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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鼎:中国古今粮食作物的变化及其影响 
作者:[万国鼎] 来源:[] 2007-10-14

一、绪 言

    我国有句老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不能没有吃。人口增加,粮食的供应必须跟着增加。反之,如果粮食不能增产,就不可能安全地维持日益增加的人口。

    我国人口,估计战国时代已经增加到3千万,汉代最盛时6千万,明代当已超过1亿,清末达4亿多;现在将近7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没有一国人口有我们这样多。 生产粮食是农业的首要任务。试想,要供应7亿人口的粮食,这是何等重大的任务!我国农业所以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发挥无穷智慧和投入无数辛勤劳动的结果。粮食生产的内容,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一下这变化,了解我们先人的业绩,对于我们现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给我们启发和鼓舞。

二、远古至周初的粮食作物

    人类可能已经有100万年的历史,但是栽培作物的时期至多只有1万年左右。

    当人类还没有栽培作物的时候,依靠渔猎和采集野生植物的块根、嫩茎叶、种子、果实等生活。他们贮藏一些食物,以备采集不到的时候吃.干燥的禾草科植物的谷粒最容易保存.有些抛散在住所附近的谷粒发出了幼芽,长出了人们需要的植物,人们逐渐地观察到这些植物怎样生长起来,久而久之,就自己动手播种。这样就创始了农业。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大概已有6、7千年的历史,可能多至1万年。当初栽培的作物,就是禾本科粮食作物。我们已经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谷子、黍、小麦和稻,可见我国在开始农耕时就已经栽培这些粮食作物了。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论在住宅、窖穴和墓葬里,都发现谷子壳的遗迹,其中在一个窖穴里有已经腐朽的谷子皮壳多至数斗。可见谷子是当时的主要粮食,而且它的产量已经多到可以有一定的储备了。在别处遗址中也有发现。黍和麦的发现较少。稻的发现地址主要在长江流域。这些迹象反映,我国黄河流域开始栽培作物时,谷子就是首要作物。

    此外,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而且商代的统治阶级是饮酒有名的,出土的酒器也很多,酒用黍酿造,也显出黍在商代的重要性。甲骨文中也有麦和稻,但出现的次数不多,显得远不如谷子和黍那样的重要。

    周代以稷代表谷神和社神(即土神),合称为社稷,并且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名词。农官也称为后稷,而且周民族自己说他们的始祖弃曾做后稷,甚至直接称他们的始祖为后稷。稷又是重要的祭祀用谷,《诗经·甫田》作齐,亦作齍,毛传说:“器实曰齍”。郑玄注《周礼·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说“齍读为粢”。粢即*[齊+禾]字,也就是稷。六粢指六种谷,但因稷是谷类之长,所以统称为粢。这些现象也说明稷必然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我国习惯称粮食作物为五谷。五谷这一名词的最早记录见于《论语》。这一名词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分类概念,同时反映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有五种。哪五种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朝人写的。汉人和汉以后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是稻、黍、稷、麦、菽(即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指大麻)、黍、稷、麦、菽。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只是一种有稻而没有麻,另一种有麻而没有稻。麻子虽然可以供食用,但是主要是用它的纤维来织布,前一种说法没有把麻包括在五谷里,比较合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稻是南方作物,北方栽培的很有限,所以五谷中有麻而没有稻,也有可能。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看,共有稻、黍、稷、麦、菽、麻六种主要作物。
 
    这六种作物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如下(略):

    据上表,黍的出现次数比稷多四分之一,把稷类的粱、糜、芑和黍类的秬、秠,分别归并后,稷仍比谷子多,但是此外禾出现七次,其中一部分当作专名用,指谷子。又《魏风·硕鼠》“无食我苗”,苗和黍、麦并举,苗当是指谷子的苗。《小雅·黄鸟》“无啄我粟”,粟和粱、黍并举,粟也应当是指谷子。若把这些也合并计算,谷子的出现次数就不少于黍了。而且《诗经》中说到黍的地区都在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山西,只有一处是例外,可见黍的栽培偏于较北的高寒地区。再结合上述关于谷子的情况,就全国来说,黍的重要性远不如谷子。

 

