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史研究。原刊于《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有分歧。比如，什么是萌芽?萌芽占多大比重?萌芽为什么没有继续生长?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根据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笔者则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代化迟滞以及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

一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黄册与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还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需要说明的是，明朝时期，中国在东方海上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海外贸易中亦显示了雄厚实力。甚至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体系之中。如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就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公元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军人关后，为了满足享乐生活的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统治阶层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以北京地区而言，皇帝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这种圈地，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1](P223)，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被抛荒，用以放牧，“民间辗转流离，哭声遍野”[2]。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土地上的生产方式甚至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与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或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争的破坏与清军的占领对手工业亦造成了巨大破坏。例如，繁荣于明代的景德镇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山西潞安的丝绸业，明末时有织机三千张，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剩二三百张；著名的成都蜀锦，“锦坊尽毁，花样无存”；南京、苏州、杭州与广州佛山的手工业也都遭到严重破坏①。

战乱与清初由关外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社会经济一度严重倒退，经过近百年的积聚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发展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

    在科学技术上，明朝同样也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明朝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已日益成熟，并逐步向新的突破点逼近。在工矿企业的生产方面，据《天工开物》记载，明朝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医学研究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在二百年后还被达尔文用来证明其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在《医经溯回集》中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明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在天文学方面，明朝时期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明代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3](p296)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16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一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中国学者同样认为，“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相提并论。”[4](p333)此外，在音律学方面，朱载堉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这影响了整个近代音乐的发展；在地理学方面，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岩溶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与《算法统宗》则标志着中国计算技术的进步，等等。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了这样不凡的成就，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明末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东西方经过长期各自独立的发展，一同走到了近代的边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详见戴逸《简明清史》(第三章第二节与第七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但到了清代，情况迅速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高压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而清初，与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则仅限于朝廷，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例如，由清康熙帝支持，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参加测绘的《皇舆全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因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与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虽然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人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却宣称，这些西学“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5](卷1，《立纲明体》)。也就是说，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以及对新事物的蔑视和拒斥。

三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与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如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明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为挽救明朝的颓势，明崇祯帝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例如，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提出了“明历法以昭大统”、“辨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官海利”与“购西铳以资战守”等四条建议[6](p17)。实际上，毕方济是在将西方文明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明崇祯帝以却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指挥督造战炮”，并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7](p8439)。然而，明朝对外态度的开明并未给清初统治者带来任何反思，反而使后继者更加保守和封闭。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其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法国人佩雷菲特说：“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生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8](p473)

清初之所以实行严厉的海禁和闭关政策，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妄自尊大；其二则在于心怀恐惧，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9](p115)。可以说，正是这种狭隘的防范心理使得清朝统治者不可能具有向外部开放的胸怀；而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又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发展大潮之外，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四

    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明朝的国力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明朝末年，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相继东来，中西之间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明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带兵到达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结果被明备倭指挥柯荣与百户王应恩所打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与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了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明天启四年(1624年)，又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中国台湾。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10](p2)，是无可争议的海上强者。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明朝已经开始衰败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

    在对外战争中，与明朝占有的绝对优势相比，清朝似乎显得有些吃力。例如，清康熙年间，俄罗斯不断侵扰清朝远东边境。清廷虽经艰苦征战，仍以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并向俄罗斯割让尼布楚及其以西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而告结束。其后，清廷又先后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中俄恰克图界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11](p122)。可悲的是，尽管清朝向外国割让了大片领土，但却仍然固守着天朝大国和世界中心的思想。比如，清廷一直把英国看作是一个蛮夷小国，并自以为是的把马嘎尔尼称为“英吉利贡使”，称其携带的礼物为“贡物”。

在清廷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之时，西方在各个领域均呈现出近代化的气息。在工业方面，1733年，凯伊发明了纺织飞梭，开启了英国的产业革命；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产业出现了动力革命。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的思想闪烁出耀人的光彩。在政治上，1775年，北美发生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此外，西方的学校教育也开始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成。

历史的发展表明，尽管清前期曾一度走向强盛，但其僵化封闭的国家运行机制却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近代化发展潮流中的落伍者。可以说，清从清太祖立国至康乾盛世，也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下，从先进走向落后的二百多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时期里，清廷没有主动延续晚明开启的中国近代化之路，也因之而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历史机会。但颇具嘲讽意味的是，内生于晚明的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清朝一度中断后，却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炮击之下被迫重新开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警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A]．掌故丛编：第6辑[Z]．故宫博物院出版，1928．

[3]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4]何兆吾．历史理性批判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5]何国宗，等．御制数理精蕴(上编)[M]．清雍正二年(1724)刻本．

[6]黄伯禄．正教奉褒[M]．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慈母堂铅印本．

[7]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0]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11]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