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台北市紫藤庐茶艺馆主人周渝在1998年11月14日湖南医科大学“两岸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演讲，有删节。

各位教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今天能在湖南医科大学，在这样一个场所跟各位谈谈茶，谈谈文化，谈谈我多年以来不断思考的一些心得，跟各位分享，希望大家指教。

清醒与恍惚

刚才很高兴听到我在茶艺队三、四年前见到的张彤同学说，她从深圳坐火车一夜迷迷糊糊的摇回来。我听到「迷迷糊糊」就觉得很高兴，在迷糊中有时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有时候很多灵感就在好像清醒又好像迷糊中得到。当然，这类灵思、启悟，是你平常心中有所求，思维遇到迷惑，心中悬着疑问，在某个时候答案才不期然的到来，不是说你平时无所思求，迷迷糊糊就会来。实际上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迷迷糊糊的，像我今天，一方面思维与讲话好像很清醒，一方面又像在作梦。就像喝茶，茶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中国古代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晓得茶有一个特性，就是清。茶在古代被认为是使身体得到清理的饮料，从肉体上的清涤达到精神上的清醒。喝茶是很悠闲的事情，让人对别的东西容易产生灵感，更能够促进沟通，让人对万物的观察、人与人的沟通更清醒。可是，完全清醒是不是就能沟通？这也是一个很奥妙的问题。茶有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喝茶的时候虽然很清醒，可是我们常常一杯茶喝下去，比如我们喝到君山银针时，也许突然间，说不定洞庭湖的风光就进来了！我最早喝到杭州龙井时，咦！怎么搞的？跟台湾茶不一样，我在台湾看到的风光都是高山，彷佛茶在高山上，白云、青天……，可是那龙井茶喝下去，恍惚间看到一种江南很秀丽的风景，湖面细腻的风光，又好像看到了江南美人清丽的脸孔与神韵，这很奥妙！所以茶是既使人清醒，也可以使人发生幻想，而这种幻想是不是也是一种沟通呢？是它把你带到那种风景与美感中去。所以我们说的沟通有时候是很奥妙的，它又要清醒，又要有种恍惚中的灵感，一种理性达不到的灵感才能达到这种沟通，茶就是这么奥妙。我1995年在巴黎谈茶的时候，正好那里在开个汉学会议，有几位汉学家和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来参加我们的茶会和演讲会，我就说西方早期希腊文明时，他们就曾经把理性和感性对立起来，理性属于阿波罗日神的，很清醒，感性是属于戴奥尼息斯酒神的，是迷狂的；感性可以达到诗的境界，而理性是达到一种清晰的类似几何与逻辑推理的状态，它们彼此是对立的；可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奥妙，这两个东西并不对立，人是可以既清醒又幻想。我自认为人要在既清醒又恍惚的状态中，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沟通，一种心灵的沟通，或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沟通，或是跟一种超越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在沟通。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现今世界上各种科学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建立在感官所能够确定物体存在于世界这个基础上。我们发明显微镜，以及各种测量的仪器，基本上是要求有物质存在才能够承认他是存在的。凡是物质上没有存在的，基本上是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西方循着他传统思维发展出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发现这种物质的存在，个别的相加并不等于整体，怎么样相加也加不出个整体，我想各位同学学医更清楚人体的奥妙，由局部相加是加不起来的。西方后来认为，要理解整体必须找寻来自于上帝的公式，而这个公式是能够用数学来表明的。牛顿、哥白尼就是在找寻发现一些公式，这表明在具体的世界有一些法则。在西方，他们常常认为这是上帝的法则。二十世纪以来，又发现这个世界可能不像十八世纪以来认为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有固定的轨迹，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清楚知道它的物质存在。像量子力学的出现，就发现有些东西你看不到它，可是你知道它的存在，可以推理它的存在，它测不出来，看不到，但它还是有征兆，我们研究者在不断的找寻，有些东西不是可以完全被解释，里面一定有什么根本的东西，可以不断的找寻这些线索，然后推理它的存在，像爱因斯坦或某些大科学家的治学，发现常常是运用推理与想象得出来的结论，要隔很久才被实验证明，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理下去，有些东西确实不是我们现有的人类感官看得到的，可它是有征兆的，这种征兆可以感知，但不一定是用科学的方法。

