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狂禅”所指称的对象主要是晚明一些反抗程朱僵化的思想教条与假道学的卓立不群的思想者[1]。钱歉益说“后来儒者之必趋于狂禅”[2]，狂禅思潮在晚明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阳明后学中，王龙溪、颜山农、罗汝芳、李贽、焦竑等人为狂禅思潮的中坚。
正因为卓立不群、不与程朱理学合作，狂禅思潮受到了程朱理学学者们的极力抨击，如与狂禅派学者同时的笃守程朱理学的顾泾阳曾借苏东坡与程颐的对答来评价泰州学派中的人物，说：“东坡讥伊川曰：何时打破这敬字？愚谓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颜何一派，直打破这敬字。”[3]顾泾阳在这里说得还是比较委婉，打破“敬”字，即是打破程朱的规范之意。钱谦益《瞿元立传》中说瞿元立：“痛疾狂禅，于颜山农、李卓吾之徒，昌言击排，不少假易。”[4]由此来看，如瞿元立等程朱学者，对狂禅派学者的意见几乎到了愤恨的地步了。清初程朱理学派学者亦极力抨击狂禅思潮中的诸学者，如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5]
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其实就是在抨击狂禅派学者在思想与学术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规矩绳墨。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评价当时的程朱理学学者的这种态度时说：“大抵有清一代，学者态度，阳奉阴违，表面是宋学，骨子里是汉学。对于朱子，直接攻击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间拥护程朱的，多半是阔老。一面骂陆王派为狂禅，一面骂汉学家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宁说为周孔错，不说程朱非。”[6]这里所说的阔老，大抵是指陆陇其、李光地、熊赐履等人。这些阔老对阳明之学及狂禅派攻击的口实，就是认为其学说“禅儒混杂”，亦即是思想与学术上的禅儒互释，或者说以禅释儒、以儒证禅。
清代程朱派学者，对狂禅思潮中以禅释儒、以儒证禅的诟病，从《四库全书总目》中可以窥见一斑。如四库馆臣评价李贽说：“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缪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7]措辞是非常严厉的。李贽的儒释合一，赵大洲谓之“以儒证佛，以佛证儒”[8]。这种以儒证佛，以佛证儒的做法，不仅仅是李贽一个人，而是狂禅思潮中的诸学者以及受狂禅之风所被的学者普遍的做法。深受狂禅之风熏染的袁宗道明确地说，他的思想是借禅解儒：
三教圣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所谓学禅而后知儒，非虚语也。先辈谓儒门澹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腐朽吾鲁、邹之书，而以诸宗语录为珍奇，率终身濡首其中，而不知返。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牍中，特吾儒浑含不泄尽耳，真所谓淡而不厌者也。闲来与诸弟及数友讲论，稍稍借禅以诠儒，始欣然舍竺典，而寻求本业之妙义。予谓之曰：“此我所行同事摄也。”既知此理之同，则其毫发之异，久之自明矣。若夫拾其涕唾以入贴括，则甚不可，宜急戒之。勿以性命进取，混为一途可也。[9]
儒释道三教“本领”是一样的，在本质内容上没有什么区别。三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同一道理，从禅的角度再来看儒学，就更能明了儒学的本旨与“妙义”。三袁中的袁中道则反过来说认为学儒后则能学真禅：
饶德操曰：“欲为仲尼真弟子，须参达磨的儿孙。”予则曰：“欲为达磨的儿孙，须参仲尼真弟子。”[10]
究其实质，他们这些人的言论，并不是旨在强调是学禅与学儒孰为先后，而是意在说明禅儒本质相通，如果二者互参互释，那么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理解禅或儒。袁中道的这种看法，可能是从李贽那里得来的。李贽从幼小开始学儒学，五十余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佛教，由此而知，此前所学儒学，不过是“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并没有真正通晓儒学的实质，而是通过阅读佛经禅藏，方知道真正的儒学：
