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的三大支柱。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对儒、释、道三家的兼收并蓄，以儒为主，兼取百家。三教为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支配地位而相互争衡，地位时有起伏。至宋代，统治者力图在民众心里根植“三教本一”的思想，鼓吹佛与孔孟“异迹而道同”，“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宣扬“以佛修身，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注：见宋真宗所作《崇儒术论》、《崇释论》以及宋孝宗《三教论》，他们有意识地提倡三教合流，试图使三教都能为己所用】，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三教义理发生了趋同性的变化。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哲学转而注意到对人的心性精神的省察，形成具有新的特质风貌的宋学(以程朱理学为代表)；佛学则进一步世俗化，将出世与入世的精神作了一定的融通；道教在极力张扬道家人生哲学的同时摒弃了形而下的外丹之学【注：参看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三者都从外部事功的关注转向对内心修养的重视，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有机的融合。比如佛教为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主动吸收整合儒、道两家的思想，将佛家教义与儒家仁义忠孝观念结合起来，佛教宗派中的禅宗与净土宗盛行一时；而以纯儒自命的理学家，他们关于性命义理的哲学思想其实都以释、老为津梁，在佛、道两家教义中都能找出蛛丝马迹来，程颐就曾坦言其兄程颢的学术乃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而宋代文人的处世心态、审美趣味无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宋代士大夫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传统价值理念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定位，把两种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处世方式融于一身，既重外部事功，又重内在修养, 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追求个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够超然于仕途中的荣辱得失。在宋代士大夫看来,个体人格修养的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外在的事功不过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他们可以在内心的适意与自足、自由中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所以在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与行动中，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是并行不悖的。由此，宋人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唐人的整体风貌开朗豪爽、积极昂扬，个体意识极其张扬，有一种恢宏的胸怀气度；而宋人则怀有较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因此收敛了浪漫狂傲的个性心态，变得深沉、理智、内敛，也更为超脱、达观、平和。他们既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穷达升沉均不萦系于怀。居官时固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罢黜时亦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贬谪也不怨天尤人，而是胸怀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态度,“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黄溪夜泊》）。洪迈对此作过形象的阐释：“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容斋随笔》）这种处世心理显然接受了老庄的淡泊无为和禅宗的随缘任运的多重影响。文人心态的成熟与稳健使得宋代艺术别有韵致，与奔放、劲健、质朴的唐代文艺相比，宋代艺术推进到一种精巧、深沉、纯熟的境地，显示出文人审美心理的进化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