的学者所接受。当有不同意见表达的时候，它主要涉及到伯纳尔教授的观点，如埃及的影响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的，而不是影响事实的本身。

　　其次，伯纳尔教授对希腊和埃及两者关系的态度是一边到的，他只强调希腊从埃及借用了许多东西，而忽略了希腊对埃及的影响，如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深受希腊影响。希腊化时代（323-30BC）是沟通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的重要时代。希腊人和东方人在希腊化城市中杂居从而使双方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但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头一个世纪，借鉴几乎是单方向的：东方向希腊学习。这时征服者的自信还没衰退，希腊本土的社会活力还衰而未竭，希腊移民涌向东方，带来了他们风格独特的生活方式。希腊化城市中上流社会不管是何种出身、何种文化背景都希望被视为标准的希腊人。可以说各种不同的传统，不同层次的文化都参与了希腊化的过程。

　　再如梵语词汇"书"、"笔"、"墨水"等源自希腊语。这表面书写的学问只是在印度人与希腊化的书籍贸易中得到一些知识后，才在印度开创的；[16]在帕提亚的尼萨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戏剧；[17]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亚及亚美尼亚的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宫廷中使用希腊语言，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18]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波斯货币上，已见有Basileus（王）的文字，可见希腊文化对其影响之深。[19]在希腊化世界所有社会集团中犹太人或许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然而，据《马加比传》中记载，耶路撒冷教堂一个名叫耶孙的高级教士引导同胞们接受希腊生活方式。追求希腊生活方式和外国风俗习惯的潮流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就连祭司们都对圣制失去了兴趣，对祭品不感兴趣。只要一见信号，他们马上就冲出去参加律法所禁止的运动会。[20]为了参加运动竞技，有些犹太人甚至不惜动手术消除割礼所留下的疤痕（《马加比一书》1.15）。

　　不过，伯纳尔教授已经指出他并不企图证明"希腊像埃及或利凡特一样"，只是说明希腊和埃及之间的关系就像"越南、韩国或日本一样类似中国"。因此，希腊人以及其精神继承者之当今西方人不必为他们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那里借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事实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已经改进了它们，可以完全放弃那种抛弃沙文主义和自卫心理。同样重要的是受者文化的价值不仅是由它们所借用外来文化决定的，而且是由新文化的背景所决定的。

　　《黑色雅典娜》所引起的对希腊文明起源的讨论，不但使人们注意到埃及文明对希腊文明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时发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古典学者长久以来忽略或遗忘这些细节的原因又何在呢？就像著名的亚述学专家法兰克福——他证明了埃及前王朝晚期的文化中有一些苏美尔因素——但他也不能就埃及文明形成的历史提供关键细节，因此，确定了早期希腊文化中的北非、西亚因素，并不一定就能解释清楚希腊古典文明是如何形成的。[21]

　　但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在今日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和文字系统国家。这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业、技术上的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的互渗。

　　深受东方影响的各个领域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这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西亚和埃及诸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希腊地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和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近邻赫梯人、迦南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之联系。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传送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在希腊文化中扎根。数年前在底庇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二十世纪早期英国考古学家吴雷在叙利亚奥隆特斯河口附近阿尔·敏纳的挖掘，证实至少在公元前九世纪末期以前，优卑亚岛上的希腊人就已来到此地（当时可能叫Posideion），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希腊人把此地当作一个贸易货栈，说明这一时期希腊已和西亚地区有了很强的贸易往来。这个贸易点繁荣昌盛达好几百年之久，[22]希腊人以此为据点并进而与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把西亚的青铜器、珠宝、象牙饰品等传到希腊，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品出口到希腊，同时相当数量的工匠也来到希腊世界寻求生路。他们在克里特建立起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加工，并制作青铜器，另有一部分工匠甚至到达了阿提卡。这样的交往和联系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3]

　　不只是在西亚，古希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支流卡诺色斯河也建有诺克拉底斯商站。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公元前663-前609年）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舰队，他的士兵大多数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24]诺克拉底斯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25]到法老阿美西斯（公元前578-前525年）时答应希腊人可以把这里建造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市，在这里，可按照自己的形式建造庙宇，并且按照自己的愿望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了。可想而知，希腊人从这里学习了多少埃及人的知识。

