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作为新中国旷古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虽在文化浩劫中经历磨难，却终至圆满完成。而承担该项整理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则有幸成为动乱岁月中的避风港，中国文史学界的大批一流学者，也因整理“国史”获得“解放”，集体等到了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全国学术总动员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其中只有任铭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顾颉刚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为保障其余各史进度及质量，中华书局又申请将专家集中起来进行工作，全国学术总动员就此开始。1963年到1966年，专家们陆续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报到，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们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进行工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如此评价。

当时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们，仍然可以埋头读书，甚至能够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罕见的学术优待。平安度过了50年代，熬过了生活上的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们意外地受到礼遇。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文字档案来看，从给来自南方的专家增加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甚至是购买蚊帐、凉席，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更是一份难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随着大氛围日益紧张，曾公开说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而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改善人民生活的刘节，1965年，因其点校稿中“存在问题”，第一个离开了点校组。后来在“文革”中，学生要批斗陈寅恪，刘节竭力阻拦，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这件事至今还被人时时提起。

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与胡适有交往，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当时负责点校组工作的赵守俨最后一个与他谈话，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国史”整理不久遭停顿。中华书局员工统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其办公楼也划归北京锅炉厂所有。

1967年5月，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要求一年内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还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点校工作很快解体。徐俊强调，这段时间在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其点校结果也并未被采用，对整个点校成果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起死回生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顾颉刚此时正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顾颉刚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惊呼“上当了”，遂以煤气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顾颉刚本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不过顾颉刚的命运也很快因“国史”整理而出现转机，落实政策后，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很多旧友因此而纷纷要求参与“国史”整理。虽然顾颉刚因为身体原因，并未负责具体的点校工作，但他曾为此写出了一份扩展了的《整理国史计划书》，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钱海岳的《南明史》稿。该书稿后来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顾颉刚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开列了一份点校者名单，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经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陈寅恪、蒙文通等。

“闲着无事”的还有自封为“准牛鬼蛇神”的启功:“我们的境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

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师承章太炎的王仲荦，则于当年9月重返中华书局。此前经不起领导的动员，他写了有关孔子的三篇论文。他坦承，“我已经感觉到当时‘左’的风向，感觉到在阴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来整人。”特别警惕的王仲荦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即“仁”和“礼”的问题，这是孔子讨论中的敏感部分，但终因为“放毒”而被揪了出来。躲进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如鱼得水，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叹:“大多已看过了。”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旧人”郑天挺则未能获得“解放”，南开大学当权派认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每天打着三角旗走在改造队伍前面，继续主管着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

乱世里的“流金岁月”

1971年，“国史”整理再度启动，部分点校任务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资料和校勘成果也随之转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中华书局部分职工返京，没有地方办公，便进驻了原先是文联办公地点的王府井大街36号楼。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几乎都汇聚在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外头还在干革命，里面等于进了沙漠绿洲。回到了真正做学问的年代。” 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时任《金史》责任编辑的崔文印回忆。心情空前舒畅的启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时候又忍不住写写画画起来，随便抻一张纸，信手挥几笔，成为了中华书局一景。

中华书局给王仲荦提供的是一张乱世里的书桌。王仲荦在山东大学有办公室，但是他从来不去，如果学校里有事，校长、书记都上他家里来开会。中华书局则是他呆了10年的唯一的办公室。他在动乱中长大的孩子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原来会写诗，而且受到过章太炎的赞誉。王仲荦解释，诗都是有感而发的，但是这个时代有感而发就会出问题了。但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里，他乘兴留下了不少诗词，如“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点校之余，王仲荦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旧著。这些作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夫人郑宜秀在新版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譬喻了这段时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而这个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诚如雨天里的布谷鸟，近处听着，它的叫声没有别的鸟儿响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国秋雨的烟朦中传得很远。”

“国学”的星星之火

“经北京、上海两地80多位工作者共同努力，廿四史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里记载。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介绍，该项工程历时20年，每个阶段从事点校工作的人都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300多人。

点校组的专家们在“国史”整理中躲过了劫难，陆续回到了原单位，结束了他们的借调生涯。1975年，王仲荦做诗《十年》，其中有一句“史局汗青欣有日”，意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完成。按照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一文，他正式离开中华书局的日子是1976年8月，此时“文革”行将结束。比他更早进入中华书局的启功，则在1977年完成了自己的校史生涯，风云变幻的北京已渐渐恢复了平静。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出版。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在海内外引发了轰动，各种旧版本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香港《大公报》连续对此进行报道，且指出，这“反映了我国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严肃和认真的科学态度”。

点校工作亦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周清澍在《〈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中记载，当年翁独健和邵循正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要兼顾校勘，很欢迎学生参加。周清澍表示:“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量。”《金史》责编崔文印亦获益匪浅。《金史》由张政火良负责点校，每当崔文印的有些标注有道理时，他就用铅笔在旁边批“很好，全文照抄”等。崔文印此后潜心于金史研究，撰有《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

2006年5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修订工程办公室负责人徐俊介绍，当他们前往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联系修订适宜时，反馈很积极。正是早年的点校工作，发展出了一批特色学科，比如武汉大学，至今还是国内南北朝史研究的重镇。不过，徐俊坦言修订工作的紧迫性亦来源于此:“学术界能够胜任且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不做，再过个十年，学术力量储备和先后衔接上也会出现问题。”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展，中华书局预计将在2012年，即中华书局创办100周年之际，先行出版影响最大的“前四史”修订本。比如《史记》，这部史书当初曾经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如今则将为国学“百年老字号”中华书局志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