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松吴学秋：“大国崛起”受时空条件及社会运动规律的制约-新法家--新法家

内容提要：继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一代社会形态历史时期的开端，那么该怎样来理解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呢？怎样客观地评价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呢？“大国崛起”之梦的实现和路径模式如何选择呢？本文从中国目前在人类社会运动发展中的时空位置做一粗框架的梳理。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萌动时期，也曾有过新社会形态结构要素的“萌芽”、甚至是新社会形态较为完整的“雏形”中途夭折的事例。例如十五、六世纪时的意大利南部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共和国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成功的“雏形”。新社会形态的萌芽或雏形之所以夭折的原因：或是因为必要的历史条件还没完全具备，或是因为当地的文明特性不足以支撑其正常发育成。例如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夭折，主要还是因为其文明特性更接近于西方文明特性，两者间的“背反性”不足。

能够让“早产”的新社会形态持续发展下去的，只能是当前的中国。1976年以前的中国，是处于“偏激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注1）其社会结构是以“类支配型行为组合”（注2）占主导地位的。十年的“文革动乱”实际上是一次轻度失控的社会结构震荡，1979年起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注3）。然而，其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对称的，即在政治上，其“类支配型行为组合”占主导地位（当然也包括对经济的支配地位）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仅在经济结构上，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改成了“交换型行为组合”（注4）结构，随着市场化与私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构造已实际上越益向资本主义的“畸型社会形态”（注5）回归了；与此相应，“畸型社会形态”固有的弊端（这弊端的根源就是：新、老两个社会形态中最腐朽的文明因素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渐死灰复燃。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运动方式是：在民主政治（即“多党制”及其“分权制衡政体”）的制约及自由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与技术以市场份额的占有为基础→利润的积累→兼并与更新→争取形成垄断资本。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关键是：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占有技术优势，那么即使是小资本，都可以重复这一由弱到强的积累过程，其中，技术的进步与利润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条件，所以，伴随着这一积累过程的重复进行，社会也取得了发展与进步了。

而资本主义“畸型社会形态”以及我们现在的“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的经济运动方式却恰恰相反：即官商勾结或国私结合的资本及其利益集团根本就不需要靠技术优势来搏取利润的积累，而是自上而下地利用手中的特权，巧取豪夺地形成资本集聚并垄断商机。这一过程非但没有使社会因技术的提高与利润的积累而进步，反而是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技术进步与财富积累的生成机制，例如：建国前中华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特点是国私结合并在所有权上模糊权利界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控的企业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这一运动方式中，“三产”日趋低端化，而科技性的“高端三产”则会日益萎缩，这种现象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中已经出现并发展着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6-2007)》研究报告预测说，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0.48%，明年将回落到9.25%。该报告称中国经济正面临高位增长后的回落状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该报告“很有质量”。（注6）

这种类似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仅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刚进入“高潮期”时曾经有过。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十几年来的的经济高速发展并不是缘于其社会结构及其运动方式的合理性，而主要是借助了了市场形成过程所带来的结构生成势能的“东风”，因此，一旦市场机制基本形成，由结构生成势能所带来的增长也就逐渐消失了；与此同时，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则极大地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引擎——社会消费能力，所以，中国十几年的经济增长特点主要是靠政府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扶持房地产、以及大量引进外资（主要是投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项目）来取得的，但这样的办法毕竟是难以为继的，而且其结果是让“畸型”进一步地深化发展。

首先，作为“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它正处在社会结构震荡规律作用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复旧型”模式则又是整个“典型社会形态”（注7）历史时期里，社会结构矛盾最多、最尖锐、最容易积累危机，而抵御危机能力最薄弱的一个社会结构模式时期。

其次，“类支配型行为组合”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归根到底是封建统治意识的习惯性残留，然而，既然延用了封建统治方式，那么也就逃脱不了封建王朝周期性覆灭规律的威胁，而这一规律恰又是社会结构震荡规律中，最难抵御的、震荡烈度最强、造成的社会破坏力最大的一种具体震荡规律形式。

再次，既然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结构震荡规律（注8），也将不可避免地会袭扰我国。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危机是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避免的，而且把西方市场经济危机频率与烈度的降低，归功于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

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性的学科，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发达与发展，在认识与管理市场方面（也包括宏观调控），的确总结与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市场无序竞争的“熵”积累，因此，经济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必须释放的负效能量，而至今为止，其实任何宏观调控手段都不能做到：把这种负效能量消融于无形；实质所能做到的仅是：或是设法控制性地缓释、稀释这种负效能量，或是设法将这种负效能量转移出国境。

