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齐国设立的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的出现，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难怪世界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盛赞道：“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书院。”

一、稷下学宫的建言、发展与哀亡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时期，因其近齐国都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统一中国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为前代所未有，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罕见的。

　　 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取得了政权的新兴封建阶级，如何统治天下、管理国家、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称雄诸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一大批济世之才，为其出谋划策、执政掌军，进而实现自己“一匡天下”的政治理想。田齐的第三代君主齐桓公田午跟其他诸侯一样，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励精图治之才又十分匿乏的现实。于是，这位贤明的君主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借鉴姜齐桓公的养士方法，不失时机地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广泛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到稷下学宫来传道授业、著书论辩。

　　齐威王即位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遂扩建了稷下学宫，终于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乃至达到了贤士云集、诸子驰说的盛况。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的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宣王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己任，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展宏图。与这种政治的需求相适应，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是采取“趋士”、贵士”、好士”的态度和一系列礼贤下士的措施，为富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稷下先生们赐之“上大夫”之号，让他们参与国事，可以以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其次是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衢”，修起幽雅宽敞的“高门大屋”，领取很高的俸禄，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再次是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上说下教，展开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还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囊作用，经常向他们征询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重大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让他们办理外交，甚至参与制定典章制度。这样以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施、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像邹衍、田骄、捷子、慎到、环渊等有名的学者不下于“数百千人”、“千有余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时代的“时髦话题”，互相辩雄，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可以说，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呜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无仅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直至齐闵王前期，这种状况并未减弱，稷下学士达数万人，稷下学宫仍有继续发展之势，可是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全无其父祖纳谏用士的雅量，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但均遭拒绝，因而使得稷下先生们纷纷离齐而去，荀子曾以稷下先生的身份劝谏齐相田文，分析齐国面临的危机，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屡遭谗言，不得不离开齐国去了楚国，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当时稷下学宫的资养也已入不敷出，每况愈下。后来，燕国大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人临淄，齐闵王惶惶逃奔莒地（今山东莒县）被杀身亡。这期间，稷下学宫惨遭浩劫，被迫停办。之后是齐襄王继位，田单在即墨大破燕军，还都临淄，齐国得以复国。复国后的齐襄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延续稷下学宫。但已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齐国，元气大伤，无力恢复以往之强国和霸主的风采，即使这时学宫仍在，而且荀子复归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会首领），而稷下学宫无论在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学术争鸣及其社会作用方面，都远不如昔了。

　　襄王死后，年幼的齐王建继位。此时齐王建不能亲政，权力由其母君王后执掌，国内政治混乱，稷下学宫还存在了一段时间，齐王建在位44年，无所作为，国势渐衰，可见这时的稷下学宫已毫无生气，哪有力量使稷下学宫复盛，哪有氛围吸引文学游士。公元前221年，秦军从燕南下攻齐，虏齐王建。随着齐国的灭亡，稷下学宫也随之衰亡。