三、古今粮食种类及其比重的巨大变化

    我们现在还往往通称粮食为五谷,但是我国现在栽培的粮食作物种类及其相互间的比重,已经和古代大不相同了。现在根据1957年的统计,把我国目前栽培的粮食作物,凡是播种面积在2000万亩以上的,按照总产量的多寡排队,列表如下:

    表中所列的粮食作物,共计14种。前4种(稻、小麦、玉米、甘薯)最重要,合计占粮食总产量的80.77%。其次是谷子和高粱。再次为大麦和马铃薯。以上8种合计,已占粮食总产量的93.84%。这8种可以说是我国现在栽培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外没有一种作物的总产量占到粮食总产量的1%。

    谷子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现在已退居第5位。黍在古代也曾相当重要,现在已退居第10位,而且产量不到粮食总产量的1%,实际上已不能算做主要作物了。小麦的重要性,在西周以前远在谷子之下,现在倒远在谷子之上。连引入中国只有400多年历史的玉米和甘薯,也上升到谷子之上,总产量都是倍于谷子而有余。变化最突出的是稻。稻是不是先秦所说的五谷之一,还不能肯定,但是现在高居第1位,它的总产量已经十倍于谷子,而且在上面所说的八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稻的总产量就等于其他七种作物总产量的合计。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一下:列在先秦五谷之内的大豆和大麻,在这个粮食统计表里不见了。大豆现在仍然很重要,但是不再把它统计在粮食内。大麻子早已不作食用,作为油料作物或纤维作物,也不如古代重要。

    这一巨大变化,大体上可以分做三个段落:(1)从春秋到西汉,这时我国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地在黄河中下游,主要作物都是远古就已栽培的,变化基本上发生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广大地区原有作物相互间比重的升降;(2)从东汉到明中叶,有一些新作物从国外引入,但关系不大,变化主要发生于南方经济的开发,稻和小麦的栽培显著发展,终于上升到高居谷子之上,大大地改变了原先的形势;(3)从明中叶到现在,美洲的作物从16世纪初开始传人中国,几种新的高产作物引入后发展很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高产作物,使产量大幅度增涨,结果形成上表所列的主要粮食产量百分比。我们在下面就分为这三个时期来论述所发生变化及其影响。

四、春秋至西汉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谷子的首要地位没有变。公元前720年(春秋初年),郑国和周王室冲突,在四月里出兵残害周王室的麦,到秋天又去残害周王室的谷子。明年秋天,诸侯的联军打败郑国,残害郑国的谷子。鲁国于公元前660年谷子和麦受灾,就感到粮食恐慌,请求齐国卖给它。这些史实说明夏季作物主要是谷子。战国末《吕氏春秋·审时》篇中所说六种作物,禾排第1。而且《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对于其他重要作用收获时,说尝麦、尝黍、尝稻、尝麻,唯独对于谷子,不说尝谷而说“尝新”,含有新谷接旧谷的意思,这反映谷子在当时粮食供应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西汉《氾胜之书》中,也是禾最重要。

    谷原是谷类作物的总称,战国时已开始用作谷子的专名。禾原是谷子的专名,粟指谷子的籽粒,则又演化为共名,但有时也用作专名。《孟子·尽心下》“粟米之征”,《战国策·赵策二》“力田积粟”,以及汉初晁错的《重农贵粟疏》,看来是把粟用作粮食通称,但是因为谷子是当时的主要粮食,说粟也就实际意味着主要是谷子。这种专名与共名的互相转化,单独发生在谷子的名称上,也说明谷子是当时占绝对优势的粮食作物。
 
    黍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代急速地下降了。《诗经》里时常黍稷连称,到了战国时代的书里,被菽粟连称代替了。

    麦的发展和黍相反。春秋以后,麦的重要性已超过黍。《春秋》里已只记载谷子和麦的灾。上述春秋初年郑国残害周王室的谷子和麦,鲁国受着谷子和麦的灾就要请求齐国卖给它,也说明冬麦已相当重要。《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强调劝民种麦,到时不种要治罪。汉武帝也曾劝种冬麦。《氾胜之书》中谈论的作物,禾最详,麦次之,而且栽培技术水平已颇高。大抵战国至汉,麦在北方的栽培似乎已相当普遍,和谷子轮作。

