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王政《历史的棱角》一书

　　最先提出中国礼教“吃人”这一说法的不是鲁迅，而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

　　1919年11月，吴虞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旨作出了精辟的揭示。文章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看来对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并列在一起。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之后都归结到礼教的残酷本质上来。结尾大声呼吁道：“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吴虞的疾呼佐证了《狂人日记》巨大的精神震撼力。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成都市新都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1905年曾赴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后，先后在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曾任《西成报》等报纸主编。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学家唐振常在《吴虞集》的序中说，吴虞坚定地走上非儒道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早年的家庭遭遇。1910年，吴虞因父亲品行不端而与之发生冲突，将父亲诉至官府，被舆论指为“非理非法”的“忤逆”子。吴虞为了辩白是非，作《家庭苦趣》并油印散发，因此又犯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罪。这在当时成了轰动成都“上等社会”的“家庭革命”。时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的徐炯，召开会议申讨，并将他逐出教育界。咨询局亦进行纠举，呈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予以逮捕。本来就接受了一些西方平等民主观念的吴虞经此事，对儒教的家庭等次观念和礼教恨之入骨，坚定地走上了非儒的道路。

　　1920年1月，吴虞在《星期日》上发表了一篇《说孝》。吴虞指出，教忠、教孝、“忠孝并用”、“君父尊”是为了使子民恭顺，“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以遂君主、家长的“专制私心”，并历数古代由孝而生发出的“活埋其子”、“自割其身”、“大悖人道”之事的荒谬残忍，把纳妾制度、男尊女卑、专制婚姻以及国民的愚昧都归因于“孝”。

　　但在吴虞的实际生活中，忠孝观念深深锲入其观念的内核。吴虞对女儿们如何待他非常敏感，在日记中常常因小事抱怨女儿不孝。如女儿没有放好他的书报、爱惜他的墨水盒，吴虞认为其“恶习太深”、“无父母情谊”。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其女似乎传承了他的“革命”精神，在受吴虞这般待遇后，认为生在这样“不近人情的家庭中”，“非起大革命不可了”（1923年10月12日）。吴虞由家庭革命的发动者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早年提倡的“家族革命”竟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