二、稷下学宫的性质与特点

（一）稷下学宫的性质

　　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建立，有战国时期思想解放大环境的影响，有齐国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有齐国统治集团图霸争雄的政治目的产生动力，更有齐国务实开放、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酝酿打造，所以稷下学宫的性质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是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田齐当权者从桓公到威王、宣王，从闵王到襄王和王建，出于其力图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广泛引进人才，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兴土木，建设稷下学宫。并且为荟萃于稷下学宫的高级学者们提供特殊的政治地位——据其学问、资历、成就、贡献的不同，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或“先生”、“学士”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优厚的经济待遇——畅通的交通，优越的居室，高昂的俸禄；宽松的学术气氛——不论何家何派，以何种形式发表思想、各抒己见，均为来者不拒，往者不追，潜心鼓励他们“不治而议论”，大力奖励各家学术探讨，纵论天下大事。享受着齐国君王恩惠滋润的稷下先生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探索未来，议论世界，不仅注重抨击现实，而且注重针对现实发表改变现实的策略，取得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已见诸史书著录的《慎子》12篇、《田子》25篇、《捷子》2篇、环渊《上下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宋子》18篇、《尹文子》l篇、《孟子》7篇、《孙卿子》33篇、《鲁仲连子》14篇，另外《黄老帛书》《管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六韬》《考工记》《司马法》《易传》《春秋公羊传》等，或全部，或部分篇章，也都是稷下先生汇编而成或与稷下学宫大有关系。仔细分析，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逻辑、美学、法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稷下学术著述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的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其次它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咨询机构和智囊团。由建立稷下学宫的政治目的所决定，执政者之所以招揽“天下之贤士”，就是为了“有智为寡人用之”，为了用其智，给予厚禄和优遇。在稷下学宫里，稷下先生们不任官职，摆脱了案牍之劳，却有充分的时间和优裕的条件专心于理论、学术和国策的探讨；对国家大事的研究论说，对统一大业的舆论准备，对君王言行的考察进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稷下先生“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这种知识分子政策是齐国的创造。正因如此，可以竭尽心智，竞相献策，以求使自己的学说见用于王候，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稷下先生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纵论的中心决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鲜明的政治。在政治咨询方面，据史书记载，如《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向孟子请教，《说苑·君道》中齐宣王向尹文咨询，等等。在讽喻君侯方面，如《战国策·齐策一》中邹忌讽谏齐威王的故事，《战国策·齐策四》中王斗直言诤谏齐宣王的故事，《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劝喻齐威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等等，无不体现了智囊的作用。

　　 再次它是一个官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官私合营的高层次的培育人才的摇篮。稷下先生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同时，为了使自己及其学派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永传世间，于是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的优秀人才。如颇有名气的稷下先生田骈，曾以“道术”劝说齐王，齐王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齐国之政”；他的学生众多，据载有“徒百人”，而田骈本人也是稷下先生彭蒙的弟子。如在稷下学宫享受上大夫俸禄的孟子，学生很多，每次参加活动，都是几十辆车，后面跟着数百名学生。宋钘则在参加学术辩论时，率领其学生，“辩其谈说，明其譬称”，可见其学生不少。稷下学宫元老淳于髡死后，其“弟子三千人为衰经”，足显其学生人数可观。这些活跃在稷下学宫的贤士名流，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大学里，既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也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老师传学生，学生传学生，使诸子学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另外稷下学宫还具有学会的性质。据史书记载，稷下学宫不仅是个大学堂，而且是具有学会性质的一个大论坛，各国文学游士定期相聚于此，或短期访问，或聚会论辩，各家平等，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兼容并包，来去随便，不管是集团或个人，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去而复返同样欢迎。稷下学宫既有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又吸引各路学者前来“期会”，进行学术交流，这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交流中心，为后世书院的自由讲学，乃至各级各类群众性学术团体活跃于民间、服务于学术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稷下学宫的特点

　　 稷下学宫具有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特点。

　　 第一，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当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农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他们因阶级。阶层、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主题理论、学术主张，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由于齐国实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尽管各引一端，各执一说，甚至有的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之间相互矛盾，但齐国君主从不干预，而且还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展开争鸣。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家各派也能平等共存，互为兼容，自由发展。稷下学宫的主要教学方式是游学，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这就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派、学说，有时空进行兼收并蓄、消化整合，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各种流派及其思想的发展，并促进了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二，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在“多元”并存的思想格局中，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自然相互之间就要展开激烈的学术争论，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思想自由，人们可以提出各种观点，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里发展或争鸣，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限制或框子，于是产生了“大九州”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等等。“学术自由，无论哪门哪派，都可以在稷下授徒讲课，参与“争鸣”；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学生与先生之间或本派内部随时都可以进行自由辩论；辩论的目的是以理服人，因而在当时辩论和演讲成了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的雄辩家，如围绕何者为“礼”而辩的淳于髡与盂轲，围绕“义利”与孟轲展开争辩的宋 ，围绕“白马非马”与稷下学者辩论的儿说，围绕坚白异同与稷下学者进行辨析的田巴，等等。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氛围里，各家各派逐渐去谬存真，取长补短，立足本派，旁采众家之长，在更高的层次上趋于统一，既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锻炼、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