    麦是大麦小麦的总称,但习惯也往往简称小麦为麦。大麦是有稃大麦和稞大麦的总称,但习惯也往往称有稃大麦为大麦,而称稞大麦为穢麦、稞麦或元麦。在青海、西藏以至云南、甘肃等地区有一种稞大麦,称为青稞。大小麦在我国都是远古就已栽培的,但当初通称为麦,没有加以分别。后来别称大麦为蛑(最先见于《诗经》①)或大麦(最先见于《吕氏春秋》),而仍称小麦为麦(《吕氏春秋·任地》篇即以大麦与麦二者并列)。最后为便于区别起见,才创造小麦这一名词(最先见于《氾胜之书》)。从这一经过来看,可能当时已是小麦多于大麦。
 
    大豆的重要性,在战国时代有显著的增加。这一时期的文献里时常菽粟连称,反映大豆和粟成为人民的主要粮食。在河南西部,大豆甚至成为主粮(见《战国策·韩策一》)。《氾胜之书》说,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汉代文献还有指出,麦和谷子或大豆轮作时,可能大豆的播种面积确实不小。大概在战国到汉代这一段时期内,大豆在粮食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后世。 

    稻据《诗经》和其他周代文献反映,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栽培。战国时魏国引漳水灌溉,开辟稻田。西汉长安附近种稻,武帝打猎踏坏了稻田,昭帝时有稻田使者。氾胜之在关中做农官,在他的《氾胜之书》里谈到用控制水流的办法来调节稻田的水温,可见栽培技术也已达到颇高的水平。西汉北方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可能水稻也跟着发展。但是总的说来,稻田在北方所占的比例很小。稻在南方虽是主粮,但此时南方人口很少,就西汉时全国粮食产量来说,稻还赶不上麦和大豆。

    此外,还有三种次要作物需要在这里谈一下。

    高粱原产非洲中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一时期的文献里还没有提到高粱。但是近年已在江苏新沂县三里墩西周文化层遗址中发现炭化高粱秆,并有高粱叶的遗迹。在石家庄市庄村战国赵墓中发现炭化高粱粒。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发现炭化高粱粒。在西安西郊西汉明堂建筑遗址中,发现土墙上印有高粱秆扎成的排架的痕迹。从这些出土的东西看来,高粱在西周到西汉这一段时期内已经分布很广,辽宁、山西、陕西、江苏等省都有栽培,而且在某些地区可能产量已不少。

    燕麦原产东欧及西亚。我国很早就有栽培。但在名称上有些混乱。《尔雅》“苍,雀麦”,郭璞注:“即燕麦也”。雀麦和燕麦实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但古书中多数混为一物。古乐府说:“田中燕麦,何尝可获”,那是指野燕麦,不是栽培的普通燕麦。一般所称的莜麦,亦作油麦,则是普通燕麦中的稞燕麦(另有皮燕麦)。

    绿豆原产我国,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后魏《齐民要术》,但在秦以前可能已有栽培。秦以前到汉代的书中所说小豆,可能包括绿豆在内。元代《王祯农书》中也把绿豆当作小豆的一种。《氾胜之书》中有小豆栽培法。

    以上是就各种粮食的产销总量作比较的,现在再从食用的风俗习惯方面来观察比较一下。

    古代以粱肉或膏粱并称,粱是特别好的谷子,膏指肉类,是说富贵人吃的是粱和肉。因此称富家子弟为膏粱子弟,说他们只知享受而不懂事。《论语·阳货》篇孔子说:“食夫稻,衣夫锦。”《荀子·荣辱篇》以“刍豢稻粱”并举,刍豢指肉食。可见那时粱是统治阶级的常食;粱之外,稻也是珍品。又《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设黍稷六簋”(簋是盛黍稷的竹器,外圆内方),另外加馔稻粱各一簋,宰夫设稻,公亲设粱,可见稻粱贵于黍稷,而粱最高。
 
    稷是人民大众的常食。《仪礼·聘礼》主国对友邦的使者,在宾馆陈设了一百筥米,其中黍、粱、稻各二十筥,稷独四十筥,说明稷是主粮(供使臣的待从人员吃)。但稷不是贵人的常食。《礼记·玉藻》“子卯,稷食菜羹”,郑玄注:“忌日贬也”。孔颖达疏:“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无道被诛,后王以为忌日。”又孔颖达疏《诗经?良耜》说:“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耳。”

