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由葛存壮(葛优他爹)饰演的教授一本正经地在对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马尾巴的功能”。这时,一个老农民来请这位教授给牛治病,却被轰走了。因为,教授认为他的“教学大纲”要比农民的实际困难重要得多。这是75年拍摄的电影《决裂》中的一个著名的情节,著名得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见到葛优他爹就想起了“马尾巴的功能”。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建国后,围绕着教育方针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教育规范化、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尖端人才是当务之急,而另一方则坚持教育的目的是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而主张在教育的问题上应当继承延安“抗大”的办学精神,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争论背后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层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针之争不免演变成了政治路线之争、权力之争。电影无疑是在为极左的政治路线摇旗呐喊。
76年后的教育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那种延安“抗大”式的试验性的办学思路完全被抛弃了,原本是旨在抗议教育中的异化现象的“交白卷”行为成了笑柄。也就是说,76年后的教育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尝试的“反动”。如果说,电影《决裂》是“抗大”式教育(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对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控的教育话语权(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决裂的话,那么,76年以后的教育政策就是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决裂。也就是说,电影中所全盘批判的,正是76年以后所全盘肯定的。
三十年过去了,忽然间,人们发现,76年之后的教改虽然给了许多人通过上大学而获得个人成功的机遇,但随着这一政策的持续,唯升学率、唯分数主义的教育观却为社会制造了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当然,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人一定是当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他们倒是为自己谋得了许多加官进爵和出国、发财的机会,至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有没有哪怕一丝的承担的意识就很难说了。不过毕竟,他们是76年后教育转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许多现行教育制度的受益者做榜样,则难免不激发起一种巨大的社会追求,也就是所有想改变命运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进大学的身上。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及伴随之而来的“扩招”则成了大势所趋,再也阻挡不了了。
然后,中国之教育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所谓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给极力为孩子谋出路的家长们带来无尽之负担与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换来的是甜美的报偿的话,家长们还是想得过的。可随着经济危机的逼近,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每年成倍增长的毕业生数量、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与应届毕业生择业的心理预期之间的剪刀差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极大的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团结。
就如电影《决裂》所隐喻的一样,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76年后不断形成的教育体制让大量的应届的毕业生成了只能应付考试的“马尾巴的功能”———他们的所学既与社会的需要脱节,他们的心态又与社会的环境脱节。除了愤怒,他们和他们将要面临的社会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
为什么教育会搞成这个样子?我想,如果要挖掘其深层次上的原因,还在于“决裂”这两个字。
一位老板告诉我,其实,就业的机会很多,他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专业对口的人,而许多职业是现在大学生不愿意屈就的。为什么许多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干呢?这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三十年前,被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为追求个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资本家、官员、技术专家。显然,社会对后者的吸纳程度毕竟是有限的。本来,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应该可以向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会有着多元化的自我期许。但由于我们的社会各种的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相互决裂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过程,于是乎,教育在我们建国后的历史中扮演着一个很泛政治化的角色———要不只生产“政治觉悟”“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哪怕那“产品”陈旧狭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要不彻底地实用主义和商业化、从而借此表明一种与极左路线决裂的立场、哪怕那“产品”因过剩而成为社会难以消化的废品!因此上,受教育者成了政治路线相互决裂的牺牲品。
由于教育担负着政治路线与意识形态转型的重担,被教育出来的受教育者也因着教育的自我分裂而不能不承担着人格分裂的风险。这种状况在先进四五十岁的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部分人接受的是三十年前的政治路线及其社会价值取向所支持的教育。他们进入社会后,面临的却是另一种政治路线及其社会价值取向所支持的现实。为了适应这个现实,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人格分裂成互不隶属的两个。一个是受教育的那个自己,这个自己被彻底压抑下去了。另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这个自己戴上了一个假面具。
心理学告诉我们,分裂的人格是不能永远与自己和平相处的,它会最终走向疯狂。在我们的社会上,普遍发生在这一年龄段上的人的种种特质、官场上流行的所谓59岁现象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疯狂是怎么起作用的吗?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社会所表现出的种种一切,会不会再次地引发一场“决裂”。
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决裂”,社会的“决裂”又给我们几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太多的决裂、从而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后的今天,该是需要更多地反思和警惕“决裂”、而更多地思考和尝试“整合”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