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陈涉世家》写道：“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①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项羽本纪》又记载，项羽拒绝定都关中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看来，博取“富贵”和显示“富贵”，是当时社会有突出历史表现的心理倾向。对“富贵”的热切的追求，是秦汉社会意识考察不宜忽略的现象。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②的风格相一致的。

　　有学者注意到，秦汉时期“社会上渐有崇拜金钱财富的观念；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③又指出，“于是社会上舍本逐末的潮流相随兴起，使汉代以农业为生产主体的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④将“富贵”追求与“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相联系的观点，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的任务，只限于社会意识的分析。
　　
　　一、 耻贫贱而乐富贵
　　
　　《后汉书·郎顗传》说到“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三国志·魏书·卫覬传》中卫覬上疏，也有“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的说法。又如《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富贵声名，人情所乐。”都说明当时社会对于“富贵”有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一时富贵，“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苏秦面对其嫂的感慨，指出“富贵”和“贫贱”的对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也说“贫贱”与“富贵”反义。《汉书·食货志上》：“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也是同样的例证。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投奔苏秦，苏秦羞辱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在这里，“富贵”的反面是“困辱”。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录栾布的话：“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则以“穷困”与“富贵”对应。

　　《汉书·朱博传》：“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桮。”“富贵”的反义词又是“微贱”。通过朱买臣的故事，可以体会秦汉时人的“富贵”观。朱买臣争取“富贵”和表现“富贵”的形式，有一定的典型性。汉武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语，也具有文化代表性。⑤而朱买臣“故妻”故事中因“富贵”而发生的起初“羞之”而后“恚怒”，最终“自经死”的情节，特别发人深思。

　　《汉书·匡衡传》可见“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的说法，也从两个方面突出显现出“富贵”的意义：（1）“富贵”应当得到称誉；（2）“富贵”应当予以展示。
　　
　　二、 “富贵累世”梦想
　　
　　人们祈求“富贵”，又希望这种人生幸福能够长久。
 
　　《汉书·叙传上》说到短暂的“富贵”：“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羇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旤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虖！”所谓“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

　　《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记载谏大夫王骏对刘钦的劝导：“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过易行，塞重责，称厚恩者。如此，则长有富贵，社稷安矣。”所谓“长有富贵”，是一种理想。《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社稷可保。”所谓“富贵不离于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汉书·元后传》说到的“富贵累世”，则显然超越了“富贵不离于身”的期望，而梦想“富贵”世袭。对于《后汉书·冯衍传上》所谓“富贵传于无穷”，也可以有同样的理解。
　　
　　三、 大富·至富·长富·常富
　　
　　“富贵”追求，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人们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示这一志愿。“富贵”追求，是当时社会共同的理想。

　　汉印可见“富贵”、“长生大富”、“至富”、“长富”、“常富贵”、“日贵”、“日就富贵”等文字，反映社会意识中对“富贵”的重视。又有“王富之印”、“毛富之印”、“周常富”、“孙贵”、“茆寿贵印”、“魏弦贵”等。⑥“富”“贵”成为人名用字，是重要的文化信息。

　　我们看到，除了“长生如石”，“生如山石”，“予（与）天相保不知老”等长生祈祝外，汉代镜铭文字还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所谓“富宜昌”、“贵富昌”的热切期盼。而人们的财富企求，体现如文字“大赏”、“贾万”、“百倍”、“宜古（贾）市”、“家大富”等，其强烈和迫切，是超过了平安企求（如“长乐未央（殃）”、“长乐未英（殃）”、“长保二亲宜孙子”、“除去不祥宜孙子”、“辟邪喜怒无央（殃）咎”等），多子企求（如“宜子孙”、“长宜子孙”、“众具七子九孙各有喜”、“十子九孙各有喜”等）的。而体现尊贵企求的“宜官□”、“带服章”、“宜侯王”、“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立（位）至公侯”、“官至公卿中尚（常）侍”、“□至三公中常侍”、“左右为吏高升”等文字资料，也值得注意。直接表现“富贵”追求的镜铭，多见“富贵”、“家常富贵”、“富贵昌”、“富贵且昌”、“富贵番昌”、“富贵高迁”、“富贵吉羊”、“富贵延年”、“富贵乐未央”、“富贵毋忧”、“富贵安乐”、“富贵安宁”、“富贵昌乐”、“大富贵”、“大上富贵”、“大乐富贵”等。汉代砖文，有“阳遂富贵”、“富贵吉祥”、“昌富贵宜官秩”、“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等。