    黍比稷珍贵一些。《诗经·周颂·良耜》“其饷伊黍”,郑玄注:“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又《论语?微子》篇说,荷篠丈人留子路住宿,“杀鸡设黍而食之”。把黍当作招待客人的好东西。但在贵人,黍也是常食品之一。

    《荀子·荣辱篇》以菽藿(藿指豆叶)糟糠并举,并拿来和刍豢稻粱作相反的对比。又在《富国篇》和《天论篇》把“啜菽饮水”作为最俭约的苦生活。《战国策·韩策一》也把“豆饭藿羹”当做吃的很差。而且上述《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对于重要作物收获时,说尝麦、尝新(指尝谷)、尝黍、尝稻、尝麻,唯独没有尝菽,因为贵人不用菽来祭祖先,可见当时大豆及豆叶(包括小豆及豆叶)尤其是贫贱人的食品。

    但是贫贱人的食品不是不重要,反之,倒是大多数人的主要粮食,所以战国时代常以菽粟连称。

    麦在当时食用习惯上,不及粱稻珍贵而高于菽。西汉史游《急就篇》“饼饵麦饭甘豆羹”,颜师古注:“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麦饭豆羹,皆农夫野人之食耳。”又《氾胜之书》说:“溲种如麦饭状”。可见麦饭是含有破碎麦粒而呈稠粥状的。这种做法不会很好吃。《战国策·韩策》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那末在古人看来,麦饭虽不及粱米饭、大米饭,还比豆饭好些。另一种吃法是面食,那时通称为饼,战国时已有饼。麦的受到重视可能因为收获季节上正当旧谷将尽新谷未收的时候;后来面食的发展也帮助促进小麦的推广。

    粮食供应的是否足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强弱。孔子就曾说过,一个国家必须是足食足兵。秦国采用了商鞅的农战政策,不久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汉武帝时的强盛,也是依靠汉初60多年间的休养生息,重农积粟。

    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的增加是很明显的。春秋初年,比较人多的中原还是地旷人稀的,到战国时人口大增。《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旦相望也。”1万户的城还是中等城市,大城市如齐国都城临淄有7万户,韩国的宜阳城方8里,可驻兵10万。较大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农村人口的繁庶。估计战国时人口当已达3000万。到西汉后期,人口又增加了一倍。人口的大量增加,是粮食大量增产的明显标志。

五、东汉至明中叶的变化

    谷子的首要地位大约一直维持到唐中叶。东汉班固在《汉书·郊祀志》(1世纪下)说:“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这里仍是指出谷子是人民的主粮。直到后魏《齐民要术》(6世纪上)里,谷还是排在最前,而且《种谷》篇的篇幅远远超过其他作物。但是因为稻和麦的发展,谷子在全国的比重已在逐渐下降,到了唐中叶以后,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终于超过谷子了。

    东汉到晋初,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苏皖的淮北部分,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曹魏屯田,曾经大力发展水稻。但是这些种稻地区,在整个北方的广大田野上,不过是零星的小片段。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是要靠南方水稻的发展。

    东汉时,南方人口渐多。汉末及西晋以后,北方的长期战乱,使中原人民大量地逃入长江流域。这些南下的人民,不但增加了南方的人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

    但是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稻对生长条件和栽培技术的要求也较高。要经过劳动人民长时期的逐渐兴修水利和圩田、梯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才改变了南方农田的面貌,使其适合于水稻的栽培。同时栽培技术也在不断改进。于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单位面积产量逐步提高,加上水稻本是高产作物,因此粮食产量跟着增加得很快。这样就逐步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加,回过来又加速了水稻的发展。

    南朝时长江流域已很繁荣,因而扩大了祖国的经济基础使唐朝的国力又超过秦汉。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就肯定移转到南方了。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水稻的大量增产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唐宋时代的粮食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已经上升到全国粮食作物的第1位。因而宋代就有“苏常足,天下熟①”和“苏湖足,天下熟②”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熟,天下足③”的说法。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对扩大祖国经济基础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南方原先很少种麦,汉以后逐渐向南推广。《晋书·五行志》说:“元帝大兴二年(319),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这里的禾是指稻说的),大饥。”可见4世纪初,麦在江浙一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南宋初年,北方人大批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广东等省,更加刺激和迅速扩大了麦的栽培。据南宋庄季裕《鸡肋篇》(12世纪前期)说:“此时一眼看去,连片的麦田,已经不亚于淮北。”这就是说,已经不亚于北方了。

