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6-05-04 10:36:10

     在中国古代的改革家中，唐代刘晏别具一格。以今人眼光看，他本能地选择了官商并举、既可富国亦可富民的经济政策。只是，这样的良臣并没能在宫廷政治中幸存下来

　　从管仲开始，历来的政府理财家或改革者，如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把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作为目的，手段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唐代的刘晏同时关注利国与利民，把加强国家控制和发挥私商的积极性两者并用，两条腿走路。

　　刘晏执管财政时，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当时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面临崩溃：在此之前，唐朝有居民900万户，人口5200万，此时，居民仅200万户，人口1700万；唐王朝又日趋腐败，开支不断膨胀，入不敷出，财政极其困难；生产破坏，交通堵塞，长安一斗米卖到1000钱到1400钱，民不聊生。这时的刘晏面临救国与救民的双重任务。

　　刘晏首先改革漕转制度。自秦代开始，首都地区的粮食由外地调入，水运称为“漕”，陆运称为“转”。唐玄宗时每年运入长安的粮食已增至100万石。由于采用由产地到长安的直运法，时间长达八九个月，损耗超过20％，又由官府派富户督运，对百姓扰害甚大。安史之乱后，漕转受阻，长安面临粮食危机。

　　刘晏的改革包括由船头督运改为官运、由官府出钱造大船雇用民工运输、采用分段运输法，及优化运输路线等。这些改革使运输时间缩短为40天，耗损基本消除，每年至少可运40万石粮，多时到110万石，运费下降30％－50％，基本解决了漕转问题。

　　粮食危机解除，接下来就是盐的问题。唐代的盐最初实行官民自产自销。安史之乱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榷盐（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10钱提高到110钱。但官卖效率低下，贪污严重，食盐销售大大减少，财政收入也不见增加。

　　刘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大力裁减榷盐机构、盐官和盐吏；以商人的自由运销代替官运官销；取缔各地政府和军队对边境盐收税；在边远地区实行常平盐制，即由政府运盐到边远地区平抑价格。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百姓，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来自盐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每年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占到国库岁入的一半。

　　一个社会总会发生自然灾害，自西汉之后就设立了常平仓，以丰补缺。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常平仓制也遭到破坏。刘晏首先恢复常平仓，各州常平仓储粮在300万斛左右。在救灾上，刘晏不赞成输血式地发放救济粮，而主张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生产自救。他用财政政策帮助灾民自救，如减免赋税、发放贷款、平价卖粮，以及收购农副产品等。救灾中重视副业生产，用国家储备交换这些农副产品。同时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鼓励商人下乡购贷粜粮。

　　刘晏还把常平制用于粮食以外的主要商品，以调节供求与物价，保持各地商品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这种做法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又保证了财政收入。

　　刘晏的这些措施体现出与以前的理财家的重要差别。首先，以前的理财重在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基调是加强控制和压榨，结果在富国同时却不利于经济发展。刘晏认识到，理财不仅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百姓安居乐业。漕转改革中，他将征调徭役改为政府出钱雇人，就既解决了长安粮食供给又增加了百姓收入。在救灾中的“造血”或生产自救代替“输血”，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其次，既重视政府的控制与作用，又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官代商，打击商人。像漕转这类事情就由官运代替富户督运，并由政府出钱造船，改善运输工具。在盐业上则鼓励商人经营，以商代官，政府仅仅管理与征税。商人不愿去的边远地区又由政府去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官商都不应该是对立的，官商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有社会的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理财家少有能超越刘晏者。

　　最后，刘晏懂得以经济利益来刺激人们提高效率。用雇佣制代替徭役制，提高漕转效率，以经济手段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向商人让利等等，都体现了他善于利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激励机制。

　　刘晏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他是一个实干家。漕转改革中，他亲自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选择最优路线，还设计并制造了适用于不同河道的船只，组织严密的漕运组织。他的许多政策不是来自想象，而是来自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后，所提出的政策行之有效。他以勤于思考著称，甚至上朝路上还在马背上用马鞭埋头筹算。

　　应该说，刘晏对恢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他的下场并不好。

　　封建社会是宫廷政治，干得好不见其就有好下场。这种政治体制下需要的是善于见风使舵、长于阴谋诡计的人。那些能力不大，但善于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人才能成功。刘晏不是这样的人。

　　刘晏是神童，7岁时就向唐玄宗献诗赋，并对宰相张说的提问对答如流，唐玄宗将他带回京城，授予秘书省正宗的官职。尽管这是一个校对文书的小官职，但小小年纪就能担任公职，刘晏依然令京师人士刮目相看。

　　有才华的人难免恃才自傲，不擅处理人际关系。刘晏在官场上几上几下。安史之乱后，他主持财政，严格选拔理财官员，杜绝官场腐败。这就得罪了包括皇太子李适在内的权贵。

　　唐代宗去世后，唐德宗听信谗言，先免刘晏的职，后又赐死。他死后家中“惟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尽管后来德宗又为他平反，追认他为郑州刺史，加司徒职衔，但对他已毫无意义了。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晏传》，以及《食货志》都记载了刘晏的活动和事迹。读这些文章，至今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