因此，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频率与烈度的降低，其根本的原因是：其大量的制造业已转移到了国外，社会总资本主要是以无形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主。由于制造业的比重已极大地降低，因此，基本上已不再受“产品过剩危机”的威胁；所惧怕的，仅是“金融危机”。但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及其货币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它们完全可以通过汇率、利率以及金融资本的运作，把金融危机的“熵”积累转移到国外。例如目前美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其目的就在于有利于美国经济的熵输出及其危机向中国转嫁。相同的案例看看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逼迫日元升值造成日本经济泡沫时代持续多年而萎靡不振。难道还能允许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新在中国上演嘛？

我们知道，价值的最终承担者总是商品与劳务，因此，承接“熵”的，最终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国与金融资本的输入国，也即欠发达国家。通常，因为“熵”被多国承受而稀释了，然而，如果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也即自身的“熵”积累已相当严重；且产品加工链涉及多个国家，那么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失控，便会因连锁及乘法效应而引爆区域、甚至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然，其中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崩溃就是这样产生的。

上述的“熵转移”与“熵的连锁共振”，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社会结构震荡规律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人为造就的“或然规律形式”（注9）。因此，进入“成熟阶段”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减少与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甚至收入的分配上也相对合理，其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消灭危机”的神奇宏观调控功效，而是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以下两个条件：

在以上两条件中，尤其是凭借着第二个条件，不仅能使发达国家的“熵积累”持续地散发到境外，而且还可借助“优势资源对财富的优先吸引及财富的向心集聚规律”的作用，让自己的优势技术及其资本从外部充分地吸取超额利润。

如果脱离了以上两个条件，若现有的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真能随意地调配产业结构、均衡分配、消灭经济危机的“熵”积累，那么“市场经济的拉美化发展趋势”这一概念也就不会出现了。难道拉美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是饭桶或白痴嘛？

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应，贫富两极分化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只不过到了其“成熟阶段”之后，“不平衡”与“贫富两极分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被“外推”到了全世界；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内的“相对均衡”，是以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及其经济的严重失衡，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为代价的。

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典型社会形态”的“社会调控意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调控意识体系”则又是“社会形态构造理念”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当然能在社会关系及其结构的调节、以及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注意这作用主要是适用于西方自身社会。但是，服务于社会形态的调控理论是不可能消灭、也消灭不了该社会形态的必然规律的，它所能做到的仅是：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的条件下，努力寻找与塑造“较为有利的或然规律形式”。从这一现实的限制条件的角度来看，那么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比之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说，其选择的自由度是极狭窄的。

总之，中国目前的“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的“熵”积累已经相当严重了，可以肯定地说，要是还不抓紧寻找出路地变革这一模式，那么用不了多久，因内、外“熵”的共振，进而由“社会结构弹性蜕变规律”引爆“社会结构脆性裂变规律”的破坏性震荡就必然会发生。

二是尽快推行政府体制改革；不说“政治体制改革”而说“政府体制改革”，这一字之差就讳莫如深地“把政党政治”排斥在了改革的范围之外了；然而鼓动者也好，迟疑者也好，都“瞎子吃混饨，心里有数”：既然经济体制比照“通行规范”（实际上就是西方的规范）改革了，那么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体制不比照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可能吗？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哪一个还能在市场体制形成后，继续维持住“一党专政”局面的？

综合以上两点，实质上的潜台词就一句话：彻底地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种愿望其实仍是建立在一个不能明说的认识基础上的，也即等于是认定了：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封建社会的翻版”，因此，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必须回到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去。

先不说中国前阶段社会究竟是处在了什么历史阶段吧，笔者首先要问问持有这些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贯彻了以上两点，也即“移植”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后，是否就能保证中国也能发展成为跟美、欧一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实现“大国崛起”这种主观愿望嘛？笔者认为不见得，因为，拉美国家有几个没贯彻以上两点的？有几个没实行“多党制”的？然而其社会发展又如何呢？笔者很希望热心推崇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中国当代代精英和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能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若贯彻了以上两点之后，虽然肯定能迫使“一党制”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条件下，那种“从个人利已主义出发，寻求整体的妥协与对社会责任的尊重”的西方式民主会严重变味；徒具形式的“民主”将会成为各政党跟各利益集团之间“权钱交易的新筹码”，原有的各种失衡现象不仅不会减少，而且政治分裂与经济割据现象将会更为严重。目前的一些拉美国家不正处于这样的情景中吗？

西方社会依靠了“分权制衡政体”的传统，其利已主义的民主制度的成熟，也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逐步完善起来，那么在我们这个有着四千多年专制传统而毫无民主意识积累的国家里，用同样的制度来培育民主，需要多少年才能成熟？也许终会有一天能成熟，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付不起“长时间政治动荡”这一时间资本了。

中国肯定需要民主，而且必须刻不容缓地加速发展民主，所以，西方所积累的民主思想中的精华，我们也必须充分吸收。但若靠以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其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因为，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民主，必须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民主”，它只能靠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才能获得并发展。