无与有  观察与实践

道家讲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我们从哪里去接触自然呢？它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无”就是要心灵持一种完全空无的状态，才可以看到奥妙的征兆，你抱有清明、无为状态，你也许就有机会看到一种奥妙，可是你光看不够，要去实践。宇宙是有生命的，是不断在进行自我实践的，我们必须通过自我实践，才能发现它的奥妙。《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它从有无开始。孔子的《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习”不是复习，是练习，就是实践，我们要学习也要经常实践，这是一种快乐，所以一方面要去追寻真理，一方面要去实践，这是中国人对自然、对生命、对存在的一些基本态度。

我讲的题目是《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至少在2500年前，四川人就懂得喝茶，根据明末清初顾炎武的考据，秦人取蜀以后，把茶带到中原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把四川喝茶的习俗带到中原，所以茶开始在中国各地流行。魏晋时江南开始风行饮茶，西晋时上层社会都在比豪奢，比谁有钱。到了东晋时期，反对豪奢，提倡过俭朴生活，所以他们要喝茶不要去喝酒。到唐朝，陆羽写了《茶经》，茶开始在中国大风行，不只是中原，包括整个边疆民族，都要喝茶。到了宋代更是风盛，这是中国古代茶的历史的一个简单介绍。

茶是万物的一种，古人称茶是草中之英，又说人是万物之灵，“草中之英”很有趣，为什么叫草中之英呢？有时候我们吃到很好吃的水果，也都会感觉到大自然的气息；但茶有一种奥妙，我刚才讲过，当我第一次喝道龙井茶时，突然看到了江南的风光，它从味觉上让你精神清醒，从而让你看到那么远，只是几片茶叶，就把整个风景带过来了，这真是很奥妙！同样，只要一批茶做得好，像台湾冻顶乌龙中的某些好茶，我们可以感到那种不是那么清朗，而是涵着茫茫雾气的浑厚的感觉；如果我们喝台湾的高山茶，如果是好天气做出来的，（坏天气做不出好茶），如果茶农很认真做，那种做的过程是很认真地在跟自然对话，那种高山茶真的是会让台湾高山上蓝天白云，很清朗的气息都呈现眼前。这茶叶可以把整个山川在这种又清醒又幻想中让你去看到；所以面对茶，就像面对人，同时有清醒，同时有灵感，才能得到一种心灵深处的沟通。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自然”能够让你全身清彻，同时又让你清醒、幻想。

第二个“自然”的意思是，人类本身是怎样一种存在的自然？古人说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是万物之灵呢？就是经宇宙创生万物，而万物都活在一个自然界里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它们按照春夏秋冬这样生活。植物的生态变化，动物在春天交配，在冬天冬眠。诸如此类，它在一个自然里有很漂亮的变化。在南北朝时中国第一本重要的文学美学书籍《文心雕龙》第一章《原道》里讲，万物都有美，但是万物都是受自然支配的，只有人心是接着宇宙创造的心，人是天之骄子。它的心有创造力，人心能在思想中了解宇宙的道理。虽然人也是万物的一种，为大自然所创造；但人也有创造力，我们可以创造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工具，可以创造艺术品、文学、诗歌，而且我们就在其中创造了自己。人是有这个创造力的，所以当人可以用思想，用感情，用幻想去领悟世界又无法在其中自我实践的话，这个人就没有完全按照大自然给我们的命运的路走，就会发生苦闷、焦虑。人有多样的认知能力与实践天赋，所以人一方面具有很大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人也很脆弱；我们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里，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做的还是很有限，可是我们在做有限的事情，有时也可以感到无限的存在，我们在有限中也可做出无限的意义，其实人类的命运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限的事情，并希望能超越有限的局限获得更多的意义感。只有靠实践，在具体的小事中去实践。按人的命运，我们的生命里一定要保持与人沟通，与大自然沟通，能够思考，能为自己做一点小事情或为别人，我们才会快乐。假如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快乐如果靠买，靠享受，那么，就会像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到处都在找寻刺激到处都是需索享受，人拼命的购买。

