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社会舆论的主旋律都是扬善弃恶，但是收效甚微，善从未溢满人间，恶也从未消停，究其原因，扬善弃恶有六难。

善恶其实都是一种社会上、人群中显现出的行为，人们将这些行为归类，划分出是非、对错，引申为善恶。产生在前，评判在后，未发之际，新善难以先扬，新恶难以先弃，此为扬善弃恶第一难。

很多善于钻营的人，总能因正确揣摩领导心思，机敏行事而获得认同，由此得到种种好处。社会不遗余力扬善弃恶，等同一位领导把喜好公示于众……。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就太简单了，光天白日做好事让众人称善，作恶小心一点，四下无人时迅速料理。扬善弃恶是初衷，显善隐恶成了结果，这是第二难。

第三难，难在善恶还有隐晦不明，难以区分的情况。比如两国因领土纠纷或信仰冲突而交战，谁正义谁邪恶无法明断，此时只有立场不同，没有善恶之分。各打五十大板，高论战即是恶，那是中立人士无关痛痒时的自炫之作。人与人之间也经常各据一理互不相让，然后约人助威， “德智人士”纷纷挟道义出场，称己方为善，唾对方为恶，扬善弃恶异化为帮扶亲友的幌子，站队表态的工具，本身已是一种恶，又如何能真正扬善弃恶？

社会又是不停发展中，封建社会的一些礼法，曾是公认的善，如今却是被批判的恶。各个时代都会有不少保守派和激进派，某些道德观念在争鸣中一时难有定论，却又悄然变化。第四难，难在时代变迁中善恶思想会转换甚至反复，昨日还是善，今天却成恶，众人或盲目追随，或无所适从，极端先例是曾作为正义化身，四处打砸的造反战将们。

行善正大光明，只要善心具备不难有善行，作恶却通常需要种种奸行、佞词掩饰摭盖，阴谋诡计暗里伤人。扬善弃恶的同时，把方法介绍，好人不用多学，原本有歹心无歹术的却学了个恶贯满盈，扬善弃恶反倒成了为虎作怅。圣人深明这第五难，所以削《春秋》，只耻恶事，述恶果，不详书恶行。然而圣人世间少有，反倒是太多自命高洁人士痛骂恶贼时唯恐遗漏，弄巧成拙。某个性质极度恶劣的凶案被爆炒后引起多人仿效，以奋笔直书彰显社会良知自居的白面书生们有几个反省？有几个自责？

最难在于人性复杂，人心难测，人情、人事扑朔迷离。有人机巧奸滑，善长颠倒黑白，有人憨直、鲁钝，惯于偏听偏信。扬善弃恶又成为一种武器：或鼓动如簧巧舌，指鹿为马；或扮成弱势群体，搏取同情；或暗设机关，诱失别人犯错，然后正色责备；还有摆出急公好义姿态为人出谋递策，实则包藏祸心，激化矛盾。凡此种种，千变万化，明暗交织，玄奥如棋局。

再看第一难，善恶只是对已发生、曾发生行为的一种评判，是人类社会中的现象。造成六难的原因就是在皮面下功夫，忽略了本质去追逐表象，如何不难！那么什么是本质？仍是两个字——利害！

一切生物的本能都是趋利避害，人也逃不过这一“天条”。善恶的划分就是出于人类自身利害的趋避。对益虫害虫的定论，对老鼠、蟑螂的厌恶，都是因为人类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害人为恶，助人为善，都是因为人类群体利益的需要。劳动光荣，偷懒可耻，都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笼统地讲，对多数人有利无害的行为称为善，当然要提倡；个人或小团体获利，却防碍甚至伤害到他人的称为恶，就要去摒弃。

根源在利害上，善恶只是一个提法，就象数学里的代数——X、Y，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答案。扬善弃恶，如同把正确答案抄一百遍，应付考试有余，对培养解题能力却没有太大帮助。庄子是位好老师，他告诉我们“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尧德润苍生，是大善，桀残暴害民，是大恶，庄子却叫我们别惦记，就是要忘掉标准答案，去探索求解的方法。

细想自己与别人所做的恶和所行的善，没有谁完美无缺，也没有谁不可理喻。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教养、不同的见识，所知利害当然不一样。眼下的利害与将来的利害，个人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此事的利害是否会影响到另一事的利害，各有见解，行事难免会有分别。

万善由心生，万恶由心生，心性出于对利害的认知。就象下棋，棋手对局面进行判断，产生对利害的见解，然后走出棋步，有妙着，有恶手，只因棋力有高低，棋风有差异，思路有时慎密、有时遗漏，出手自然不一样。