    麦和稻的生长季节不同,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在同一块田内一年收到稻麦两熟。麦的推广,并不妨碍稻的栽培面积。东汉张衡《南都赋》(2世纪)中,已反映河南南阳一带有稻麦两熟制。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1084年)指出江浙习惯于稻麦两熟。

    小麦不但向南方推广,同时北方也在发展。元初还创造了麦钐、麦绰、麦笼结合成套的快速收麦器,反映那时确实种麦很多。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到了南宋,全国小麦总产量可能已经接近谷子,或者超过谷子而居粮食作物的第2位。

    大麦大概也随同小麦有所推广,但是数量较少。

    高粱开始见于文献记载。高粱一名蜀黍,最早见于西晋张华《博物志》(3世纪),但原书早已散失,现在的流传本不可靠。可靠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陆德明《尔雅音义》(7世纪前期)。但是《唐本草》和唐人诗里都没有提到。宋人诗里才提到蜀黍。元代农书里才谈到蜀黍的栽培法。似乎到宋、元时代才广泛地栽培。金末元初,在北方已经相当重要。 

    前面说过,近年已在江苏、山西、辽宁、陕西等省发现自西周至西汉的高梁遗迹,证明这些地区已有栽培。为什么隋以前古书中没有提到高粱或蜀黍呢?难道说古代另有名称?三国魏张楫《广雅》(3世纪)中的获粱、木稷,真的是高粱?曹操曾用辽东赤粱煮粥吃,这赤粱也是高粱?《齐民要术·粱秫》篇所说的粱和秫,也许就是高粱和粘高粱吗?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燕麦的栽培,在这一时期似乎还是很少。文献中虽一再提到,但极少谈到栽培和食用。《齐民要术?大小麦》篇有种瞿麦法。瞿麦像石竹,是石竹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不是谷类作物。但据《齐民要术》所说性状来看,可能就是燕麦。郑樵《通志》和《日华本草》也都说过瞿麦一名燕麦。
 
    绿豆的栽培,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发展。《齐民要术》中广泛的用作绿肥作物。元明两代的书中说,南北都有绿豆,北方最多,用途很广,可作豆粥、豆饭、豆泥,可以炒食,磨粉作面食,做粉丝、粉皮、豆芽菜等。

    此外有三种次要的粮食作物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内地的。

    荞麦原产黑龙江至贝加尔湖一带。我国最早谈到荞麦的是《齐民要术》的《杂说》,但《杂说》不是贾思勰的原文,是后人加入的;《齐民要术》本文中没有荞麦,可能贾思勰还不知道荞麦。今本《玉篇》虽有荞“音桥,麦也”,但今本不是顾野王在梁大同九年(543)所写的原书,而是迭经唐宋人增改的。此外,最先见于唐初的孙思邈《千金要方》(7世纪)。其后唐人诗中就一再提到。可见荞麦是在唐初以前不久传入中原的,并在唐代已有推广。宋元间有进一步的发展。元《王祯农书》(1313年)说:“北方山后诸郡多种。……风俗所尚,供为常食。然中土南方农家亦种,但晚收磨食,溲作饼饵,以补面食。饱而有力,实农家居冬之日馔也。”

    豌豆原产地中海沿岸。有人以为《尔雅》所说“戎叔谓之荏菽”是指胡豆,也就是豌豆。这话是错的,荏菽是大豆。豌豆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广雅》(3世纪),又名碑豆。豍豆在东汉《四民月令》(2世纪)中已有记载,可见至迟在汉代已传入中国。元代农书中强调豌豆最能耐陈,收获多,一岁中成熟最早,近城市的还可以摘豆角卖,鼓励多种;并说山西人用豆掺上少量的麦混合磨成面,可作饼饵,不问凶年丰年,都可食用,实在是救济饥荒的宝贝。

    蚕豆原产里海以南和非洲北部。我国明代以来的书中相传:蚕豆是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国的。这完全是后人的推测,没有根据。古书中往往把豌豆和蚕豆相混,《王祯农书》中所说的蚕豆,实际上是豌豆,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蚕豆。确指蚕豆的记载,最先见于北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1057年),叫做佛豆。现在四川仍称为胡豆,发音和佛豆极相像。蚕豆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南宋杨万里(1124—1206年)的诗序中。从我国的一些古书记载来看,蚕豆可能在宋初或宋以前不久传入我国,最先栽培于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元明间才广泛推广到长江下游各省。