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贯。[11]
学禅后方知儒学之宗、之一贯，可谓濡首儒书而知返。被四库馆臣称为“狂禅”的郑鄤，在一首诗里亦说：“木人画鸟不争春，未耐人间问假真。出世方堪存世法，未生原自有生身。”[12]出世而后知世法，正如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狂禅派学者的这种主张，对笃守程朱的理学家带来极大的震惊。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曰：“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熊赐履更进一步指出狂禅对程朱理学的破坏作用：“昔之佛老，犹是门庭之寇，今之狂禅，则为堂奥之贼矣。昔之佛老，犹是肤骨之疾，今之狂禅，遂成心髓之毒矣。”[13]刘宗周为纠狂禅之弊，读书讲学倡导慎独，“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臣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而刘宗周所谓的狂禅，即是“明以来讲姚江之学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诸人，大抵髙明之过纯入禅机，奭龄讲学白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为说，去守仁本旨益远。”[14]明确地说出了狂禅的特征是以禅入儒，又以儒入禅。耿定向撰《王心斋传》：“同里人商贩东鲁，间经孔林，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孝经》诵习。……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慨世学迷蔽于章句……”[15]其中的“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就是狂禅以禅证儒、以儒证禅的恰当解释。李贽评价王艮说：“近老多病怕死，终身与道人和尚辈为侣，日精日进，日禅日定，能为出世英雄，自作佛作祖而去，而心斋先生亦藉以有光焉故耳。”[16]同样“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的还有焦竑：“学者十年，以经证悟，以悟释经。”[17]
清立国后，逐步强化程朱理学，强化其在思想上的独尊。乾隆下令搜集全国的图书，编纂《四库全书》，用程朱理学对全国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整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将明代的灭亡归咎于王阳明心学的泛滥。《四库全书总目》对待狂禅派人物的态度十分严厉，禅儒互释是编纂者所重点批判的：“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18]”又，“盖明末心学横流，大抵以狂禅解易……”[19]又，“《论语咏一》仿宋张九成之例，以绝句代笺疏；次《孟子略述》，随意标举而说之，故曰略焉。四书皆崇祯十二年诏狱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诗书论世》三卷，则杂论《诗》《书》二经，大抵皆明末狂禅提唱心学，无当于圣贤之本旨。”[20]
最能说明狂禅思潮禅儒互释这个特征的典型事例是管志道。管志道在著作中大量地提到狂禅，而且以辟狂禅自居。钱谦益曾引用管志道的话说：“今日之当拒者，不在杨、墨而在伪儒之乱真儒；今日之当辟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滥狂禅。”[21] 管志道主张三教合一，但细来看，管志道的三教合一，还是主张以儒统释老。焦竑论管志道之学曰：“其言闳博逶迤，词辨蜂涌，大归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摄二氏，以是行于己，亦以是言于人。”[22] 管志道倡导程朱理学，对某些思想和行为方式激进的心学学者颇有所不满，颇有劝戒之意。