　　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小亚细亚半岛，早就有了比较频繁的商业交往，并且产生了金属货币。约在公元前7世纪，铸币从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吕底亚传入希腊，很快就在希腊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期希腊进步的政治家和哲学家，都关心和鼓励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克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前473年），在他的著作中记载着："吕底亚人最先铸造钱币"。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把秤和尺从东方介绍到希腊，并在大希腊的克罗顿城邦首先领导铸造金属货币，积极推进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促使希腊的原始部落迅速瓦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制度遭到破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阶级分化加剧了，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希腊民族成了商品货币处于支配地位的"商业民族"。这是古代希腊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商业的交往必定带来文化的传播。我们可以在希腊文化的各个领域发现东方因素。

　　现代欧美各国的文字，追溯其源流，多来自古希腊文，而古希腊文又来自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埃及已发明了24个象形的符号；公元前1600年左右掌握西亚商业霸权的阿拉米人和掌握地中海商业霸权的腓尼基人吸收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后，由于商人们忙于记账，遂把象形符号，逐渐简化为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表示一种单纯的子音，而无表示母音的字母。阿拉米人把这种字母传播到西亚各地，最后传播到印度和中亚，印度的梵文字母即由之发展而来。腓尼基人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左右也把它由海上传入希腊（希腊语phoinikeia的直接含义就是"腓尼基的东西"）。腓尼基的22个字母，依次排列，并给予每一个字母一个名称。希腊人采用了这些字母的名称，其顺序也基本上相同，读音上稍有修正。如希腊字母aIpha，腓尼基为aIeph，是牛的意思；beta，beth，是帐幕或房子的意思；gamma，gimel，是骆驼的意思；DeIta，daIeth，是门的意思等。大约到了公元前900年左右，希腊人才逐渐根据这些字母，创造了24个希腊字母。至于希腊人的各种方言，如爱奥尼亚语、伊奥尼亚语、多利斯语等，最初彼此之间也稍有差异，但到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时，已混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即爱奥尼亚语。

　　早期希腊的文字也和腓尼基字母一样，是从右向左书写的；但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希腊字母也改为由左向右书写了。为了书写方便，有些字母也反转了方向。同时也对腓尼基字母作了某些改变，如腓尼基字母没有代表母音的字母，又见到腓尼基的字母中有少数字母所代表者为希腊语中所无的子音，希腊人遂用此类子音代表希腊母音，即用a e i o u表现希腊母音，于是逐渐形成完善的拼音文字，读音也更加清晰准确了。希腊的雅典字母后来传入东欧，今日的俄罗斯、波兰仍在使用。优卑亚的卡尔客斯的希腊字母通过它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库迈传到罗马，罗马人利用它创立了拉丁文，拉定文遂成为西欧、北欧各国文字的鼻祖。

　　最初，希腊的拼音文字大都用于商业交易、记账和宗教，公元前7世纪左右，才应用于政治上；至于应用到学术文化上，可能是更晚的事情了。希腊人的书写工具系用芦苇沾墨水，并用海绵吸墨水或擦掉所写的字。根据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说法，最初，希腊人在树叶或树皮上写，一般希腊人书写时则用泥版；后来，保存较持久者则书写在从埃及输入的纸草上，也有写在羊皮上者。当时的文章分段写在纸草或羊皮上，其长度约20余尺，然后卷在木棍上，这种卷轴称为"biblos"，原系腓尼基的城名，纸草即由该城输入。当卷轴形成一部作品时，称作Jomos（卷）。其时读书写作均较困难而昂贵，所以在公元前七世纪以前，希腊平民中很少有能阅读识字者。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时，庇西特拉图才开始搜集图书，建立图书馆。

　　文字的出现对希腊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文学领域。希腊神话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苏美尔神话、赫梯神话、迦南神话等。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有关鸿蒙初开的叙说及其他部分，与东方神话颇多共同之处。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26]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27]

　　一些英雄题材，在迈锡尼时期也由东方传至希腊。例如，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勒斯，可同吉尔伽美什与其友恩基都相比拟；奥德修斯的漂泊，可与吉尔伽美什的游荡相比拟；深受爱慕的妻子失而复得（墨涅拉俄斯之寻海伦--成为希腊人出现于特洛伊的起因；奥德修斯之寻佩涅洛佩），这一题材同样见诸赫梯和迦南的叙事诗。