六、明中叶到现在

    现在的八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甘薯、马铃薯三种是明中叶以后传入中国的。

    玉米即玉蜀黍,各地俗名很多,有番麦、玉麦、玉黍、包谷、包芦、棒子、珍珠米等名称;还有叫做六谷(也写作陆谷或鹿谷),意思是说五谷之外的又一种谷。

    玉米原产美洲,怎样传入中国,西方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有人以为是从中亚传入中国西北部,或从印度传入中国西南部,然后向东传播到各省。这种推测是不符事实的。他们不知道我国各省府县志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玉米的记载。

    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先见于明正德《颍州志》(1511年)。颍州在今安徽省北部。玉米传到颍州之前,大概在沿海地区已有栽培,而且记入《颍州志》时,也未必就是传入的一年,可能还在这一年之前。所以很可能在1500年前后就传入中国,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年(1492年)不过10年左右。这样就不可能先从交通困难的陆路传入我国西北或西南。

    根据各省通志、府县志和其他文献的记载,玉米在明代(到1643年为止)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12省。清初50多年间,到17世纪末(即康熙三十九年)为止,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比明代多了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1701年以后,记载玉米的方志更多,到1718年为止,又增加了台湾、贵州两省。单就有记载的来说,从1511到1718的200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20省。
 
    以上是就各省引种的时期说的。在一个地区的栽培,由偶而种几株发展到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也往往显得很迅速。例如安徽乾隆《霍山县志》(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而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

    甘薯原产美洲,最初传入中国时称为番薯。后来不知哪一个或哪些人开始称它为甘藷,因而和东汉杨孚《异物志》和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所说的甘藷混淆起来了;其实那是山药一类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甘薯。现在所说的甘薯,是专指番薯说的,又有红薯、红苕、山芋、地瓜等名称。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即现在的菲律宾)经商,看到甘薯,心里想传入祖国可以代粮食,用重价买得几尺薯藤回国(因为吕宋不准薯种出口),在福州城外试种。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大荒年,就依靠大种甘薯度过了灾荒。但也有人说是先从吕宋传入泉州或漳州,然后向北推广到莆田、福清、长乐的。当时福建人侨居吕宋的很多,可能传入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传人后发展很快,明末福建成为最著名的甘薯产区。

    广东是紧接在福建之后迅速发展甘薯栽培的省份,在明末已和福建并称。传入途径也不止一路,有传自福建的,也有直接传自外国的。

    江浙的引种开始于明末,徐光启曾作《甘藷疏》大力鼓吹,并多次从福建引种到松江、上海。到清初江浙已有大量生产。

    其他各省,没有看到明代栽培甘薯的记载。我们查看了清代乾隆以前的方志,关内各省,除山西、甘肃外,都已在清初100余年间(到1768年为止)先后引种甘薯。以后仍在继续发展。先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之一,因而产生“红薯半年粮”的谚语。

    马铃薯原产南美。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传入欧洲,不久在爱尔兰大为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因此也称为爱尔兰薯。在我国也称洋芋,在山西俗称山药蛋,广东叫做荷兰薯或瓜哇薯。

    福建康熙《松溪县志》(1700年)所说马铃薯,是我国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其次是湖北乾隆《房县志》(1788年)所说的洋芋。此外据西方文献,有人于1650年(顺治七年)在台湾看见过马铃薯。

    到了19世纪中期,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说:“阳芋黔滇有之。……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白色.闻终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这里阳芋实是洋芋的别写,而且误以为就是黄独。但从此可见当时在某些地区栽培已相当多。又黄皖《致富纪实》(1896年)说:“洋芋出俄罗斯。最宜高寒,亦能耐旱。……三月种,五月熟。取子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粟米岁可两收,此与绿豆皆一岁三