在其所著的《孟子订测》、《觉迷蠡测》、《问辨牍》、《续问辨牍》中多次称赞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如在《孟子订测自叙》中说：“志道于万历甲午栖慧庆寺，草《大学测义》既毕，自觉思神颇索，将游艺于《孟子》七篇，掀《梁惠王》上下章一阅，深服朱注之简当精切，乃复掩卷而叹曰：紫阳朱夫子，注之圣也。”[23] 管志道对儒学的重视，从他反对狂禅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有至善之源头，出于量非量之上，则邵子之所谓非惟吾不得而知之，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看痛枵心儒者，一入狂禅狂玄灭裂之论，反卑孔矩而北面二氏之流徒云。”[24] 管志道认为，正是因为狂禅的鼓倡，才使得儒学的地位日降，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中颜钧等人不满的言论，处处皆是。如他评价明末的士风时说：
孔子之所主诚在仁，而所执全在体，故曰克己复礼为仁。孟子间以仁礼并称，亦以理义并称。理直，礼也，义在仁体中矣。宋学之中兴礼教，诚然，而重智则不起于姚江，激于梁代达磨之单传见性一宗也。达磨善藏一贯之绝学，以待濂溪，此良知之所自来也。濂溪善用之，遂开主静立极之圣脉，后儒不善用之，遂淫于五花后之狂伪余支，而儒为禅魔用焉。稽其弊亦必以礼，而不有信心，礼何由入？即今士风日趋于顽钝无耻，其高者尤在小人无忌惮中，倘裁之以孔孟之矩，则有所托而自文，吾不知其信心何在？然则主忠信三言，真对时症之良药也。若又信非所信，则圣人亦末如之何也。[25]
泰州学派声誉遍天下，他却颇不以为然，“盖天道好还，诸侯至于畏士，则坑士嫚士者必相继而至矣。国朝出颜钧、梁汝元、李卓吾之徒，几酿此衅，犹赖高皇帝之遗泽尚流，有为之小惩而大诫者。”[26] 所以钱谦益说：“世儒但知鸣道淑人之为王道，而不知言过其量，愿侈于力，覇心即伏于任道之中。原其所自，则以儒者高抬圣学，失孔脉之正针……公以深心弘愿，值三敎之末流，慨然思身为砥柱，以祖述宪章为学的，以圆宗方矩为敎准。”[27] 给管志道以很高的评价。
虽然如此，但程朱派理学家却认为管志道本身就属于狂禅派。高攀龙说管志道之所以辟狂禅，正是其苦心处，“至于阳尊程朱，阳贬狂禅，而究竟则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并斥，更是其苦心勤力处，欲使辟佛者更开口不得也。”[28] 辟狂禅只是表面现象，而实质仍是用佛禅统率三教，“尊崇儒矩，排斥狂禅，亦不过谓世法宜然。而窥先生之意，实以一切圣贤皆是逆流，菩萨本无三教，惟是一乘耳。故攀龙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总归佛门。而后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29] 四库馆臣说得更为明确，认为管志道之学是颜钧、罗汝芳等人的“狂禅”一脉的：“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30] 认为他是狂禅的依据，就是因为他的著作“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黄宗羲亦明确地说其是狂禅的“派下人也”。熊赐履曾说：“昔之儒只要辟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要明二氏之异，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狷不裁，不失为狷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禅。”[31] 说的大概就是管志道这种类型的吧。近世学者嵇文甫说：“管东溟混合三教，汗漫不可方物，而却云‘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从释老到杂霸，和卓吾所走正是一样路径。他们都是狂放不羁的人物。什么正学，什么异端，根本没有放在他们眼里，掀翻天地，当机横行。金银铜铁，搅成一团。这班人是不能以寻常尺度相绳的。”[32]
由此可以明证，是否狂禅，不是表现在口头上对狂禅的批评与赞扬，而是那种在学术与思想上体现出以禅解儒以儒证禅的做法与精神。