几年前我看到一份报告，介绍亚洲各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调查，列了很多项目，是西方人做的科学调查。亚洲最有钱的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日本，而日本的幸福指数只有百分之五十几，是最不幸福的，他们的自我幸福感很少。最快乐的国家，我记得好像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之类，他们很穷，他们有钱就去玩乐，跳舞或喝酒，没钱就去工作，快快乐乐。今天我们在一个历史命运下，必须走一条市场经济之路，也必须把资本主义带进来，也都是靠不断的刺激物质欲望。尤其在大陆沿海城市，在内陆地区还不会太觉得，但以后会越来越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多数人觉得幸福是靠钱买的，其实真的买不到。但我们不能唱高调说物质不重要，物质确实是重要，物质是基础，可是我们在物质的基础上能做什么，实践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跟它的关系只是享受，可能就不会满足，如果你取得物质基础，取得一些条件来做一些事情，做自我实践，以这个媒介做一些语言沟通啦，或者说创造实践，那才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可靠，有理想性的一种真正心灵快乐的来源。

文字与符号

人还有一个命运，就是我们发明了文字、符号，人已经走在使用文字、符号去思考自然的轨迹里。到底文字符号跟存在的本身有什么关系？这一直是被探讨的问题。中国古代很多人也谈到这个问题，所谓“言不能尽意”，我们常常感到说的话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想象，知道这句话背后所指示的是什么意思，文字符号永远不可能把一切存在的真相讲得完全清楚，需要将人的经验领悟与它结合，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问题。总之我们已经走上了文字符号的道路，我们还要用思想和想象去掌握自然的真相。

巫与“去巫”

当人类应用文字和符号去思考自然以后，宇宙本身的或是人文本身的问题就不断浮现起来。中国商周之际，周虽把商灭亡，但只是把它领导中原的权威灭亡，不是灭亡整个国家，还是让商的国家存在，就是后来的宋国。当商被打败时，周武王对商发颁禁酒令，对他们说“你们喝酒太多，你们太迷狂了，不要这样子”。根据正统的记录与说法，从武王、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开始，他们在差不多三千年前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这之前，商民留有很多甲骨文，都是卜筮的记录，它们几乎每天都在占卜，做什么都要占卜，可以说非常的迷信，那么多的甲骨文全在占卜。在中国文字上，像医科大学的“医”字，下面是个“酉”字，可古代，是个“巫”字，所以“巫”才是“医”。人生病，需要有种力量跟大自然对抗或协调，一定要有种神奇的力量，靠“巫医”才能解决。在古代“巫医”是非常重要的，“巫医”的治疗不可否认，确实有它的效果。不要说古代，现代还有巫医，有些巫医还是有效果（注）。但麻烦的是，你很难分辨真的还是假的，同时还掉入非理性的权威摆布中。所以文明不能靠“巫”来领导，“巫”的领导是文明比较初级的形式。在世界各民族文明初起阶段是一样，想了解宇宙，但觉得宇宙太恐怖，不晓得怎么了解，似乎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支配宇宙，尤其在充满原始感知能力的初民特别可以感到这种力量。所以这时候人是通过“巫”，透过某些特别聪明、敏感的人，它们形成传统，用特殊的方法传授继承，它成为文化中重要的核心，通过“巫”来实现与宇宙的沟通。所以差不多三千年前，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去巫”，周文王似乎就是领导第一个“去巫”的大人物，他根据古代的《易经》将八卦变成六十四卦，同时重新写每一卦下面的系辞，他虽然把整个易经中巫的色彩大量去掉，他仍然延续运用原始巫建立的人与宇宙沟通的大量基础来建立起中国天人、宇宙的重要哲学，它运用阴阳变化来理性了解宇宙与人事的变化规则。

注：巫术在现代普遍被称为“特异功能”，汉民族在经过易经、道家、儒家和诸子百家洗礼以后，这类巫术大多被后世修道或修佛的修行人吸收和发展。真正的修道人重视 “修心”，此类功能并不愿夸张，使用时主要用在救人济世方面，从古至今未闻修到法力的人用它来做坏事。

