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无政道”，大体是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政治的基本制度上能够朝向民主的方向开进。关于“治道”问题，牟先生乐观的看法有特定的理由。但是，我更倾向于认同余英时的观点，中国政治在汉代已经儒家法家化或者是法家儒家化了，出现了“儒表法里”、“阳儒阴法”的格局。这样的话，就需要区分“治道”的下属概念，即“治术”与“权术”。笔者曾注意到不仅法家有“法”、“术”、“势”的说法，实际上荀子那里也可以找到很多关于“法”、“术”、“势”的论述，不过两者价值立场格格不入，相互抵牾。在此，仅就“术”进行讨论。荀子之“术”实为“外王”之“治术”，而韩非之“术”，则君主保证和捍卫自身威势“驾御群臣”的“权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此“术”则流衍为一般官吏在谋求官场生存的锐利武器。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确实弥漫了过多的“权术政治”，存在着过多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狐狸式”的人物，盛行了过多的“官场厚黑学”。兹就“治术”与“权术”作一分梳：

（1）两者的出发点不一：“治术”的出发点是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将管理众人之事情上升为一门技术、技巧即是“治术”。，实施“治术”，一般出于“公心”。而权术的出发点，则是为了确保和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而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权术”往往是出于个人之“私心”。

（2）两者的根本原则存在差异：“治术”的根本原则或者使用前提是“仁民爱物”，其实施的目的对于手段有很强的制约性。而对治术的考量必然需要“合其志功而观”。“权术”的根本原则是“唯权是谋”、“以权谋私”，为了攫取政治权力，或者政治资本，不惜一切代价，无所不用其极。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总结官场之“厚黑”学——脸要厚，心要黑。实乃捅破传统政治之“窗户纸”，亦反映出“权术”之运用极易造成人格之扭曲、心灵之畸形。不仅害己，亦常常殃及无辜之大众。

（3）两者有着不同的主体与对象：“治术”准确来讲是“官”治理“民”的技术，尽管其中也存在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治理，但是落实点依然是“官”治“民”，其内容在传统社会往往就是解决民生问题，淳化民俗，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而“权术”则完全局限于权力存在的特定场域——官僚系统之中，在“官”与“官”之间进行。

（4）两者的依赖基础存在差异：“治术”的推行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的君子与贤人，所以，“治术”一般也决定了对待人才采取“任人唯贤”的原则。通过壮大道德精英群体的力量，进而转化为政治精英，朝着道德理想国的方向推进。而“权术”的运用则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哪怕是短暂的“私人利益”群体的结合，即使这样的利益联结是极其脆弱的。而“权术”运用的最高妙境界就是在这种“利益的拼盘”中大捞好处。为了给自己创造有利的地位，抓住时机，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出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需要，“权术”的运用必然走向“任人唯亲”（不仅是任用亲属，而且培植亲信）。因此，在“权术”政治之下，许多“拍马”的“乡愿”、“溜须”的“孱头”，常常能够获得与自己能力并不相称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

（5）两者的根本结果必然是相反的：“治术”的理想化使用，通常可以带来太平盛世，也能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但是，这在与权力、利益相纠结的政治之中，相当难得，甚至朱熹认为：“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而“权术”发挥到极致，虽然得胜者高高在上，但是失势者，轻则罢官免职，重则家破人亡，甚至血流成河。

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治术”与“权术”是并不兼容，相互冲突的。但是，回溯中国的历史，官场中充满了“权术”的“角力”，“党锢之祸”、 “牛李党之争”“庆元党禁”、凡此种种，都无一说明“权术”政治已经深深地蛰伏于传统政治的肌体之中，并也决定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不过，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喜欢以“治术”作为实行“仁政”的需要，以此作 “遮羞布”，或是装点门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治术”并非完全疏离，而是与传统政治保持一定的弹性关系。政治压制愈盛，则“治术”推行愈难；政治越开明，则“治术”愈有大的运作空间。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并非是将做官作为必然的要求与选择，它实际上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客观需要，是在做人成功基础上，去福泽他人，服务社会。但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就是“权术政治”，在这样的条件下介入政治，使得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大致类似于“迂腐”、“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评价。而知识分子能够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必然需要懂得一定程度上利用“权术”，确保自己能够有力地推行“治术”。这实际上，在儒家的价值立场上是肯定的，所谓：“大节是也，一出焉，一入焉，小节是也。中君也。”返观传统政治，许多古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往往有些可指谪之处，与此种政治不无干系。

窃以为，中国的政治并非仅仅向西方学习“政道”，转换政治体制就可以了，或许，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权术”政治问题。我们的“治道”实际上更有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实现“治术”融入民主政治之中，倒是问题不大。但是，如何清除“权术”政治的毒瘤，仅仅照搬制度是不够的。诚然，我们可以说，运用法律、制度去限制权力，但是“权术”的使用依然有其存在的空间。特别是，当精于“权术”的人，将民主、法制作为遮羞布的话，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请别忘记，民主制度也不是灵丹妙药，它毕竟曾经带来可怖的“多数人暴政”问题。当少数的权术阴谋家操纵民意，主宰民意的时候，民主就会成为邪恶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