    从以上所说来看,马铃薯和甘薯一样,也是最先传入南洋群岛,再由此传入我国。其后还继续由不同途径传入,有由北路从俄国传入的,但是有一点很突出,甘薯和马铃薯都是源出美洲的薯类,而甘薯传入我国那样早,传播那样快,马铃薯则传入晚得多,推广也比较慢,直到近百年才有较快的发展。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可是在欧洲则盛产马铃薯,而甘薯却少得多。为什么?这是因为甘薯适合于温暖地区的栽培;而马铃薯适合于高寒地区的栽培,而且在南方留种容易退化。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又说:“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丞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磨面以为捻头、环饵、馒首、汤料之需,而饔飧不及焉,种余麦(指大麦、稞麦)者,五十分而一,闾阎作苦以充朝膳,而贵介不与焉。積麦独产陕西,一名青稞,即大麦,随土而变,而皮成青黑色者,秦人专以饲马,饥荒人乃食之。”结合起来说,稻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0%,小麦占15%多一点。这一对稻和小麦比重的估计可能是偏高的,但是毫无疑义地反映当时稻在粮食作物中高居首位,小麦居第2位。此时玉米和甘薯传入不久,栽培还很有

    玉米和甘薯的广泛栽培和总产量的大量增加,开始于清代乾隆以后(18世纪中期以后)。新的高产作物的大量生产,会使稻、麦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率降低,但是并不影响稻、麦总产量的绝对数。因为玉米和甘薯适于旱地,不和水稻争地;又是夏季作物,不和小麦争地,它们的推广,并不影响稻、麦的栽培面积。这样就等于在原有的强大队伍的基础上,额外增添了强有力的生力军,使全国粮食总产量大踏步地上升。

    清初人口1亿多,乾隆初年超过2亿,乾隆末已近3亿,清末达4亿多。如果粮食生产不能大量增加,人口决不可能增加得这样多而快。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清初以来的粮食增产当然不是单靠新的高产作物的引种,稻、麦等原有作物的增产所占比重可能还比较大些,但是玉米、甘薯等新作物的额外大量增加,必然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1840年以后,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与剥削,水利失修,灾荒频仍,农村破产,粮食生产受到摧残,以致一度变为突出的米入口国。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扭转了这一趋势,并出现大幅度的粮食增产。

    稻在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是1146亿斤,1949年是972亿斤,解放后到1951年已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1958年增加到倍于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现在全国各省区都生长水稻,根据1957年的统计,长江流域各省和上海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21%;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区占28.31%;黄河流域和东北、内蒙、新疆占5.83%。南方是稻的主要产区,但北方近年的发展也很快。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的稻田面积曾居首位,1958年我国水稻播种面积已超过印度,总产量更是遥遥领先。

    小麦于1949年总产量不及美国的一半,1958年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2位(苏联第1)。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小麦栽培,根据1957年统计,河南、山东最多,其次是河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甘肃、山西,再其次是黑龙江和新疆。

    玉米在解放前夕约有1亿亩;1957年已达2亿亩以上,各省区都有栽培,河北总产量最多,四川、黑龙江、山东、辽宁次之,吉林、云南、河南、贵州又次之。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总产量居第2位,美国第1,苏联第3。

    甘薯在解放后尤其有飞跃的发展,1955年的产量已经增加到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4倍以上,1956年和1957年接近5倍。现在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有栽培,四川、山东总产量最多,河南、广东、湖南、江苏、安徽、河北、浙江、福建次之。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总产量最多,日本、美国次

    谷子现在虽已退居第5位,但因现在全国人口和粮食总产量比古代多得多,粮食作物的播种总面积扩大了,每亩产量提高了,因此谷子总产量的绝对数,可能比它在古代占首位时的总产量还要多些。现在黄河流域各省仍是谷子的主要产区,东北次之。我们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佳话: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消灭了美帝国主义竭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坦克的400万反动军队。解放初期北京各机关学校的工资,也是用小米计算的。单举这两点就足以说明谷子在北方仍然很重要。在世界各国中,我国的总产量最多,印度次之。

    高粱现在是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主粮,东北栽培最多,华北次之,安徽、江苏、四川、内蒙、湖北、甘肃、湖南、江西等省区也有栽培。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的栽培面积最多(在印度仅次于水稻),我国第2。

    大麦现在的主要产区是长江流域各省及河南、山东,这一地带的冬大麦(包括元麦)播种面积占全国大麦总面积的60%以上,产量占全国大麦总产量的65%以上。春大麦分布于北部冬季较冷的地区、农牧区和一年一熟的山区,包括东北、内蒙和西北。青藏高原的青稞,是当地人民的主粮。