假设地上有一万元钱，路过的人无非有三种，拿走（不要白不要），无视（不拿不亏良心，也不费力多管闲事），寻找失主或交给警察（将心比心，急人所急）。仔细想来，都是出于自身性情，产生对利害的判断，虽可对其分善恶，本质却是利人还是利己，利私念还是利公德，利物欲还是利情操的问题。

小到谈吐坐行的仪态，大到生死存亡的抉择，有人清高有人龌龊，归根揭底，与路见重金时的取舍没啥不同，立身处世，行善作恶，基于修养、德性，权衡利弊而已。于是，隐者以避世贪闲为利；贤良以清史留名为利；烈士以杀身成仁为利；汉奸以保命求荣为利。读书人以有辱斯文为害；市井人以无财可图为害；刚正不阿者以曲意逢迎为害；圆滑通融者以冒犯权贵为害。

也许有人会说自己明知有害的事，却仍然做了，已经脱离利害关系的束缚，那不过是对另一利的渴求已经掩盖了这一害的危害。例如海瑞备好棺材上《治安疏》，自然清楚有害，只为天下国家故，死谏帝王以全事君爱民的儒家信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崇高的理想为利，就不会无底线去顾及自身的安危。还有所谓利令智昏，并非不明利害，是利欲熏心不顾害。比如偷盗抢劫，不是不知道会被惩罚，只因无本生意门槛低，操作起来简单、“实惠”，又自信手段高明，有很大机会逃脱惩处，所以铤而走险。

人有千百样，看到的利害也就有千百种，如果由着自身性情行事，别说扬善弃恶，社会将无任何准则可言，法律、规纪、章程、制度就此产生——明确告诉大家，什么事不可以做，做了会有什么惩戒；什么事必须做，不做又有什么后果。这样，利害关系发生了一个转变，自己心目中有利的事情，做了后会得到害，不利的事情，不做会得到更大的害，无论某人心性如何，所知利害会受到制衡，在趋利避害天性的指使下，有所不为，有所慎为，有所必为。

法规起到一个统一认识，约束行为，建立秩序的作用，无论由谁制定，谁执行，都是权力在强制推行某种利害观。这种利害观通常都会大致符合多数人的利害观，因为如果严重不符，权力将被更替。这种利害观也会在权力强行介入的情况下，中和、引导不同人之间不同的利害观，驱使社会或某个团体，某个行业更加稳定。

权力为公，公利被最大程度保护，所以现代社会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为私，私利临驾于公利之上，封建社会才有法不加尊的说法。无论为公为私，只要能做到大公、大私，法规能行之有效，都算是一种秩序，有积极意义存在。比如英明的帝王会认识到天下公利即是自家私利，妨碍公利视同与皇家争利（这是大私的利害观），于是拔贤任才，严明法纪，自然道长魔消，天下大治。虽然所图是一家私利，天下却能共利。

最可怕的是权力被一个团伙掌控，那么就会象古罗马共和国一样，名称共和，也有执政官轮换，权力核心却在元老院一帮贵族手中。共同执政的特点是：每个人都操持权柄，每个人的力量相差并不悬殊，彼此能制约，利害又大体相同，于是会互相佑护，不到权力冲突时绝不撕破脸皮。今天你不揭我强占民宅，明天我就不骂你与民争利，只要不影响这个团伙中其他人的利害，自己就可以安安稳稳获利免害（这是小私的利害观）。当然，如果欺人太甚，激起民变，伤害到团伙的共同利益，也会被惩处。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属于团伙执政，国无明君在位，权力核心必将旁落，由官僚集团掌控实权。官员们结党营私，侵吞公利，官官相护，万众侧目。久而久之，上不得台面的游戏规则在暗中代替公行的法规，悄然推行另一种利害观。当违法可避罚，违纪可疏通，获利有捷径，上进有坦途，营造交际圈，构筑关系网就成为心照不宣的“正道”。机灵人深知利害，都会不务正业，转而喜好交际，逢人称兄道弟，互以璨言献媚，图的是个携手进退，共谋私利，却能得道多助。一心为公，遵纪守法，直言逆耳的人，反因影响他人利害，失道寡助。利害乱套，最终法失威严，人无廉耻。

法规是道德的底线，国家威信是法规的支撑，利害是人性的本质，捕捉不到利害，底线频频失守，国纲摇摇欲坠，空用道德作演讲，善何时能扬满？恶何时能弃尽？真是：

未树立木德

善恶凭私念

世无商君才

难遂韩非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