管志道的著作中，这种以禅释儒以儒证禅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管志道十分精通《华严经》，整个《觉迷蠡测》从头到尾，都是用《华严经》教理来比照儒家经典，说明儒家学说。虽然是用来说明程朱之理学，劝戒狂放之士要以程朱之学为绳墨[33]，但是实际上他的做法与《觉迷蠡测》及其他所有著作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几乎完全是与程朱理学相悖的。这方面，从《觉迷蠡测》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如“老释互发章”、“深心章”“孔释异同章”“时节因缘章”“悟机章”等。
管志道称程朱为“命世真儒”，晚明之所以出现狂伪交发的局面，就是阳明之学扫程朱之学术而又未达孔子之深心所致：
守程朱拨因果之旧案，断不足以滌人伪根，然程朱实是命世真儒，非导人以伪者，特不能夺人之伪耳。从程朱主敬穷理之教，纵不能夺人伪，亦夺人狂。今之学者，狂伪交发，却在姚江倡道之后。然姚江亦非以狂伪导人者也，特以既扫程朱之旧案，又未达孔子之深心，而徒以一脉良知，扫人情见，其流必至于此。[34]
表面上看，管志道给程朱以很高的评价，而实际上把程朱抬出来，不过是作为他的挡箭牌罢了。接下来，管志道似乎把程朱零落到一边了，称孔子为如来的分身，这便大大地超出程朱之学的范围。管志道一再批评别人对程朱之学“多信不及”，只有自己“独信之深”，[35] 但是其“已决意净土门中修儒者行”[36]，似乎亦不是程朱之主张！实际上，其对程朱之学的实质态度，自己亦一语道破：
岂知其为遁世不见是之功课也，此与程朱之家法，委有小违，而窃自信不违于孔子之心法，亦不违于高皇之治法。[37]
“与程朱之家法，委有小违”，这不过是委婉说法。管志道对程朱不满的地方亦不少，如其对朱熹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佛禅就有所不满，“亦犹紫阳夫子之恶空字，不辨真空顽空，一切讳之也。”[38] 笃信程朱理学、“纯以程朱之见”绳墨其他学说，只是管志道“未壮时”的情形。接触心学与释道二教之后，则开始转以用释道解儒学。管志道记述自己的这种转变说：“未壮时纯以程朱之见为见，既有所闻于天台先生，获友天下善士，因参二氏家言，而执一之障始去……裁今之以禅狂扫孔矩者，知儒生之轻谈般若，乃狂魔之窦，不可开也。则益信孔、颜不离日用而见天则，真是即心是佛，即经世是出世，与文殊之智、普贤之行，两不相违。”[39] 儒学与佛禅两不相违，禅儒互释成为管志道一生为学的主旨，贯穿在其所有的著作中。如在《觉迷蠡测》中说：
凡吾平日揭辞，类多以释显孔，以孔印释，以禅佐儒，以儒匡禅，不用险谲骇人之语。……此后儒生不患其执一于儒，而患其二本于禅；不患其不跳程朱圈外，觅所谓毘庐法界，而患其不从孔颜矩中，求所谓普贤行门。[40]
管志道的禅儒互释，主要表现是：主张程朱与佛禅并举，不应偏废，以为区分儒、释二家，只是人为的分别异同而已；认为佛禅之空与孔子之上达不悖；认为程朱之道与佛禅之道共盛衰。程朱之道的盛是因为佛禅的盛，程朱之道的衰落是因为佛禅的衰落，这种言论是多么的大胆！因此，尽管管志道表面上口口声声守程朱之绳墨，四库馆臣还是将其称作狂禅！[41] 亦难怪真正笃信程朱高攀龙只承认管志道的学说是佛家之说，“原夫先生之学，本自佛氏悟入，而儒者六籍，皆在悟后印证，故究竟只在佛家见解。”[42]
除管志道外，以禅释儒以儒证禅的狂禅精神，在狂禅派其他人身上亦有深刻的体现。狂禅派诸人，都与佛禅有着甚深的渊源，在他们的思想和知识结构中，不是简单地把佛禅当作一种学问和学说来加以理解与使用，他们是悟到了佛禅的精髓，对儒释道及其他各种知识、各种道理与自然界的各种规则，都不加以人为的分别、区分界限，只是以心性（或良知）作为考量的标准，符合心性（良知）的则是，不符合心性的则非，他们对三教的认识超越了简单的三教合一或三教融合论。
在心性这个前提下，狂禅的言说和著作，便会不可避免地将佛禅与儒学混在一起，不可避免地用佛禅的某些说法来解释、说明儒学中某些话、某些观点，以期能更好的阐发自己的观点或支持自己的学说。这种做法，在笃守程朱理学的学者眼中，便是用佛禅来统领、解释儒学，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狂禅派用佛禅来解释儒学以阐明自己观点和思想的做法，渊源于王阳明。王阳明将良知说比喻为明镜，良知是心之体，而将心体比喻为明镜，则是佛禅中的典型说法。王阳明说：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43]
良知之体如明镜，随物见形，颇似《楞伽经》所说：“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身现流亦复如是。”毫无疑问，王阳明这里是借用了佛禅的比喻而来阐释他的良知说。