第三，求实务治，经世致用。诸子百家会集于稷下学宫，高谈阔论，虽然其观点、主张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都在千方百刘，地树立和标榜各自的政治主张，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能被齐国君主所接受、采纳。齐国君主则千方百计地创造一切条件让稷下先生们投身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服务的根本目的。实际上，稷下学者们在追求实现自己积极入世、匡正时弊、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过程中，已经卷入了入世、议政、务治的政治漩涡之中。

三、稷下学宫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稷下学宫从建立到衰亡，前后逾田齐六世，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其持续时间之长、所获成就之大、产生影响之深，史所罕见，稷下学宫集学术机构、教育机构、智囊机构为一体，大兴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自由学风，为诸子百家学说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推动了战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稷下学宫使百家争鸣进入全盛时期，不仅齐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也带动了列国文化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齐国建立稷下学宫，实行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在思想、学术上不拘一格，兼容并包，任各家充分发展，自由争鸣。因此，齐国人才荟萃，群贤毕集，议论风发，精彩纷呈，著述颇丰，汗牛充栋。既有儒、道、名、法、阴阳、兵、农、小说等诸派争立，又有淳于髡、尹文、田骈、慎到、盂轲、邹、衍、荀况等大家辈出，文化界、思想界呈现出一派全方位开放、蓬蓬勃勃、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样一个由国家举办的、持续百年以上的大型讲坛，无论是在古代东方还是古代西方，都是罕见的。战国二百六十年，在稷下学宫存在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间，齐国几乎始终领导了列国文化的潮流。稷下学者在先秦学术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许多学派，是各种思想发展的核心。秦以后的思想、学术、文化，几乎都可以在齐国文化中找到其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老思想大行于汉初，成为统治者施治的指导思想。可以说，稷下学宫的出现及其成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二）稷下学者在学术争鸣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稷下学宫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诸子各派通过论辩争鸣，相互间有批判，有思考，有研究，有继承，有融合，也有发展，特别是稷下先生们能够着眼于现实，反思历史，面向未来，深入研究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各蕴精华、异彩纷呈的理论体系，在社稷君臣、军工农商、改革政治、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大大丰富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内容，促进了先秦文化的繁荣，为秦汉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没有稷下学宫，就没有百家争鸣；而没有百家争鸣，也就没有后来先秦汉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

（三）稷下学者所议论的各种学术问题，一直激活着先秦以来学术界的论争

　　 当年，在稷下学宫，那些高级的稷下先生们就丰富而广泛的议题发幽阐微、探颐索隐，如宇宙生成思想、阴阳五行思想、物极必反思想、终始循环思想、重义轻利思想，礼法兼宗思想、君臣关系之论、形神关系之论、王霸之论、天人之辨、世界本原之辨、名实之辨、性善性恶之辨、德治法治之辨、本事末事之辨、用兵寝兵之辨等等，均为后世学者所继承、阐扬。稷下学者所创造、使用的各种概念和范畴，为中国古代学者们长期沿用或赋予新的内容。这都反映了稷下之学对古代思想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四、稷下学派简介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百家争鸣的大舞台，一时间，各国学者聚集稷下学宫，这些学者被称为“棘下生”，即稷下先生。

　　 稷下先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的稷下先生，主要从事教育，住在学宫里，兢兢业业地授徒讲学或著述立说。稷下学的许多著作得以整理流传，其功居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极大的贡献。第二类是有些杰出人物，或是独树一帜的学派宗师，或是名闻列国的名士。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从学术上讲，他们是学派真正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众多的学派。下面就稷下的主要学派介绍如下。