阴阳：从易经到皇帝内经

阴阳是中国对宇宙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易经》到《黄帝内经》都以此为基础。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一本医书是汉代的《黄帝内经》，它虽然在汉代形成，但是源远流长，是整个民族长远的对身体疾病、宇宙事实，我们与宇宙关系的一种理解。从《易经》到《黄帝内经》，一直到宋明道学与理学，中国对自然始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可以归结成一个什么观念？二十世纪英国大思想家李约瑟的一部巨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他推崇中国的世界观是“有机的世界观”，相对于西方十七八世纪以来他们发展的世界观是一个机械的，一切是可以靠公式来表明的世界观，是一种相对不同的文明，所谓有机的世界观认为万物是在整体中互相关联与感应的，中国人对待宇宙是属于一种整体式的感应和思维，认为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很多有机的特性不完全可以用公式来表明，需要就情况来做整体思考。中国人常嘲笑庸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这句嘲讽话在民间的普遍，就可得知汉民族长远以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易经》中讲到阴阳，它是互动的。在西方，讲辨证性，但辨证性还不能完全表明阴阳的特性，辨证性只是阴阳其中的一个特征，一个辨证的东西有时已经不能用公式来表明，中国人讲如何调养身体，如寒热怎么调理，五行如何相生相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产生的，这是中国过去理解自然的一个很重要系统，从北方的周文王开始，经过战国时期的阴阳学，一直到《黄帝内经》，一个阴阳的系统大致完成。

天道与自然

中国理解自然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始自南方的老子，他是第一个把“自然”这个观念当作宇宙思维核心的人，相对于他的“自然”，北方儒学系统是称做“天”。但儒家的“天”的思维又被认为与“道德主体”有关，这里无法深入谈。所以把“自然”当作思想核心是南方的老子，他开端了中国道家思想。《老子》中有一章写得很清楚：“人法地”人是在地上成长，人的一些法则都是在地上产生的，而“地法天”，从某种程度上讲，地是包含在天里，天是变化无常，阴阳互动的。地是民间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的这一部分，天是“无”的这一部分，“天法道”，道法自哪里？道是自然，本来就是如此，这是老子的观点。而老子对自然的探索，第一章讲得很清楚，自然是“有无相生”的，我们活在“有”的世界里，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不论是外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我们要与它沟通，要找寻我们行为的依据，面对这个无限自然的渊源，我们需要一方面用一种“无”的态度去接触，去探索，一方面要用实践的方法去作为，与它一同生成发展。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真理”一半是看得见，一半是看不见的，它认为人与自然是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

所以中国对自然的理解基本上有两大系统，一个是“阴阳”系统，这个系统对搞科学的人来讲很重要，我个人学识有限，希望在未来能够对这个系统做更多的研究，这个系统基本上与中国的医学、科学、农业、建筑、气功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想各位医科大学的同学对这个系统可能需要更多的注意。另外一个系统是道家的“有无”系统，它在历史上也有着很根本的影响，尤其在艺术和哲学上影响非常深远。虽然在政治上，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经实践这样的自然哲学政治，虽然后来没有完全这样实践，但它自始自终都在发生影响。它主张老百姓尽量自然地生活，君王的管理越少越好；因为以前帝制威权的时代，上层的一举一动常常都会加害于民众。道家有无辨证的自然哲学，对我们传统的艺术、文学、哲学影响深远，也对气功、拳术、兵法奠下了基础，当然对我们的医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格物致知