　　居延汉简有“富贵昌宜侯王富贵昌宜侯王”（E.P.T59:340A）简文，又可见“屋兰富贵里”（14.25），“觻得富贵里”（45.7B，77.2），“氐池富贵里”（51.3，562.22）地名，敦煌汉简亦有“敦煌富贵里”（1757），烽燧也有以“富贵”命名者，如“富贵隧”（829A）。简文所见“富贵卒”（2088，2093B）、“富贵徒”（2089）有可能与“富贵隧”有关。这些现象，都是“荣莫大乎富贵”⑦意识的反映。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采集到“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董家村和凉武帝村都曾经采集到“千金宜富贵当”文字瓦当。陕西华县汉京师仓遗址曾经出土“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又曾经采集到“富贵毋央”文字瓦当。西安灞桥乡发现的“并是富贵”文字瓦当，也是体现当时人思想意识的文物遗存。陕西耀县独家村曾经采集到的“宜富昌”、“富贵昌”、“大富吉”文字瓦当，陕西渭南辛市乡大夫张村采集到的“日乐富昌”文字瓦当，陕西安康市文管会收藏的“富贵万岁”文字瓦当，陕西兴平曾经出土的“宜钱金当”文字瓦当等等，同样反映了普遍的社会追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汉代“日入百千万”铜洗，也可以看作包含同样文化信息的资料。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的炽烈的追求。

　　汉代画象多见挽弓向树上射猴射鸟的画面。已经有学者指出，其主题，应当理解为射侯射雀（爵），应当读作“射爵图”，取义在于“射官取富贵”。⑧这样的理解，是有说服力的。汉墓随葬的钱树和汉代装饰形式中常见的钱纹图案，也都是反映“富贵”追求之社会意识的文物资料。⑨
　　
　　四、 富贵功名
　　
　　《后汉书·鲍永传》记载：“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李贤注：“幸，希也。”可知两汉之际民众暴动除了争取起码的生存权之外，又有“希富贵”的动机。

　　期求“富贵”，被看作一种健康的理想，一种高远的志向，于是为社会舆论所肯定。郦炎“有志气”，作诗：“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锺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⑩对于所谓“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李贤解释说：“富贵者为人所载于典籍也，贫贱者不载于天录。天录谓若萧、曹见名于图书。”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耿忠进占伊吾。次年，窦固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与东汉军队合力抗击匈奴。班超先到鄯善，当时也有匈奴使者来，鄯善王首鼠两端，态度暧昧。班超激励随行者夜烧匈奴使者营幕，杀匈奴使者，鄯善“一国震怖”。班超控制鄯善后，又西行于阗，迫使于阗王攻杀匈奴使者，归降东汉。第二年，班超又前往西域西部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废亲匈奴的龟兹王所立疏勒王，另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因班超的努力，西域50余国悉皆纳质内属。东汉王朝封班超为定远侯。《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了班超立功鄯善的故事：“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 探知确实有匈奴使来，于是，“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百许人悉烧死。……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

　　班超启动对匈奴使团的袭击之前，竟然是以所谓“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作为鼓动方式的。而故事的结局告知我们，班超确实是因此立功，果然成就了“富贵”理想的。
　　
　　五、 富贵者，人主之操柄
　　
　　帝王是“富贵”至极的最高执政者。这就是《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所谓“天子富贵无堤限”。同时，帝王又有决定臣子能否“富贵”的有效的权力。

　　《史记·张丞相列传》：“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同样的话，《汉书·申屠嘉传》则写作：“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汉书·贾山传》：“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最高执政者有“能富贵”臣下的权力。“富贵”，也是帝王政治控制和心理威慑的一种手段。

　　《汉书·外戚传下·孝哀傅皇后》：“天下自王者所有，亲戚何患不富贵？”《后汉书·桓谭传》：“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昌言·理乱》说“王者”的心理：“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1 1]这些历史文化迹象，都反映了帝制时代皇权决定一切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人逢迎上意，窃取“富贵”。[12]一般向往“富贵”者“皆争顺指而避逆意”。[13]