（一）法家学派
　　在稷下学宫各家学派中，以管仲学派出现较早，而且是典型的齐本土文化。
 
　　管仲名夷吾，字仲，姜齐桓公时任相，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在职期间，主持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为齐国在春秋时称霸列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管仲在齐国备受推崇。到田齐威王、宣王时都以继承齐桓公霸业为职志，管仲是怎样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成就霸业的？自然成为热点问题。管仲思想是齐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发扬管仲思想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在经济、军事、教育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于是形成了管仲学派，尤其是法家理论更为突出，以至自成一家，号为齐法家。稷下学集大成的《管子》一书中，许多文章出于他们之手。

（二）杂家学派

　　 稷下学派中有一个元派之派，这就是杂家学派。杂家派在稷下学派中出现得比较早，它以淳于髡为代表，也是典型的齐本土文化。

　　 这一学派体现了晏子的思想特点，而没有自己独特、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明显的学派特征，“学无所主”，但又兼采各家之长，注重实用。杂家学派由于淳于髡在稷下学宫中的领袖人物地位，在齐国有传统、有基础，可以说是人多势众，在早期的稷下学宫中占有重要位置。淳于髡是一位老资格的稷下先生，史称其“博闻强记，学无所主”，正是杂家特征，他善于讽谏，长于隐喻，机变百出，在齐国很受尊重。齐威王初年就曾以大鸟作喻讽谏过齐威王，足见其智慧过人。在齐相邹忌当政之初，淳于髡曾率领稷下先生们前去问难，足见其学派的势力。

　　在淳于髡的微言中，包含着很多哲理性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全面勿失”的政治主张，即第一做事要把握全局，周详完备；第二要忠于君主，且善于审视群臣是否为国君尽忠；第三为政措施要符合民众的意愿；第四任用官吏要选贤任能；第五认真修订法律制度，严惩奸官污吏。“极之而衰”的辩证思维，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点，无不向其对立方面转化，为了避免各种不利的转化，就要注意“不可极”。“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认识论，任何事物内部存在什么，也一定会表现在它的外面；也就是由表及里，以见知隐。“物各有畴”的逻辑思想，即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类属关系。

　　杂家学派杂采各派之长，注重实际，灵活机智，因此，参与了齐国许多非常棘手的政治、外交问题的处理，齐国历史上那位侠肝义胆到处排难解纷的鲁仲连，就属于这一类。可是，因为它没有建立自己独成体系的理论，也没有著述流传下来，所以在思想史上影响并不大。
 
（三）道家学派

　　道家在齐国早就很有影响，战国前期，齐国流行的道家思想以杨朱（杨子居）为代表。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其思想特征是“为我”，讲究“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贵生”、“重己”。在当时，道家思想是影响极大的，曾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到田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道家在齐国分为两大派别，一派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杨朱思想，后又吸收庄子的思想，形成了以唯心主义为特色的老庄学派；另一派则偏向唯物主义，结合齐国传统思想，发展为治国经世的“黄老学派”。

（四）黄老学派

　　在法家学派和杂家学派稍后崛起的是黄老学派，它是道家学派的一个分系，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捷子、环渊等，其中以慎到为最。黄老学派阵营庞大，人物众多，大抵可分为三派：一派近墨，以宋 、尹文为代表；一派法家色彩浓厚，以慎到、田骈为代表；一派继承老子、发展老子思想较多，并系统整理老子学说，以环渊为代表。“黄”意为“黄帝”，黄帝是最完美的“王道”的象征，借以发挥最理想的依托；“老”是指老子，老子的传统道家学说、哲学思想是这一学派发展思想的载体；黄帝与老子是黄老学派的理论旗帜。黄老学派属于道家，实际上是吸收外来道家思想和齐国传统思想文化合璧而成。道家理论来源于老子，而法制理论则是太公、管仲以来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道德论”、“无为”学说、法制理论和“形名”学说，以道家理论为本，以法制理论为用是其最明显的理论特征。其中“道德论”是其理论的哲学基础，“无为学说”和法制理论是两种关系紧密的相辅相成的实用政治理论，“形名论”讨论名实关系，直接为现实的统治服务。黄老学派的理论注重实用，直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适应了田齐君主的政治需要，因而获得了迅速发展。

