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上，考试是文明的象征。在中国，口试已有2700多年历史，笔试也有2100多年历史。孙中山在论及中国古代考试时指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重温孙中山对中国古代考试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深化今日的考试改革。

一、中国是世界最早出现考试的国家

考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考试的历史与实践表明，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国家的产生及人才选拔息息相关，其产生是一个渐进过程。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在夏代国家建立之前，已有“试舜五典百官，皆治”的记载。这里所说的“试”，不是现代意义的考试，但含有试验、测试的意思。公元前21世纪进入文明时代的夏代，职官实行世袭制。由于对外防御、对内镇压反抗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于是选拔军事人才成为国家政权中一项重要活动，且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史称夏天子“以射造士”。这里所说的“射”，指射箭，以射造士实际上是培养射箭技能，同时具有比试的内容，以便区分技艺高低，从中选拔优秀军事人才。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以当时国家的形成与建立为背景，并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相应。西周时期国家制度趋于完善，贡士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其选拔方法是推荐与考核相结合。这是中国最早的选举制，掌握选举权的是各级政府官吏。学校考选的具体办法是：由乡大夫推荐本乡优秀之士入学称秀士，上报司徒，司徒考核选取其中俊秀送学读书称选士。入学后再经筛选，升入大学称俊士，再升天子学称造士。经天子学大乐正考核，选取学有成者，上报司马称进士；最后由司马审核甄别，上报于王，定其录用。选贤贡士分为两个层次：乡贡士，先由乡选，经司徒审核，上报天子，取中者用为伍长、乡吏；诸侯贡士，由诸侯选送给天子，天子令其试射于泽官，比射于射宫，优者录用。比射就是军事技能考试，亦即后人所说的操演考试，它与夏代“以射造士”比，显然是前进了一步。这种考试制为西周选拔了不少人才，满足了国家用人的急需。至春秋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任用管仲进行政治改革，抓住人才选拔这一关键，对贡士“设问国家之患”测试。“设问”即提出问题，“国家之患”是提出问题的内容和范围；考试的形式是面试（或称口试），主持面试的是国君。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口试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记载。

笔试的出现晚于口试。口试的出现，表明春秋时期已通过面试提问方法来识人才能力，并确定选拔官吏的人选。这较不通过考试形式的世袭制与推荐选举制确定录用人才的方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从春秋到战国近800年间，各国执政者在人才选拔的使用上，尚未将文化水平作为选拔录用人才的条件，因而多采用面试方法，以测试应试者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其时招聘应聘频繁，人才四处流动。同时由于口试命题范围广泛，难易与评判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不易把握。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方法和途径，继续探讨，笔试应运而生。

汉代国家统一，经济持续发展，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教育的发展，选拔官吏出现了皇帝征诏、私人举荐、察举、任子、纳赀等多种形式。察举即举荐，又称乡举里选，是西周以来国家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其科目、条件、名额与方法都是朝廷制定的。贡举和征诏，都由各地方官根据朝廷需要层层选拔。为了确保国家官吏的素质，汉文帝时，改革选拔录用人才办法，将文化水平作为官吏的必备条件，对地方举荐的人才，笔试合格后可正式确定资格与录用。西汉文帝十五年九月的贤良对策，是命题作文考试之始，应试者根据策题撰文。《汉书·文帝纪》记其事：“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是即公元前165年，此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笔试记录。这一考试是在国家最高执政者皇帝主持下进行的，是最高等级、最有权威的考试。它将录用、委任官吏结合为一，既是中国考试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又是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其出现标志着我国鉴别人才方法有了新的长足发展，标志着现代意义的考试正式诞生。稍后，“考试”一词在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考功名》正式出现：“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量其功。”其后考试之法为历代沿用，成为鉴别人才、检验政绩的主要手段和准绳。

随着察举笔试的出现，笔试在国立高等学府的洛阳太学得到应用。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改革太学考试制度，取消甲、乙之科，只取高等，试题50个，“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可见此时太学考试制度已相当完备，而欧洲大学考试最早出现在1219年。由于考试活动的频繁，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在尚书台下设吏曹负责管理考试工作，“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曹尚书，亦曰选部，而尚书令总之”。这时选拔人才的察举科目及其选拔标准，均由吏曹根据国家用人需要设立。考试以笔试问卷形式进行，有射策与对策两种。射策犹如后来所说的抽签考试，应试者需根据提出的问题撰文以对，比对策难度更大。此时的察举考试，由吏部尚书兼管，吏部尚书既是国家考试的行政主管，又是主考官，体现了管理权与考试权的合二为一。

隋朝统一结束了国家南北分裂割据局面，文帝除旧布新，大力进行选官制度改革，开皇五年（585年）正式废除以推荐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推广考试选官制。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即位后继续深化这一改革，大业三年（607年），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忠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勇，十科举人”。其中“学业优敏”即明经科，“文才美秀”即进士科，故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说炀帝“改置明（经）、进（士）二科”。《旧唐书》里有谓：“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策试而已。”表明炀帝所设进士科是通过策试选拔人才。“始建进士科”的时间，宋人朱熹定为隋炀帝大业二年七月。这一设置标志着分科考试的科举考试制正式创立，既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划时代变革，也是中国考试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由唐至宋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三大考试，即学校考试、科举考试与职官考试，后均得以充分发展。

在西方国家，“考试”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要用考试方法鉴别人的智力发展水平。至于如何实施，未见具体记载。有学者指出，欧洲在1702年以前是没有笔试的。