　　在希腊"智慧"文学的领域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关于希腊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了东方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很大分歧的。19世纪的希腊崇拜者们认为希腊思想是独创的，要是有损于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承认；由此引起一种相反的倾向，认为希腊思想完全是外来的，根本否认他们的独创性。著名古希腊哲学史家格思里比较客观地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建立在偏见和猜想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知识的基础上的。他说，由于成千件泥版文书的发掘，已经可以正确地说明东方的科学和哲学究竟教给希腊多少东西了。他承认在具体的天文学、数学以及其他一些科学技术方面，东方人早已超过了希腊，是希腊人的老师。他也重述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东方人发展这些科学技术，只是为了实用和宗教的需要，只停留在对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对一般理论的认识。只有希腊人提出"为什么"的问题，由于探究原因，产生了进一步的要求，才得到一般性的认识。火，在埃及人看来是有用的工具，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作用；而希腊人却要问为什么同一个火能做许多不同的事情，究竟火的本质是什么？这样就使希腊人的思想大大上升，达到一般的抽象思维，产生了理论科学或称为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希腊人超越了他们的先驱者。这具体地表现在希腊人所说的"寻求逻各斯"的思想中。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为多数学者所接受。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其实，早在希腊人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28]可见人们时常把希腊文化描述为不受其东方邻居影响的天才希腊人自身所产生的奇迹，这并不符合事实。伯克特的著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反驳了这种谬见，指出正是"在闪米特东方的影响下——如作家、工匠、商人、医治者等——希腊文化才开始其独特的辉煌时期，不久就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文化霸权"。[29]

　　在艺术方面，被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公元前720-前640）时期的陶器，就有明显地存在东方痕迹。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因此，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地中海东部的早期文明，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然而希腊人并不只是对东方风格进行一味的模仿，这一风格处于荷马时代和大殖民时代的过渡阶段，以此为起点，希腊艺术走上了自身发展的道路。

　　这种风格的陶器多出自与西亚等地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城邦。如科林斯、米洛岛、罗德岛等。当时行销很广的"科林斯瓶"上的装饰母题多来自东方。我们知道古代东方叙事性艺术是较为发达的，这种风格在希腊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一件出土于厄琉息斯的公元前7世纪的双耳瓶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件作品上，叙事性的描绘占据了主要位置，尽管还有细小的装饰图案撒布在人像间的空白处。

　　古代两河和尼罗河流域，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力学、医学和建筑工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古代希腊的许多思想家，例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人，都曾前往埃及、巴比伦甚至到印度旅行和求学，接受东方的知识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形成自己的哲学和科学观点。这些思想家自己就坦率地承认是东方的学生。诚如柏拉图所言，希腊人完全是群孩子。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这一时期，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部分，[30]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它在科学、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从东方现成地接受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其标志是铁器即铁制的生产工具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耕技术。东方的奴隶制，一般是和考古年代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相应的。大约公元前2000左右，东方发明了炼铁的有效方法。公元前11世纪，希腊人从东方学会炼铁而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这就造成了和铁器相适应的希腊奴隶制这种特殊情况。铁器的推广和使用在东方和在希腊对历史的发展导致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说东方铁器的发明和使用促使奴隶制崩溃和封建制度到来的话（如中国基本上就是如此），那么铁器在希腊的使用却是加速扫清了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和加快了奴隶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如果说在东方铁器的使用导致奴隶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形成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话，那么铁器在希腊的使用却导致希腊奴隶社会初期蓬蓬勃勃的政治生活；如果说在东方奴隶社会后期的科学文化成果建筑在铁器为标志的新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正是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铁制武器和工具还使希腊人能够有效地在地中海沿岸开拓殖民地，并能抵御北方原始游牧部落的侵扰，使其初建的文明不致被落后的原始部落所消灭。正是铁器工具和较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才构成了希腊奴隶制度和希腊文化在早期迅速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希腊文明之所以在奴隶社会早期兴起，归根结底要由这个物质基础来说明。

　　东方化时代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子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现在的伊朗，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萨格斯（H. W. F. 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近东。"