　　“道德论”是关于宇宙起源、自然观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道”是与世界万物并生并与世界万物相依存的，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发展了老子“道”的理论，特别是黄老学派关于“精气”，的理论，是对老子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道德论”以及“精气说”，是黄老学派的基础理论，其政治社会学说，都以此为基点来阐发。

　　“无为”学说。“无为”本是老子提出的一种治国方法，黄老学派发展了老子的无为学说，认为“无为”不等于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顺应规律、顺应自然，去“智”为。这是黄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制理论。黄老学派把法看作国家的纲纪、社会的规范，主张以法治国。主张刑德并用，以德为主，先德后刑，恩威并施；主张赏罚各以其分，罚当其罪；主张立法要合乎民心。

　　形名学说。它既是一种认识论，又可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性理论。“形名论”认为，处理一切事情都须“审名察形”、“循名责实”、“以名正形”，“名”要“正”，也就是要符合实际；由于要以“名”正“形”，要做到定“名”恰当，则须不断实践，以“事”检“名”，“名”“形”互相促进，“形”与“名”有机统一。

（五）儒家学派

　　随着稷下学宫的兴旺发达，儒家学派开始发展起来。并且成为稷下学宫的显学之一，其代表人物是亚圣——孟子和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二位儒学大师在稷下各领风骚，使齐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儒家学派在稷下学宫的发达，其功劳应记在孟子身上。他率数十辆车和数百名弟子及仆从周游列国，两度游齐。一次在威王时，留齐至少3年之久；齐宣王时再度游齐，为客卿，受上大夫之禄，留齐约十余年，他的到来，使得鲁学与齐学开始了富有伟大意义的融汇，带来儒学的新发展。孟子学说的核心是“仁政”，是孔子“德政”思想、晏子“善政”思想的发展，“性善说”是“仁政”学说的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言举斯新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段话可视为“仁政”思想的集中表述。在稷下，他吸收了各派之长，突破了孔子的思想局限，丰富了儒家学说，提出了鲜明的民本思想，认为得民心与否，是衡量君主是否够格，是否真正得了天下的标志；断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体，得民心是做天子的基本条件。

　　 孟子之后，十五岁的荀况从赵国来齐游学，虽一度去燕、去楚，但后来均返回齐国，长期在齐国留了下来，至齐襄王时三为祭酒，一直是学界领袖。荀况继承了齐学的传统，荀子学说的特点是突出了实用性和综合性，既立足于儒学又吸收道、法、名、墨等理论，因此被人视为儒家的“异端”。他吸收了孔子、晏婴的礼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并突出地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完成了齐学对儒学的融合，完成了新的社会秩序的统治模式的设计，成为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在儒学方面，荀子继承了“仁、义、礼、智、信”的核心观念，对孔子的思想多有发挥。对盂子的义利观、性善论，他持反对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性恶论”，为其礼法理论张本；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荀子提倡礼法并用，成为新礼治学说，也是他作为儒家学者能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统一天下的问题上，他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在哲学方面，他吸收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吸收了法家积极作为的态度以及墨家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结合儒家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积极进取的外向的、注重经验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他在先秦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地位。

　　由于参与了稷下的百家争鸣，受到稷下学宫的陶冶和影响，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内容与孔子已有很大不同，最多的是突破和发展。如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反对犯上作乱，孟子则从根本上蔑视这些，他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就是“王者”之师，并不比“大人”们低下，其民本思想更与孔子的“事君尽礼”、“犯上作乱”观点针锋相对。荀子的礼，已不是孔子的周礼，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统治秩序。稷下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学说是在与各家学说互相碰撞、吸收、融合而成的新儒学，是齐学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六）阴阳学派