二、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关于如何选拔人才的方法，从国家产生时起，王位继承实行世袭制，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世袭制以血缘为基础，不将文化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另一种是推举制，主要根据被推荐者品德行为表现或家庭出身，由国家官吏规定条件推举。在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将这两种选拔制度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但不通过考试而靠层层推荐，因为所谓政治表现很难有一个统一标准，也很难把握。而考试将文化素质作为选拔官吏的基础，公之于世，以文取士，统一命题、统一评卷、统一录取，机会均等，择优录用，客观公正。孙中山全面考察了古往今来选拔人才的方法，认为中国的考试是最好的方法。其论断的依据是：

其一，考试是鉴别人才行之有效的方法，非但便于操作，而且客观公正。孙中山说：“没有考试，就是有本领的人，我们也没有方法可以知道，暗中便埋没了许多人才。并且因为没有考试制度，一班不懂政治的人都想法做官，弄到弊端百出。在政府一方面是乌烟瘴气，在人民一方面更是非常的怨恨。”他还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什么能干，才能胜任愉快的。如果没有才、没有德，又没什么能干，单靠有钱来做议员或官吏，那么将来所做的成绩，便不问可知了。但是有才德和能干资格的人，只有五十人，便要按照这种资格的人来选举，我们又是怎样可以断定他们是合格的呢？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有了考试，才能确认人的才能、学问大小高低，才能使有才能、有学问的人做官，确保国家官吏的文化素质。孙中山还以当年美国的选举为例：“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有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端。”

其二，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从西汉文帝举行笔试始，虽然王朝不断更迭，但考试选官的方法和制度，不仅没有中断，而且逐渐强化。宋代非进士不得任补相，北宋补相153人，有进士出身的62人，占39.5%。至明代，朱元璋进一步提出“非科举不能入仕”的主张。从汉代的察举考试到科举考试，贯穿着公平、公正、平等的竞争原则，择优选拔真才。科举考试的核心在于“令投牒自举”，允许自由报考，且通过国家权力机构组织实施。正如唐人所强调的那样，由于有了“据式文考试，定其升罢黜”这个统一标准，既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了公开、平等竞争的入仕机会，也有利于国家择优选拔人才，因而科举考试成为考试的主体，官吏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考试选拔的。所以孙中山断言：“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又说：“从前中国的官吏，凡是经过考试出身的人，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讲到这个古法，在中国从前专制时，用的时候尚少。因这那个时候，做君主的人在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念念留心全国的人才，谁是人才的，才叫谁去做官。君主以用人为专责，所以能够搜罗天下的人才。”

其三，中国考试管理制度完善、严密。尤其是明清时期，考试管理更为严密。孙中山说：“（考试）原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把试场门都关上，监试看卷的人都要很认真，不能够通关节，讲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郑重。”

其四，考选制和监察制并行是中国固有的优良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确立，是保证考试有序进行的重要因素。宋代以后考试中舞弊现象时有发生，但一经发现即行处理，不仅对各级政府中的官员都是一个有力约束，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能随意变更这一制度。所以，孙中山说：“在中国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与监察权，皇帝也没有垄断。”

三、中国考试制度为世界各国仿效

中国的考试制度源远流长，持续发展，不仅对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化教育与选官制度有着直接影响，也为西方国家仿效。17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兴起，随着西方学者、商人、传教士和官员的东来，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增进，具有公平、公正、平等、竞争特点和优点的中国考试制度，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主张相近，因而，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和推崇，并通过撰文著书向国内介绍。据统计，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不下70余种。1588年出版的拉丁文《印度史》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考试方法，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制度”。普鲁士、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考试的原则，摒弃其落后成份，通过公开考试，按照一定标准，选拔录用第一流人才，建立了文官制度。

中国的考试制度首先为英国学界和政界所关注。1835年，英国学者罗伯特·格尔断言，中国科举考试是具有“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人才选拔制度，将在欧洲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麦杜恩在1847年《中国札记》中呼吁英国政府应“建立起全体英国全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同年，密迪著文论述中国通过科举考试组建的国家文官队伍，能有效保持社会的稳定。1853年，为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从五个方面借鉴和采用中国科举制度的原则。其中第一条是：“政府通过竞争考试录用文官，各级政府官吏只有参加考试合格者方予以任用。中央成立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考试事宜。”1854年和1870年，英国政府发布的两个枢密院令中明确提出：“必须使考试法制化，初试合格后必须复试，凡未经考试并持有合格证书者，一律不得任职。”

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基本上仿照英国，也参照了中国的考试制度。1868年5月，詹克斯在呈交众议院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和考试录取官员的方法，引起官员们的极大兴趣。1870年施惠廉撰文《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赞美中国科举制并主张美国政府也采用这种制度。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魁奈，对中国科举考试的程序、管理体制、官员录用过程等十分关注，认为中国的公开竞争性考试制度是一个良好的典范，甚至主张直接引进中国的考试制度。

上述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史实，1924年，孙中山曾对此进行概括。他说：“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选取真才。像英国近来举行的文官考试，便是说从中国仿效过去的。”还说：“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孙中山所概括的，在西方学者的论著里可以找到相同记述。美国丁韪良在《中国环行记》中说：“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孙中山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中华民国过程中，以史为鉴，注意总结中国古代考试的历史经验，将中国古代考试，置于世界范围内历史地全面进行考察，既正视科举考试的弊端，又充分肯定中国考试管理制度的优越性。1906年12月31日，他在东京同盟会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并提出：“考选本是中国创始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美国也渐取法，大凡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所谓那制度不好，主要是说当时的专制制度腐败，科举考试的内容全是《四书五经》。他反复强调考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欧美单凭选举的任官制缺乏考试竞争机制而不足取，“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孙中山正是通过对古今中外用人实践经验的比较鉴别、得出结论：任官授职，必须通过考试。1912他在南京宣布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演说中郑重提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吏治腐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选官授职没有通过严格考试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建立文官制度，一定要通过考试制度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家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