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爆出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钓鱼式执法”丑闻。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就曾经有过，事见《旧唐书》卷六十三裴矩传:

　　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故事很简单。唐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这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惩罚各级官吏贪污贿赂之风。但是，行贿受贿经常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大容易发现。太宗把军事上的诱敌深入的策略用到行政管理领域，秘密派出亲信向那些看起来有受贿偏好的官员主动行贿。果然，尚书省辖下刑部有一个官员不知好歹，收了一匹绢。史书说太宗“大怒”，但他很可能是大喜:终于抓住一个典型，可以杀一儆百了。

　　民部(就是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尚书裴矩却站出来表示反对。这裴矩乃是隋的降臣，按照司马光的说法，他在隋代是个奸臣，到了唐太宗时代，年逾八十的他突然变成了忠臣。他承认，这个倒霉的司门令史确实犯了受贿罪，应当遭到惩罚。但是，皇帝所采用的侦查方法本身就在诱惑他犯罪，实际上是陷人以罪。如果皇帝没有去试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犯罪。裴矩最后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给太宗的做法定性:“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这是对孔子一段话的概述。孔子的原话见《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府治理民众，如果只是利用各项规章制度和相关刑罚，那民众慑于制度、刑罚，也会约束自己不去犯法。但他们却未必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很可能没有羞恶感。在儒家看来，单纯信用刑罚，肯定无法维持长久的健全秩序。明智的统治者应当更进一步:自己严格约束自己，以身作则，而又给予社会自我治理以充分空间——礼的本质就是自治。那样，民众就会有道德感、是非感，就会更为自觉地约束自己，从而形成一种优良秩序。

　　按照裴矩的理解，太宗派人主动行贿，就是自己先做了不恰当的事情。毕竟，行贿本身就是违法的。用违法的方法去查处违法的行为，固然可以震慑官吏，却会让官吏们丧失是非感，因为主动行贿本身就以非为是。裴矩搬出孔老夫子，实际上等于宣告，太宗的做法违反儒家基本原则，违反当时的“宪法原则”。这让太宗没有办法作出反驳，只好从善如流。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对于治理提出的种种看法，看起来有点迂腐，但恰恰表达了古今通行的优良治理的基本原则。上面所引的“道之以德”，孔子用更为明确的话语表达过，见《论语·颜渊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个“正”首先是指孔子经常说的“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经常引起误解，但其意思不过是说，君主的行为要合乎君主的规范，人臣的行为要合乎人臣的规范，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有儿子的样子。政府、统治者也要有政府、统治者的样子，法律同样必须合乎法律的要求。不是说政府随便公布一个档案便算法律。法律必须合乎某些法治的原则才算法律，否则它就不是法律，对民众就没有道义上的约束力。

　　那么，统治者、政府、法律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就是公正、正直、正当、正大，简而言之，就是“中正之道”，即俗语所说，行得端，走得正。如果法律本来就不正当，政府官员又不公正，执法过程中使用那么正直、正大的做法，这样的执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的损害，可能比违法行为本身更大、更严重。

　　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对于政府执法活动的程序，均予以严格规范。毕竟，政府治理区别于黑社会统治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始终以善、以正义为目标。这种善、正义又必须是具体的，能为民众看得见的。反过来，如果民众看见的政府执法手段本身就不中正，那么，即便表面上达到了制止某些不当行为的效果，却从整体上偏离了善与正义。

　　唐太宗派人行贿也暴露出其从单纯技术角度理解治国大业的浅薄。不过，他能从谏如流，倒的确是一大美德。相比之下，今天的有关部门反而等而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