除了这两个思想系统以外，中国人对自然还有一个态度，这是儒家经典《大学》上讲的“格物致知”。面对自然界的一事一物，我们要去面对它，理解它，接受它，对抗它，协调它，实践它，需要经过“格物致知”。注意它不是“致知格物”，而是“格物致知”。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呢？我今天早上听两位96级的同学提到，湖南医科大学今年进行了一个教育改革，让大一的同学就进医院观摩，就去跟医生、病人接触，以后学习的动机、意识就会更强烈，我觉得这个改革相当好。这个就比较接近“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是让你去面对问题，先接触东西，然后你觉得有问题，就会去追求知识。我们过去的教育是老师教我们一套东西，我们拼命学，然后去用它们，这就是“致知格物”。“致知格物”其实是很不够的，相对于真实存在的复杂与丰富，任何系统都是相对简单化的一个模式，有很多问题光靠演练一个系统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尤其一个有生命有创造力的系统应该是有极为复杂的辨证特质的，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通过接触去寻找问题，然后去修正和补充这个系统。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系统对人类来说是完整的，每个系统之间需要相互补充，西医系统绝对不完整，西方的科学也不完整，东方的科学当然不够，可各有它的优点，所以我们要“格物致知”地去学习，宋儒讲“极物穷理”，但我觉得“极物穷理”没有“格物致知”好，“极物”能够“穷理”吗？“穷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企图急切达到完整的真理，我想是不可能，所以还是讲“格物致知”比较妥当，一面学习，一面求知识。中国“格物致知”的传统在近代面对这么厉害的西方科学时，好像显得很不够、不足，但也不能讲“格物致知”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成果。中国有很多方面的知识确实是这样形成的，这些知识是靠人在实践与求知中慢慢累积出来。有些经验的东西是可以用符号、公式去表明的，但更多东西是靠实际的经验，靠视觉、触觉、嗅觉、味觉，靠我们的感官，加上领悟与记忆，才能完全把它的特殊性在一个系统中保存下来，所以它的传递是靠师徒相授。中国历代，各行各业都有奇才异能之士，它们经常师徒相授，传递非常丰富的知识与技艺，这基本上就是“格物致知”的传统。

中国第一部茶文化的经典是唐朝陆羽写的《茶经》。陆羽很有意思，他从小是佛教寺院中长大，后来他很讨厌佛教，逃了出来，他比较喜欢接近儒学，但他是自修出来的，成年以后他也和很多中国文人往来，例如著名的颜真卿，以及一些画家、书法家、诗人来往，他也学习做诗，可是他基本上是“格物致知”的个性，他写《茶经》时考察全国各地的茶叶，研究茶的生态环境以什么最好，茶怎么栽种最好，茶是怎么制作，茶是怎样冲泡，这就是中国式的“格物致知”，陆羽就是这样写成了《茶经》。陆羽不但写《茶经》，还写县志，地方志，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以看出来他严格的就事论事，找寻真理的认真态度。很可惜，“格物致知”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在知识主流上没有很好的发展。民间发展出的特别工艺，它们的传递始终是靠师徒相授。所以中国每次到了饥荒，天下战乱，大混乱一次以后，这些技能可能就要大量失传，像中国古代的音乐现在几乎听不到多少东西了，绘画还留下来一些。有许许多多技术，经过一个战乱就断绝，很可惜。

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

中国过去的文化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佛教的世界是走到看不见的世界里去，佛教有一套非常复杂而深刻的思辨系统，中国人遭遇这个挑战，也产生了宋明理学，替自己建立起一套知识论，去讲天理的世界。一直到近百年来，我们才遇到西方这样一个文明，它是在知识系统上建立一个能够操控这个具体的看得见的世界的一个强大知识与应用系统，这个系统的来临，同时伴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非常混乱的状态，从经济上、物质上，甚至人本身的思想都产生一个大混乱。但这个挑战从长远的民族利益讲必须转化成好事，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看得见的具体世界知识系统的挑战，怎么消化？中国民族人口这么多，版图又这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换成其它国家，大概还很难抵抗其它世界强国的操控，可中国完全可以摆脱，虽然经济水平还相当落后，但国家够大，它已难有外敌，它今天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我们是可以从容地在文化消化和创造上开始做大量的工作。