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来说，凭借资本主义制度去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只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因为，各自的文明背景条件不同，各自文明发展的时空条件不同，造就西方国家“凭资本主义制度而发达起来”的那种时空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某些人想试图靠科学技术创新来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崛起，殊不知科学技术创新是当前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发展的动力之一，这个动力的竞争在全球一体化经济竞争中将会通过雄厚的资金、技术垄断、良好的教育研究环境、人文关怀、生活方式等手段，把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它们所掌控的国家或研究机构、企业、高校之中，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里，有特定的规律性要求，及特定的发展内容，因此，若想赶超这些国家，就决不能追随它们的发展老路，而是必须将自己的文明特性跟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规律性要求结合起来，构筑一个“既利于人类全面发展，利益分配又相对均衡”的社会形态来。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为”构筑的社会结构模式来说，若偏重这两个需要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能持久而导致结构震荡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惯例”，以及优势资源的向心吸引力，从欠发达国家吸取财富来平衡内部的利益分配失衡矛盾；而欠发达国家却不可能在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惯例的条件下，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技术及其资本的依附，因为，自由市场是随着强者的意愿脉动的。然而，一旦发展中国家能找到一种既能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也包括市场与资本），又能摆脱被吸附的发展模式，那么两者之间的命运将会迅速颠倒过来！

日本自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萧条了十多年，也就是说，这萧条的十多年重创了日本的资本及其货币优势，这等于是极大地削弱了其从外部吸纳财富以“均衡”内部利益分配的能力，于是，日本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就会重现的。

首先，一个新社会形态的构造理念本来是应该由“畸型社会形态”末期的文化运动从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扬弃”中创立出来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形态构造理念则是由马克思理论为主体的，而马克思理论则又完全是早期共产党人用“移植”的方法，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从西方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引进来的，因此，这一理念不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必然性了。

其次，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跟以往的社会形态的空间扩展的最大区别是：凭借了科技与工业革命，使本具强烈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势力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方式迅速侵入东方社会，使当地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从而使当地文明来不及作扬弃性地整理，就直接用同样产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资本主义对立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作为新社会形态构造理念了；

再次，正因为当地文明来不及作出扬弃式的反映，因此，第一阶段的文化运动（在中国也即“五四运动”）同样也没来得及对封建残余思想作出较为彻底的清算，也即这场文化运动因仓促而“夹生”了；此外，殖民侵略不仅使当地的资本主义生长不良，而且也极大地缩短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寿命。

既然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产物，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会被东方人广泛地接受？并以此为思想武器而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结构模式的呢？而现在又为什么会被许多人看成是“封建社会的翻版”了呢？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

第一、马克思的理想社会的构造从方法论上来看，跟东方的封建社会构造，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也即从系统论来说，马克思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及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由“支配型行为组合”占主导地位的“人工控制系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一直能支配到社会每个人的高度人工控制网络，那么其彻底的计划性就不能得以完满的实现；而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样也是一个“支配型行为组合”占主导地位的“人工控制系统”。而且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模式的人工控制程度更高，对个人的支配性更强、更全面。

例如在封建社会里，个人虽被土地所束缚，但通常还允许个人自由经商，当然，市场基本还是由“官商”来控制的；而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模式中，个人做什么，是由社会（其实是“代表组织”的官员）来决定并安排的，也即“党叫干啥就干啥”。显而易见，马克思的理想社会结构模式之所以能顺利地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得以实施，是因为它的构造方法跟东方封建社会构造方法的习惯性经验积累之间产生了共鸣。

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即马克思的本意是想以此理想模式来达到“消灭阶级与剥削”的目的，虽然他根本就没想到：公有制并不能消灭阶级与剥削，因为，被少数人所掌控的社会支配权的异化，同样也能产生阶级分化与剥削；尽管如此，马克思的以上愿望在以往的计划经济社会模式中，毕竟已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实现了，凭此，也就使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模式跟封建社会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了。

第二、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在西方社会及其文明传统中，遭到了广泛而强有力的抵制；然而在东方，却能得到封建社会结构方式中的习惯性经验意识的强有力的支持。因为，西方的封建社会实行了最彻底的私有制，而东方封建社会则向来是以国有制为主体的。例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所实行的是“国有为本的分权所有制”，即国家把土地分给老百姓，虽然老百姓可以有条件地买卖自己名下的土地，但其实国家却始终掌握着“可以收回重新分配或另作他用”的最终处分权；而另外的东方封建国家则多是“国有为主，私有为辅的混合型所有制”。这就是“公有制”之所以能较容易地在东方实施的根本原因；