　　有儒家思想基础的邹衍改造了古老的五行学说，创造了阴阳学派，创造了他的“五德终始”理论、“大九洲”理论和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成为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说的社会历史观，是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包括“无人感应”、“ 祥制度”、“阴阳主运”、“五德终始”等内容，五德终始理论是核心。他们认为，宇宙中以五种基本物质木、金、火、水、土的相克顺序形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这种规律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要把握自然和社会，就要掌握这种规律。他用五德终始来阐说政权兴替的原因，论证新政权、新朝代产生的合理性。这一理论深得各国统治者的口味，成为列国展开兼并战争，夺取统一政权的舆论工具。

　　大九洲理论认为，当时人们所说的中国，叫做赤县神州，只不过是一个大州的九分之一，九个中国这样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外面有海环绕，九个大州才是整个天下，外面有无际的海环绕，所以，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至于中国国内的九州，是不上数的。

　　阴阳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天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历象知识，对此，在《管子》中《四时》《幼官》《玄宫》等篇有所反映，如《幼官》《玄宫》中用独特的方法，把一年分为三十节气，并分配以不同的人事活动，规定了相应的颜色、吉祥的数字、相应的味道等。

　　在中国文化科技发展史上，阴阳学派思想曾对哲学、医学、天文学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后来阴阳学派的许多人没有继承其有价值的精华，使得阴阳学说流于迷信怪诞，其中的迷信、宿命思想导致了神仙、方术的盛行，延至秦汉，蔚成风气。
（七）老庄学派

　　老庄学派是稷下道家学派分出的另一个派别，这一学派，在哲学上，主张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主张倒退复古，返归自然。其观点，主要包含在《庄子》一书中。《庄子》分《内篇》《外篇》和《杂篇》，其中《内篇》中的七篇被认为是庄周自著，其余则是其学生和稷下老庄学派的学者所著。
 
　　老庄学派以老子和庄周的思想为主流，但又发展和超出了老子和庄周的思想。庄子主张取消学术斗争，而老庄学派则主张参与争鸣，臧否人物；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老庄学派主张废除等级、宗法和专制等封建道德观念这些人为的束缚，回到淳朴的至德之世去；在自然观上，他们认为，“形”生于“精”，“万物以形相生”，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超出了庄子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很高的价值。

（八）兵家学派

　　稷下学宫有的学者，虽然不是兵家人物，但却对军事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于是一个新的学派诞生了，这就是稷下兵家学派。

　　兵家学派的诞生当然与战国时期齐国兵家军事理论的辉煌成就有着必然的关系。孙武、孙膑的兵法被世界公认为“东方兵家鼻祖”，二孙之外，司马穰苴也是一位有名的军事家，《司马法》就是追述他的军事思想的著作。另外，在稷下还出现了许多兵家学者，《管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论兵著作，如《七法》《兵法》《参患》《立政》等。《汉书·艺文志》注还记有《子晚子》25篇，并注云：“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司马法》，又称《司马兵法》、《入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是追述古《司马法》及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兵学著作。它是在齐威王的组织领导下，由稷下研究兵法的学者编著而成，在吸收《司马法》及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融人了编著者的思想认识。其中的军事史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精华，对于人们深入了解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的历史发展，探索战争发展的规律，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而其中的一系列作战方法和哲学观点，更丰富了齐兵学及其军事理论的内容。

　　近年，齐文化研究新成果表明，《汉书·艺文志》有《齐孙子》89篇，可能是由孙膑以后许多人陆续写成的，也可能是齐襄王时稷下学者根据齐国军事档案整理而成。《子晚子》当与齐威王组织学者们编著《司马法》的情况相似。看来，在稷下学者中研究兵学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