传统中国人对待自然有两个系统，一个态度，两个系统就是“有无”系统和“阴阳”系统，一个态度是“格物致知”的态度。讲到这里，好像有关茶本身还讲得不够多，以上这些，到底跟茶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今天的演讲也是在摸索，在尝试。我们说茶既让你清醒，又让你幻想，好像它确实是让我们走向很理性的路子，同时这种理性又不是很严格的逻辑思维跟自然疏离的一种状态。很多系统常是从某个角度片面性去解释自然，当他那个角度越来越成长膨大的时候，它常常会自以为它本身已经把宇宙解释得很全面，变成一种垄断，一个霸道，排斥其它系统。我觉得近代以来，大家讲东方、西方，东方好像包括中国、日本、东南亚、远东、印度、韩国，把很讲心灵精神的都叫东方，然后把西方讲作从西欧到北美这样一个世界。其实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它与印度的差别是很大的。反而印度跟西方是很接近的，怎么讲呢？首先，从人种上，印度人虽然皮肤比较黑，可能是地域的关系，它与西方是同一人种，雅利安人种，语系也是同一个语系。它们的语系本身分析性很强，思辨性很强，可从一个语言系统发展成两个相反的文明，可能是一个东西的两面，西方把这种分析性的语言发展成很实证化，所以它的主流很容易形成今天的科学，讲西方恐怕是把它简化，我们今天所感到的这种科学文明所带来的这一面，我不敢说是全部的西方，这是西方的主流，但这种主流今天在西方也在反省，被攻击得很厉害，它本身批评、反省的意见也非常强大。像今天在座的何乏笔先生，他来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对这个系统，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就非常锐利，对他们的文明进行反省，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我刚才讲西方科学的主流发展的渊源是来自希腊罗马的传统，是后苏格拉底的，是依据理性，依据定义，依据公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西方另一个渊源是基督教文明；上帝创造万物，创造人，万物是给人用的这样一种文明，人是有限有罪的，上帝是无限良善的，这是基督教世界；而理性世界主要是继承自希腊罗马。但是很奇妙，印度也用同个语系，这种语言的文法可以说是非常讲求精确。其实印度在佛教早期，他们辩论得很厉害，不像现在台湾绝大多数的佛教徒整天就是拜，也不辩论也不诘难，其实这跟佛教的古典精神是不一样的，是很违背的。他们辩得非常厉害，最后发现语言是颠倒的，不能代表真理，认为整个语言是假的，“真”的东西是看不见的，要看到“真”，你首先要经过一种修练证悟，悟到“空”，才是进入真理的第一步。所以我们昨天看到的日本茶道表演，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这是佛教的一种思想，认为语言是假的，语言是颠倒的，当然有些比较高深的佛教派别，他们并不完全排斥语言，说假亦假，但基本上的态度还是认为语言是假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态度？因为语言太系统化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搞得太厉害了，就会与原来的世界有一个疏离，到最后，人就会觉得与最自然的状态，最本性的状态有背离，人整天生活在一个语言系统里。我想各位有时候整天都在学习，活在一个系统里，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很多人认为宗教很迷人，因为它很原始，它有很多直接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要去信佛教或研究佛理，企图要找回自己或是与宇宙母体重新结合。

汉文化与汉语言文字的几个特质

中国文化很特殊，它说真理一半看得见，一半看不见。中国的文字有个特质，它是象形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象形文字含有丰富的象征，有些字的意思不是形体表面看得出来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它说“主”字在古代，下面是木头，上面是一把火。火代表光线，在古代，光代表智能的一种属性，诗人、哲学家常常形容智慧是一种光，“主”有智慧的义涵。象形文字有象征，它表征很多看不见的形象，用暗示象征出来，所以中国文字第一个特质是象形、象征。第二个特质是，中国语言没有什么文法，它很活泼，一个字同时可以成为名词，可以成为动词、副词、形容词。我举个例子，在长沙发现的马王堆帛书经典里有篇《道原》，这里“原”是名词，可是像韩愈的作品“原道”或是《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 ，“原”的用法、意思又不同，一是原来的道，是形容词，“原道”也可以是回到原来的道，是动词。中国向来认为一个字一个词不可能代表一个完整存在的意思，它永远是一个媒介，是一个暗示，这是中国文字一个很大的特点。