王阳明的做法为狂禅派启开了端倪，狂禅派的诸学者以大无畏的狂侠般的气概，将王阳明的这种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王龙溪用佛教的“空”来解说孔子的话：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无知也者，空空也，无圣无凡，孔子之空空，与鄙夫之空空，一也。两端者，良知之是与非也，叩两端而竭，则是非忘矣。[44]
佛教谈空，孔子亦谈空，二者实质相同，而且进一步引申为凡圣本质相同！王龙溪用佛禅的语词和义理解释儒家观念（虽然有些牵强），模糊了程朱理学所严防的儒学与佛禅之间的界限。王龙溪又在《八山居士闭关云门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偈相酬答，时龙溪道人偕浮峰子叔学生访上人与龙南山居，语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数语，呈八山与玉芝共参之》诗中表述这个问题：
禅家但愿空诸有，孔氏单传之屡空；儒佛同归较些子，翠屏山色自穹隆。[45]
用“空”来解释孔子的话语的还有屠隆，《重修首山乾明寺观音阁记》一文整个的就是说明佛禅与孔子之空的“同”。文章一开头说：“夫出世者贵禅理，贵其清虚，在世者尚儒术，尚其实际。贵清虚者薄世法，谓其躁兢而多累；尚实际者薄出世法，谓其空廓而亡当。是皆末流之伪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喋喋不休地辩论入世与出世的差异，是末流的不真实之言，没有明了二者玄同的主旨。那么二者相同的是什么呢？屠隆接着说：
仲尼无意必固我，空之谓也。……故儒释之不同者，在世出世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处，本实运而空存，释之精处本空，空极而实显。儒贵人伦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释去真空亦称妙有，妙有者实也。若缨绋烦躁而自同桎梏，何名为儒？玩空断见，而沦于死灰，何名为释？余见佛子之徒之谬悠曶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诧，而菲薄儒者以为拘执。夫佛之宽衍何不容而菲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邪而俗儒不达，又或矜诩名实而诋诃西方大觉以为偏枯与媾为斗，吾怪其波流也，自非精诣玄览之士乌能究其归乎？[46]
佛禅与儒学之间的相同，非是“精诣”二家学说者不能体会得到的。即使能精通二家学说，如果不能融会贯通，或者心存偏见与芥蒂，那么一样是不能看到二者的“同”。语词或者说某些义理的相同或者能相互诠释，只是表面上的，是浅层次的；狂禅派认为，儒释（也包括道家、道教）在深层次上——即心性——亦是相同、相通的，“佛氏言众生亦有佛性，儒者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在慧业文人可知矣。”[47]
历来主张三教融合的学者，基本观点是“合”，认为三教应该相互调和、采纳。狂禅派则认为，三教不过是名称之异，因此不必做人为的区分。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能“精诣”三教之本旨，认识到三教在本质上相通，那么三教不仅无所谓“分”，也无所谓“合”。“分”与“合”的关键是要“悟”，要悟到三教相互无碍，周汝登说：
儒与禅合乎？曰不可合也。儒与禅分乎？曰不可分也。……如《维摩》《华严》之旨，悟之则无碍于儒，可以用世可以超世矣。孔子之旨，阐在濂洛以后诸儒；如来之旨，阐在曹溪以下诸师。嗟乎！人而有悟于此，则儒自儒，禅自禅，不见其分；儒即禅，禅即儒，不见其合。[48]
不可分与不可合，就是不必分、不必合。再看周汝登说得下面一段话:
思位问：佛说放光现瑞谓何？先生曰：此是本有的。夫子温良恭俭让，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都是放光处。思位曰：释迦明说百千亿万劫事，何孔子不言？先生曰：夫子言百世可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何尝不言？思位曰：夫子只言可知，若释氏则明言汝前劫是何人，今劫是何人，来劫复何人。此似不同。先生曰：始终不离当下。佛言千百亿劫即言须臾事，汝但返照自身，适一念迷便前劫是众生，今一念觉便即今是佛，再迷则来劫复是众生，常觉则来劫常是佛。[49]