    马铃薯在解放前的栽培面积,据《申报年鉴》的估计,1933年还只500多万亩,解放后到1959年已超过3000万亩。现在西北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栽培最多(约占50%),东北次之(约占35%)。

    豌豆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栽培,四川生产最多,河南、湖北、江苏、云南、陕西、山西、山东次之。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栽培面积最多,我国第2。

    黍现在主要分布于河北、山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宁夏、陕西等省区;以内蒙为最多,约占全国黍的播种面积的32%,占内蒙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的14~16%。1953年春,我曾到郑州西面的荥阳县去做生产救灾工作,当时从山西调来很漂亮的黍子,但是群众说,若是能调来玉米或高粱多好啊。河南已不习惯于吃黍子。

    蚕豆现在的主要产区是南方水稻区,四川最多,云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次之。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栽培最多。

    燕麦据1956年统计,内蒙播种面积最多(占全国的38.8%),河北(20.7%)、甘肃(15%)、山西(14.7%)次之。在内蒙北部,燕麦播种面积约占作物播种总面积的35%,在谷类作物中居第1位。

    荞麦现在南北各地都有栽培,但比较分散,播种面积因年而异,变化较大;以华北、东北、西北栽培较多,西南各省的山区和江南水稻区也有不少栽培。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生产最多,我国第2。

绿豆现在的主要产区仍在北方,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生产最多。在河南西部、绿豆和玉米间作,成为当地人民的主粮之一。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栽培最多。

七、变化的规律和展望


    在我国历史上,粮食生产有时因为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而减产,但是总的趋势是逐渐增加的,是波浪式的向前推进的,而且总产量有了非常巨大的增加。
    粮食总产量的巨大增加,是和古今粮食种类及其比重的巨大变化相结合着的。在这变化中,有一种趋势很明显,就是高产优质的作物,在长途竞赛中,逐渐赶上并超过比较差一些的作物而继续跑向前面;最突出地表现在水稻由古代的次要地位而发展到高居粮食作物的首位。

    粮食的大量增产,还得力于新的高产作物的发展并不影响原有高产作物的生产。在小麦的向南推广中,形成稻麦两熟制而不和水稻争地,大大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的年总产量。玉米和甘薯适于旱田、山地,也不和水稻争地,这样就不但便利于新作物的推广,而且是另外增辟的高产作物的栽培面积,更加加速了粮食总产量的增加。

    在上述作物种类及其比重的变化中,不是粮食作物自己在竞赛,而是出于农民的选择和培养。一种作物的高产优质,虽和作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系,但是必须通过精耕细作的栽培,包括改良品种和给作物以最适宜的生长条件,才能做到高产优质并继续前进。

    西汉贾让在公元前6年就说过,如果把原来种谷子和麦的田改成水稻田,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倍到十倍。但是水稻对生长条件和栽培技术的要求较高。即使从贾让的时候算起,也还经过上千年的努力,兴修水利,修建梯田、圩田,改良土壤,以及改进品种和栽培技术,才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谷子和麦而高居粮食作物的第1位。

    玉米和甘薯的发展比较快,突出地表现出我国农民善于吸收利用新作物。在甘薯的引入和传播中,还表现出我国人民热爱祖国,关心生产,千方百计地把薯种传入国内,并尽力鼓吹推广。同时也由于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到明季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因而能够很快地掌握并提高新作物的栽培技术,而且还创造出多种多样食用和加工方法,在窖藏甘薯的方法上尤其显出我国农民的智慧。1953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斯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井窖贮藏甘薯,可以保持经年不坏,在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对井窖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这些利用和贮藏方法,也有力地帮助促进新作物的推广和继续发展。但是即使像玉米和甘薯发展比较快的作物,也还经过40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解放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多种高产作物,特别加速了玉米和甘薯的发展,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可见这些成绩不是轻易得来的。

    从以往的历史展望未来,粮食增产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这是粮食增产的有利基础,但是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其效能。品种的改良,轮作、复种、套作、间作、混作的适当安排,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肥料的增加,病虫害的防治,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有大量低产田待改良,未垦地待开垦,如此等等,无穷广阔的增产途径摆在我们面前。

    (本文据万国鼎先生手稿,196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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