　　《汉书·儒林传·严彭祖》记载：“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种不愿意“委曲从俗，苟求富贵”的态度，确实可以说是罕见的“廉直”的模范。
　　
　　六、 开明人士对于“富贵”的清醒认识
　　
　　《史记·伯夷列传》写道：“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14]，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5]。‘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16]。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裴骃《集解》：“郑玄曰：‘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而得之者，虽执鞭贱职，我亦为之。”也许郑玄对孔子之说的理解有拔高的倾向。所谓“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原意，未必涉及“修德”的主张。但是“松柏”“清士”的说法，似乎是透露出其“富贵”观的深义的。对于所谓“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有一种解释是：“操行不轨，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发愤而遇祸灾，是其轻若此也。”[17]“重谓盗跖等也。轻谓夷、齐、由、光等也。”[18]司马迁对于“其重若彼”意存否定，对于“其轻若此”，似乎也持有所保留的态度。

　　张衡《应闲》写道：“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李贤注：“《易·系词》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也。”[19]《汉书·冯衍传下》：“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富贵”称为“大业”，体现出全面的成功。“富贵”的社会地位，可能确实便利于“行令”“施惠”，发挥社会作用，扩张社会影响。但是纯粹“要利”的人生目的，论者显然并不赞同。

　　《后汉书·冯衍传下》可以看到冯衍对于世风的感叹：“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夫之乐耽。”追求“富贵”如果忽略了“道德”，是令人忧虑的。他又如此表露心迹：“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李贤注：“卑，贱也。阜，积也。衍贱子贡货殖，慕颜回乐道，所以不从流俗，专心贞固者，以其祖考功业隆大。若苟求富贵，恐致点辱，故于此路收功也。”冯衍“贱子贡货殖，慕颜回乐道”的价值取向，不合于社会潮流，所以称作“不从流俗”，但是却体现了一种清高的人生志向。这正是司马迁引录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以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诸语之后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秦汉文献中所见有关“富贵”的论说，可以体现出清醒的认识。有些见解至今仍然有明智的光辉。例如：

　　卒富贵不祥

　　《汉书·叙传上》：“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卒富贵不祥”，或作“暴得富贵不祥”。[20]《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陈婴故事原本作：“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
 
　　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

　　《汉书·景十三王传》赞曰：“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潜夫论·贵忠》也写道：“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21]

　　富贵不骄

　　《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后汉书·朱穆传》李贤注引邕论略：“彼贞士者，贫贱不待夫富贵，富贵不骄乎贫贱，故可贵也。”富贵不骄，是“君子”“贞士”的道德标准，然而却是难以达到的。正如《后汉书·崔骃传》：“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慠。’生富贵而能不骄慠者，未之有也。”
 
　　富贵无常

　　“富贵无常”是孔子的话，然而在秦汉时期多为世人熟悉。《汉书·刘向传》：“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正当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之时，曾经感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司马贞《索隐》：“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汉书·盖宽饶传》记录了盖宽饶的劝诫之辞：“（盖宽饶）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

　　久乘富贵，祸积为祟

　　“富贵”竟然往往与祸祟相联系。《史记·田叔列传》写道：“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后汉书·乐恢传》中，也可以看到“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的说法。《后汉书·樊宏传》：“宏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埶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所谓“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也是可以得到历史证明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潜夫论·贵忠》又说“富贵盛而致骄疾”：“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巿，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22]王符所谓“富贵盛而致骄疾”，应当说是社会病理学的清醒认识。《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迭，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重迭”“再实”，则伤其根，指出了“富贵”超出常态则将导致危害。也许《后汉书·阴兴传》所谓“富贵有极，人当知足”，是有意义的格言。
 
　　富贵生不仁

　　《昌言·理乱》写道：“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徙埶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23]所谓“富贵生不仁”，可以说是仲长统的一种历史发现。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

　　虽然前面提到“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的说法，司马迁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少卿书》写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说到“富贵”往往不能够留下历史文化印迹，而“倜傥非常之人”多声名显著。其实，如果评论历史文化贡献，也正是前者无足称而后者多得不朽之名。其实，司马迁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陈说了“发愤”可以成就文化“大业”的道理。而“富贵”与“拘”“厄”“放逐”等境遇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七、 逸民的社会表现和“富贵”意识
　　
　　《后汉书·逸民列传》序文写道：“《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社会上有不事王侯，不逐浮利的高洁之士。他们能够“骄富贵”的态度，是以一种“志意”和“道义”结合而凝成的人生原则为坚定支撑的。

　　能够“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显现出坚守这种原则的决心。《后汉书·种岱传》：“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后汉书·刘陶传》：“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都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

　　《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反时直言正谏，则与富贵不相逢矣。”如果不顺从最高权力，则没有得到“富贵”的可能。《汉书·杨恽传》记录杨恽歌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颜师古解释说：“须，待也。”杨恽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而对“富贵”的冷漠，则同样亦“性分所至”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