思位询问佛教中的问题和义理，周汝登却用孔子来举例说明。而且要认识到佛教或儒学的根本，都“始终不离当下”，当下即是顿悟，即是直契根本。这段话是典型的佛教与儒学相互诠释。周汝登还说：
大学何以首提知止？中庸何以根归明善？知也，明也，即所谓悟也，非禅门始有也。深造自得，一旦豁然之境，固不可以商量而入。[50]
象这样的话语，在周汝登的著作里俯拾皆是，可见这是周汝登一贯的学术思想。
上面所说的王龙溪、屠隆、周汝登等人，都是以佛禅与孔子做比较，以佛禅与孟子做比较的是黄辉。黄辉（1555－1612），字平倩，号慎轩。万历十七年进士，文章学法韩愈、欧阳修，诗文与陶望龄齐名，书法与董其昌齐名，而博识过二人。与三袁、屠隆、陶望龄等交往密切，属于公安派之列。黄辉在与月川禅师的对话中，阐发禅宗与孟子的同为妙指：
月川素驳孟子，又不主张单提之说，昨会间为言及孟子妙指。月川曰：“是则甚是，孟子何常提话头来？”予笑曰：“公且照现前孟子，莫管过去孟子。”既而曰：“必有事焉，是孟子话头，勿助勿忘是孟子提话头工夫。”[51]
在狂禅派这里，儒释的语词可以相互使用，义理可以相互诠释，同样的修行方式与开悟方式。从狂禅派的言论来看，涉及到的儒学著作有《论语》、《孟子》甚至整个《四书五经》，几乎把所有的儒学传统经典都拿来和佛教典籍做比较。更甚者，狂禅派称程朱阐发的亦是佛教之理，如周汝登说：
人有真心，汝平日做举业做官的心，亦是亦不是。明心非禅语，《大学》知止，《中庸》知微，《论语》闻道，《孟子》知性，程子识仁，皆谓是而已。于此明了方知本无生死，夕死可矣。更有何事！[52]
周汝登摆落三教外在的形迹，儒释道三教都是教人求真心，《四书》是如此，二程也是如此。周汝登只提到二程，而李贽却把朱熹及其他理学家也拉了进来：
周濂溪非但希夷正派，且从寿涯禅师来，分明宗祖不同，故其无极太极、《通书》等说超然出群。明道承之，龟山衍之。横浦、豫章传之龟山，延平复得豫章亲旨，故一派亦自可观，然搀和儒气，终成巢穴。[53]
将周敦颐、二程、杨时、李侗、朱熹这些理学大家之学认作是与佛禅同质之学，认为是从佛教禅师和佛教义理那里延衍而来，是得禅宗之宗旨，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极大否定。
从禅儒互释的角度来看，能真切地清楚狂禅派看似矛盾的思想。比如李贽。在很多人的眼里，李贽是一个矛盾的人：“居士向日儒服而强谈佛，今居佛国矣，又强谈儒。”[54] 出家前口口谈佛，而出家后却又声声谈儒，表面上看确实是非常矛盾的。如果从禅儒互释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很容易清楚地了解李贽的内心世界。在李贽的思想里，有两种观念是非常凸显、非常牢固的，一是儒释同等、同理，释迦与孔子都是一样的大圣人，在家即是出家，出家亦即是在家：“人谓佛氏戒贪，我谓佛乃真大贪者，唯所贪者大，故能一刀两断，不贪恋人世之乐也。……故余谓释迦佛辞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诞也。”[55] 二是认为不论凡圣，心性或者说都是同一的，人人不待修而天生即具有与圣人一般的性，所谓的大人之学，就是去除后天的污染（即后天所学的遮蔽人心性的知识与习套），恢复人先天本具的“明德”或者说“大圆镜智”：
夫大人之学，其道安在乎？盖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圣万贤同，彼无加而我无损者也。既无加损，则虽欲辞圣贤而不居，让大人之学而不学，不可不得矣。然苟不学，则无以知明德之在我，亦遂自甘于凡愚而不知耳。故曰：“在明明德。”夫欲明知明德，是我自家固有之物，此大学最初最切事也，是故特首言之。[56]
狂禅思潮中的这种禅儒互释，打破的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的程朱理学教条，为思想界和文学界带来了活力，使思想界变得活泼，使文学创作添加了新的因素、提供新的推动力，直接引导出晚明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兴盛。但是狂禅派这种狂放思想、不加约束的行为方式，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端。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狂禅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的意气派系之争与空穴来风，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出了狂禅思潮所存在的问题。