中国人从不觉得语言系统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真理系统，还需要靠实践，实践很重要，与保持心灵的虚无与敏感一样重要，语言向来被认为是不可能完全表达真理，可又不得不靠它去表达，不得不尽量靠它去摸索，靠它找到我们要认识的事物的线索。中国文字从来没有把它自己看得这么伟大，可以成为一个很科学，可以代表理性的语言系统，它从来没有这么看。

中国文字还有第三个特点。我们讲《易经》，“易”即变化，找到变易的规则。还有简易，所谓以简御繁，我们抓到一个原则去面对“繁”，去驾驭复杂，那怎么面对“繁”、去驾驭复杂呢？中国人常希望了解与掌握他活着的处境与命运，他个人与他人周遭世界的关系。中国的诗常有一种独特奥妙的功能，像西方很伟大的诗常是叙事诗，从荷马开始，有几万行，印度也一样，十几万行都有。可中国古诗，像《唐诗三百首》，大家背得都很熟练，就是律诗八句，絶句只有四句，如李白、杜甫或王维的诗，不是点出一个意境，一个人对自然的态度，就是用很简单的句子表达现在的处境、命运与环境的关系，这就是以简御繁。我虽然近几年来大陆没几次时间也很短，有一次很有幸做火车，跟一个坐卧铺的人聊天，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学术界、文人、诗人，可他们的语言很简练、很活泼，经常用一些简单、生动语言表达现在的处境。这类语言很多，很精采，当然有些不是很正面，像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听众笑）。我记得那是在1991年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这个年轻人，谈到北京、上海、广州青年，他说“北京青年爱国，广州青年卖国，而我们上海青年，出国！（听众大笑）。所以中国的语言特别丰富，特别活泼。记得在二、三十年前台湾，那时我有个搞哲学、搞文学的朋友，他说：“唉呀！我们是识字的文盲，看不懂经济社论”。因为那时我们有些搞经济学的人用很西化的复杂文句在报刊新闻上谈经济，常看得人一头雾水。我是学过经济学的，也常看得头晕。我觉得大陆有一个好处，今天什么经济形势，有人就能用几句话概括出来，还是保持着中国人面对处境的特点。用简单而生动的句子来掌握万象，一方面是对万象的切入，一方面是主体的保持。我们因此不至于迷惑在一个知识的大网里面，这是中国人运用语言文字的一大特色。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文字没有排斥。基本上文字和符号的运用和发展是人类的命运，人类必须要用文字这个最重要的工具去帮助创造它的文明、它的自我意识，去帮助建构它的文化与社会网络。

书斋、教室与茶座

语言是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在喝茶喝得舒通时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讲讲话，或是你们说的侃大山，这里面可有丰富的生命与创造。特别像各位功课压迫得很厉害，整天非常的紧张，有时到了三更半夜还在看书，非常的辛苦。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大家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出头的状态下，有时人太紧张不行，要松，松是蛮重要的，有松有紧才能平衡，所以大家不妨喝喝茶松一松，随便胡说八道。在台湾，我有时很讨厌听一些不学无术的人胡说八道，他们平常不看书，不认真思考，因为现在赚了钱太有闲暇了，一喝茶就讲闲话，东家长西家短。我个人在中学时候看西方的小说，看西方的传记，我喜欢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沙龙文化，里面什么人都有，什么贵族啦、新兴中产阶级、文人、诗人、哲学家各方面的人在里面辩论，胡说八道，这也是社会的一种思想冲击、消化与流通的方式。俄国更厉害了，有些沙龙群众组合很怪，从贵族到革命份子，到无政府主义者，到自杀主义者，他们对近代文明的思考给我很深的印象。近代，罗素和凯因斯的传记里讲到剑桥的河边茶座。书斋、教室、图书馆是它们做学术研究的地方，可是他们很喜欢剑桥河边茶座，因为在那里你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人，我是搞哲学的，碰到一个搞物理学，搞生物学的，今天他讲新发现或异想天开，你和他辩论会有很多灵感。很多灵感来自你放松了，胡说八道，好像什么都可以从世界的某个角落或你的潜意识里跳出来，这个过程可发现很多我们平常不注意或看不见的线索。所以胡说八道、休闲、放松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就来放松一下吧！请赵燕小姐来示范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