第三、“共产主义思想”跟东方文明中的被压迫阶级传统的“均贫富”思想之间，能够产生较大程度的共鸣，笔者之所以说“较大程度”而不是“完全”，那是因为，跟东方的“国有为本的分权所有制”与“国有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统治思想相对立的被压迫阶级的“均贫富”思想，同时还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欲望，因此，共产主义思想虽容易被东方人民所接受，但其实践效果的低下，也是跟私有的欲望被完全地排斥而相关的。总之，“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注10）

中国要想崛起，现存体制的封建思想尾巴是必须尽早割除的，但更要警惕这样一种思潮倾向：即以反封建为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走资本主义的路，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开创一新社会形态的历史任务已必然地落在了中华民族的肩上，所以，中华民族的崛起并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先锋，已是历史的必然，尤其要指出，开创出这一局面的功绩并首先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中国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若不能及时地自我扬弃封建残余及西方文明中的消极因素对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良影响，那么中国共产党同样也可能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果，中国共产党辜负了这一历史的重托，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这一历史罪过：中国或许要经历暂时的倒退与分裂，如火凤凰经过的血与火的苦难涅槃才能崛起。这被眈误的百十年及无数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本来是有机会避免的。但无论如何，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肩负这历史重任，首先就取决于这样一个态度：不是把一党私利放在了首位，而是时刻要把国家、民族及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中华民族不顺，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必然前功尽弃、自我淘汰！目前这一时刻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

注1：“偏激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是指新社会形态构造的第一个社会结构模式时期,其行为表现为强横、专制的、对旧社会形态过度否定；社会结构不尽不合理、社会及其文明发展难以为继，因此，经过社会结构震荡之后，便会进入第二个社会结构模式时期——“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

注2：“类支配型行为组合”是指行为组合的双方的地位改变，仅仅只是体现在形式上，而“被支配的实质”却基本没什么改变。“支配型行为组合”，是指行为组合的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被支配的一方是不能有“自主的行为制导意识”的，其行为只能受支配方的行为制导意识控制。

注3：“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顾名思义，既称“复旧型”，也即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旧社会形态的结构要素及其社会运动方式，正因为前一个“偏激型社会结构模式”对旧社会形态的否定是过度的，所以，第二个模式的“复旧”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但它并不等于回到了“原点”，而是在高一层次的社会基础上“补回头课”，这对文明及其社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很活跃，迅速地缩短了跟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偏激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与“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之间，是“反复否定规律”的一个历史组合。

注4：“交换型行为组合”是指行为组合的交换双方的政治地位是建立在平等条件下，以“契约“为“协议”形式的，交换双方的行为制导意识都是自主的的行为组合。虽然交换行为的行为标的是不一样的,但这标的必须是可以互换的,那么交换型行为组合才能成立。但实际的表现形式是交换双方的交换资源实力及交换的处境条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交换虽然是在双方自愿意志的契约下发生，但不排斥其中一方具有处境逼迫的压力。

注5：“畸型社会形态”是指某一社会形态发育极不完善的地区的历史特征，如封建文明扩张到奴隶制文明发达的欧洲所形成的不完善的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文明扩张到封建文明发达的东方社会所形成的不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之所以“畸型”，一是因该区域的文明特性与社会形态原发地区域的文明特性的“背反性”，二是当该区域的旧社会形态经验意识深厚积累所形成的强大“经验意识习惯性思维定势规律”的作用力。

注7：“典型社会形态”是指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原发地的历史特征，它分“成长阶段”与“成熟阶段”两个历史阶段，而“偏激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与“复旧型社会结构模式时期”则是“成长阶段”必经的两个最初的结构模式时期，在“否定扩大及反复否定规律”的作用下，其对旧社会形态否定的“偏激”与纠偏的“复旧”向复辟方向的惯性运动，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注8： “社会结构弹性蜕变规律” 主要表现为社会系统下的资本市场结构秩序自发调节机制引爆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结构（也包括政治结构）的震荡与变化。它的破坏烈度虽然比“社会结构脆性裂变规律”小得多，但同样也是一种事实上不完全可控的周期性震荡规律。“社会结构脆性裂变规律” 主要表现为社会系统下的经济结构秩序全面崩溃，政治失控并出现分裂与暴力对抗，社会经济及其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新社会系统的结构因素及其新秩序的萌芽，只能在这种混乱状态中逐渐孕育，比如以后社会允许多党制。

注9：“或然规律”是指相对于“必然规律”多种可能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有“自然形式”与“人为构筑形式”两种。也即“或然规律”是可以人为地制造的，也就是说，“或然规律”可以是因为行为或社会运动按人为制定的某种规则运行而表现出来的某种主客观统一的规律性现象，体现人对社会必然规律的主动干预的主观能动性。“或然规律”可为我们能动地调动与利用客观的必然规律，提供了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