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本专栏援引“伊拉克蜜枣”的故事，说明为有效应对通胀，政府不但不能实施全面的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而且要主动网开一面，选出几个商品和市场，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骤眼看去，那是一个与流行之见完全相反的论点。通胀当头，政府不严管价格和市场，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所以我用了经验来说话。可惜那历史比较“久远”，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我这个年龄算是亲身经历过的，但当时不过刚上初中，对经济现象记忆很深，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要日后再做功课，查阅文献和向有识之士请教，才有一点理解的心得。读者之中，对那个伊拉克蜜枣不甚了了的怕有不少，让我再说几句吧。
 
    1962年后在国内市场上出现的伊拉克蜜枣，是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然后以每斤5元人民币之价出售的。那时的5块钱，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当然属于高价，可以敞开供应，不需要任何票证的。类似的还有20元钱一斤的奶糖，以及似乎更贵的精美点心。

    这些蜜枣和糖果点心的后面，有一个大背景。我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论述，告诉读者以下三点：第一，“大跃进”之后，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了亏空；第二，以当时的办法，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去弥补财政赤字；第三，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发出去的票子又多，结果就引起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多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云，重新被请出来解决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以今天国民经济的规模看，60亿人民币的事情，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当年全部流通中的货币也不过130亿，陈云用伊拉克蜜枣、糖果点心（还有海产特产）等高价食品，“一下子回收了”年度货币流通量的一小半，魄力很不算小就是了。

    我认为更值得今天借鉴的，是对付通胀也要讲价格机制。归根到底，通货膨胀还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短期应对之道，惟有把过量的票子收回来，才能做到真正的物价稳定。这里价格机制的含义，是供求定价、随行就市，政府既不刻意限价，也不人为限量。反正给定当时的市场形势，只要能买到食品，就算价格贵些，对一些居民家庭来说也比啥也买不到强。市场有人问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家“一下子收回”了过量的货币，就稳住了物价。

    不知道当年的伊拉克蜜枣之价，是不是计入CPI？不过，那并不重要。计入还是不计入的，无非是我在上文所说的“温度计”上的读数有些不同罢了。重要的是，放开价格的伊拉克蜜枣、高级糖果这些商品，并不是每个居民家庭非消费不可的必需品。这类商品，低收入家庭无力光顾，价格再高也“杀”不到他们头上。能出价、也肯出价的，收入水平一般不太低。由此可以看出，当年陈云的选择，也有收入分配方面的考虑。说“劫富济贫”可能过了，但让高收入家庭对回收货币作出更大的贡献，却是真的。这里留下的启发是，通货膨胀其实是一道税。既然是税，抽谁不抽谁的，大有讲究。陈云网开一面放出高价食品回收货币，谁多买，谁就多交了通胀税。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是经济学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

    今天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首先是市场规模、货币规模以及流通中超量货币的规模，绝非50年前的中国可以想象。春节期间，韦森兄发来电邮，对年前本专栏的 “大文”写下一句感慨：“在目前天量M2的情况下，别说进口伊拉克蜜枣了，就是把南非的钻石全买来，也难收回这流动性呀！”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要问南非钻石究竟是个什么价？在逻辑上，货币定需求、需求定价格，只要价格足够高，天下应该没有什么流动性是收不干净的。不妨做个游戏：你给市场投货币，我给商品加价——你乱投多少我就胡加多少，那应该不需要南非钻石也可以做到供求平衡的吧？

    问题在于，经济逻辑在政治上不容易被接受。因此，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价格全放开”这回事。在通胀当头、民怨四起的情况下，“价格全放开”就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政府只干预部分商品和市场的价格和交易，而对其他商品和市场交易，则取开放的态度。这就带来一个历史经验里遭遇过的问题：究竟选哪些商品和市场来开放，才能兼顾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收到治理通胀的较好效果呢？

    不知道读者会怎样选。我自己的首选，还是进口消费品。讲过的，阿里巴巴的网商们把境外代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启发了本文作者看到消费品进口对抑制国内通胀的实际意义（见本专栏26、27）。回头理解，还是市场中人对国内外商品的比价变动更为敏感。当商人们发现，一件又一件境外的商品之价明显便宜过国内的时候，他们往国内市场“倒”这些商品的“宏观合理性”，就变得不容置疑。

    是的，当下扩大进口消费，利国利民。不是说“刺激内需”吗？扩大消费品进口刺激的正是国内消费。不是说“提高居民收入”吗？让居民买得境外物美价廉之物，那名义薪资就是不涨，人们的实际收入也会增加。不是说“控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吗？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会“冲击国内市场”吗？实际情况是可喜不可惧。举一个例子，放手“洋奶粉”进口，那些疑似三聚氰胺的产品，不要政府发文也会从商场里下架的！

    个人之见，也不需对“奢侈品”特别以礼相待。我当然看不懂LV手袋怎么就值那么高的价钱。不过市场里有人偏爱、愿意出价，纯属“愿打愿挨”的范畴，丰俭由人算了。至于天价购物是不是动用了公币，大款的收入是不是合法，所购之物是不是用来行贿，需要管也应该管，但要管在相应的发生环节才比较对头。当年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教训，是贪腐来的钱一个子都不敢花，两口子关起门点钞票过瘾——那对纪律检查部门查案办案，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其实，国内的消费与服务也应该分开来处理。原则是政府实在要管价限量，最好是划下一个真正涉及民生“必需品”的范围。举凡衣、食、住、行、用，凡高于某种质量界限的消费品——从“伊拉克蜜枣”到“豪宅”之类——一律划到管制圈圈以外的地方去。对这些商品的交易与消费，政府一不限价、二不限量，眼开眼闭、放任自流。惟一要动心思之处，是怎样把高价成交的货币有效收回到笼子里来。这个关键点，春节有几封读者来信谈及，但“英雄所见不同”，我们下周继续讨论吧。

                （作者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