　　因此，追本溯源，倒是亚、非地区的文化影响了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上述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的概念，[31]不久就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这是句著名的古希腊谚语，形容古老的亚非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2] 早在19世纪20年代西方就出版过拉姆赛伊（Sir Wm. Ramsay）：《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纽黑文1928年版；比尔德斯莱（G. H. Beardsley）：《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Baltimore and London 1929。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作品有：罗杰斯（J. H. Rogers）：《世界有色伟人》（World's Great Men of Color），伦敦1946年版；詹姆斯（George G. M. James）：《偷来的文化遗产》（Stolen Legacy, 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alter 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1982）；魏斯特（M. L. 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The East Face of Helicon），伦敦1987年版；马丁·伯纳尔（M. Bernal）《黑色雅典娜》等。与伯纳尔观点相异的论作则有：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罗杰斯（Guy Rogers）编：《修正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Revisited），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论文集。作者是考古学、语源学、历史学诸领域中的东方学者、古典学者，他们的文章详细地解剖了伯纳尔的论点；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不是出自非洲》（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New York: New Republic and Basic Books, 1996。她反驳伯纳尔的非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神话不等于历史，学术自由不等于随便说话，不应把种族主义的标签置于一切事物之上"。
[3]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1987; Black Athena: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Volume II,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1991.
[4] 孟悦：《〈泰晤士文摘〉：什么是西方文明》，刊《读书》1998年第8期；董乐山《东方和西方，相会终有期》，刊董著《文化的误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5] Chinese Socialism Before 1907,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中译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6] （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第1版，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340页。
[7] Donald R.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2.
[8] Diodorus 1. 96. 2.
[9] 约瑟夫·斯卡利杰（J. J. Scaliger，1540-1609）法国古典学者、语言学家，出生于意大利，曾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主要著作为《年代学校正》首次将年代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10] （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4页。
[11] Cyrus H. Gordon, Homer and Bible, Hebrew Union Annual, 26 (1955), 1-66; and The Common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Hebrew Civilizations, 2nd ed. (New York, 1965).
[12] Michael C. Astour, Hellenosemitica: An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y in West Semitic Impact on Mycenaean Greece (Leiden, 1967).
[13] T. B. L. Webster, From Mycenae to Homer (London, 1958).
[14] R. M. Cook, Origins of Greek Sculptur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87 (1967), 25.
[15] Christian Froidefond, Le mirage égyptien dans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d'Homère à Aristote (Aix-en-Provence, 1971).
[16] A. 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London 1954, p.230.
[17] 据普鲁塔克在《克拉苏传》中记载，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们刚缔结了一个婚姻联盟，当克拉苏的头颅被信使从卡雷（Carrhae）的战场上扔到舞台上时，他们正在观看欧里庇得斯的《巴卡》一剧。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17-618页。
[18] W. W. Tarn,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London 1952, pp. 170-171.
[19] （日）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5页。
[20] 希腊人的运动会是裸体参加的，故悖犹太人的律法。参阅张久宣译《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7页。
[21] Henri Frankfor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New York, 1956), 121-137.
[22] 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Archaeology, edited by Ruth D. Whitehous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p. 14.
[23] 黄洋：《来自东方的影响》，刊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古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187-188页。
[24] （埃）A. 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100页。
[25] 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Archaeology, edited by Ruth D. Whitehous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p. 348.
[26] A.Toynbee, Hellenism, Oxford 1959, p.2.
[27] （苏）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6月第1版，第227页。
[28]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第1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第1版，第231页。
[29]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E. Pinder and Walter Burkert,
[30] 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321页。
[31]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Glasgow, Fontana Press，1980年第1版、1993年第2版，该书第6章就名为"The Orientalizing Period"。东方化时代首先是在艺术领域内出现的一个概念，后来这个概念才逐渐引入辅导其他领域。在艺术领域东方化时代也有不同的分期在Corinth主要有Early Proto-Corinthian（725-700） 、Middle Proto-Corinthian （700-650）、Late Proto-Corinthian（650-625）和Corinthian = Animal Frieze Style（625-550）四个阶段组成；在雅典，主要有Early Proto-Attic（700-675）、Middle Proto-Attic Black and White Style（675-640）、Late Proto-Attic（640-610）等三个阶段组成。关于东方化时代的起讫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如725-650 BC、700-650 BC、公元前8-前6世纪、700-600B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