推崇李贽的袁宏道，前期以李贽为宗，而在中后期，学术思想发生转变，由先前狂放、一味求悟而到后来的内敛、重修，可能是看到了这种思潮或思想方法、学术的弊端。他曾总结说：“近代之禅，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则阳明以儒而滥禅，既则豁渠诸人以禅而滥儒。禅者见诸儒汩没世情之中，以为不碍，而禅遂为拨因果之禅；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不惟禅不成禅，而儒亦不成儒矣。”[57] 对狂禅思潮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虽然不能象四库馆臣那样，把晚明士风与学风的败落，完全归咎于泰州学派与狂禅思潮，但是也应从狂禅思潮的成败中吸取教训。
（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参见赵伟《晚明狂禅考》，《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
[2] 《丰学士画像记》，《全祖望全集汇校集注》，第1110页。
[3] 《小心斋札记》卷九，《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附年谱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册，第309页。
[4] 《牧斋初学集》卷7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0页。
[5] 《三鱼堂文集》卷三《学术辨》上，《四库全书》第1325页，第15页。
[6]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百三》， 第60页。
[7] 《四库全书总目》之《初潭集》提要。
[8]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第190页。
[9] 《白苏斋类集》卷十七“说书类”，第368页。
[10] 《悦习上人小序》，《珂雪斋集》卷之十，第489页。
[11] 《续焚书》，第66页。
[12] 《家君舍宅为庵，近有戒德十开士结大悲忏坛其中，礼佛次成十首 其六》，《峚阳草堂诗集》卷之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26册，第589页。
[13] 《闲道录》，清华大学藏清刻本，存目子部第22册，第36页。
[14]《四库全书总目》之《刘子遗书》提要。
[15] 转引自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960页。《四库全书》集部第131册收有《耿天台先生文集》，《文集》卷十四收有《王心斋先生传》，其记载与侯氏之书所引录大意相同，而语词颇异，原文曰：“寻商贩东鲁，间疾，受医倒仓法而愈。因究心医术，盖为事亲不可不知也。经孔林，谒夫子庙，诋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孝经》、《章句》诵习……居，尝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多发先儒所未发。”（《耿天台先生文集》，第348－349页）
[16] 《与焦漪园太史》，《续焚书》，第28页。
[17] 《邓潜谷先生经译序》，《澹园集》，第760页。
[18] 《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总叙》。
[1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周易翼简类解十六卷附群经辅易说一卷》提要。
[2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四，《峚阳草堂说书》提要。
[21] 《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晋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49。
[22] 《广东按察司佥事东溟管公墓志铭》，《澹园集》续集卷十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47页。
[23]《孟子订测七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478页。
[24]《孟子订测》，639页。
[25]《孟子订测》卷一，第484页。
[26]《孟子订测》 卷二，540页。
[27]《牧斋初学集》卷49。
[28]《答泾阳论管东溟》，《高子遗书》卷八上，《四库全书总目》第1292册，第329页。
[29]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上《与管东溟二》，第484页。。
[30]《四库全书总目》之《孟子订测》提要。
[31] 熊赐履：《下学堂劄记三卷》，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存目子部第22册，63页。
[32] 《左派王学》，民国丛书本，根据开明书店1934年版影印，第78页。
[33] 《问辨牍》卷之元集说：“近日之狂学，似儒似禅，非孔非佛，相率为小人无忌惮之中庸。其有所忌惮者，不为子莫之中庸，则为胡广之中庸，此当以恶乡原距杨墨之例挽之者也。愚玩《会语》中，实含有此意焉。昔唯周元公洞照无余，程朱得其一，失其一矣。然而去狂去伪，以忠孝节义维世风，非程朱之绳墨不可。”（第635页）
[34] 《觉迷蠡测》，第657页。
[35] 《觉迷蠡测》，第656页。
[36] 《觉迷蠡测》，第652页。
[37] 《问辨牍》卷之元集，第636页。
[38] 《问辨牍》卷之亨集，第675页。
[39] 《问辨牍》卷之元集，第637页。
[40] 《觉迷蠡测》，第737页。
[41] 四库馆臣除了在《孟子订测》提要中提到外，在《问辨牍四卷续问辨牍四卷》与《从先维俗议五卷》的提要中亦有提到。如在《问辨牍四卷续问辨牍四卷》提要中说：“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弥甚，放荡恣肆，显倡禅宗，较泰州龙溪为尤甚。其《答王塘南书》谓孔颜真是即心是佛，即经世是出世，与文殊之旨、普贤之行，两不相违。其宗旨可见矣。虽为儒言，实则佛教。”在《从先维俗议五卷》提要中说：“其四、五卷皆讲学之语，理杂二氏，且明三教主宾之说，并谓教化通于性海，经世之中有出世，是孔子与佛同道。又云达摩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门七十二贤，靡不得其大意，至遵此实际，则惟颜子一人，而曾子启手足时曾及之。其附会尤甚。盖心学盛行，而儒墨混而为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四库全书总目》，第1076页。
[42] 管志道《续答景逸书》中所录高攀龙给管氏的书信。《问辨牍》卷之贞集，第787－788页。这些话是在高攀龙给管志道的第二封信——《与管东溟二》中提到的：“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禅，亦不过谓世法宜然。而窥先生之意，实以一切圣贤皆是逆流，菩萨本无三教，惟是一乘耳。”高攀龙在给顾泾阳的信——《答泾阳论管东溟》中亦有提到：“其所谓太极、所谓道即所谓毘卢遮那者是也。至于阳尊程朱、阳贬狂禅，而究竟则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并斥，更是其苦心勤力处，欲使辟佛者更开口不得也。”两文均见《高子遗书》卷八上，四库全书本。
[43]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第787页。
[44] 《艮止精一之旨》，《王龙溪全集》卷八，第541页。
[45] 《王龙溪全集》，第1322－1323页。
[46] 《白榆集》，第192－193页。
[47] 《白榆集》，第225页。
[48] 《佛法正论序》，《东越证学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550－551页。
[49] 《东越证学录》卷之五，第494－495页。
[50] 《东越证学录》卷一，第440页。
[51] 《黄太史怡春堂逸稿》，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印行，第199页。
[52] 《东越证学录》，第505页。
[53] 《与焦漪园太史》，《续焚书》第28页。
[54] 《答邓明府》，《焚书》卷一，第42页。
[55] 《书黄安二上人手册》，《焚书》卷三，第132页。
[56] 《与马历山》，《续焚书》，第3页。
[57] 《答陶石篑》，《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第79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