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上博简《鬼神之明》主旨清晰，在谈论鬼神赏善罚恶方面的公正与否时，明确提出了“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论断。墨家的鬼神观在诸子中独具特色，一再宣称“明鬼”，且力证鬼神能够“赏善罚暴”。《鬼神之明》甫一面世，学者们便从多个角度研究该文与墨家的关系。应该肯定，学者们的研究多信而有征，不谓无据。然而，细绎简文之意与先秦时期的鬼神观念，愚以为不必局限于墨家一家，尚有不同的思路可以提出讨论。 一、关于《鬼神之明》的学术观点梳理 上博简《鬼神之明》篇幅较小，抄写在不足五支简上。为了方便行文，根据曹锦炎先生的隶定，参照学界的研究成果，将释文附录如下：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昔者尧舜汤仁义圣智，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长年有誉，后世述之。则鬼神之赏，此明矣。及桀纣幽厉，焚圣人，杀诛者，贼百姓，乱邦家。此以桀折于鬲山，而纣首于岐社，身不没，为天下笑，则鬼[神之罚，此明]矣。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荣夷公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如以此诘之，则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故]吾因解鬼神不明，则必有故。其力能致焉而弗为乎？吾弗知也；抑其力固不能致焉乎？吾或弗知也。此两者歧吾，故[曰：‘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此之谓乎！’” 墨子“非命”而“明鬼”，提出鬼神“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墨子·公孟》）。这些内容恰恰与《鬼神之明》所论是同一主旨，因而学者们多选择从《鬼神之明》与墨家关系人手，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笔者将学者们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鬼神之明》属墨家文献。整理者曹锦炎主张简文属于《墨子》佚文。日本学者浅野裕一从讨论主题、表达方式的相近性得出结论：“将《鬼神之明》看作是墨家的著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还提出《鬼神之明》属于今本《墨子》中故事类佚文，并且与《墨子·亲士》以下七篇为同一类佚文的可能性极高，且最晚于战国前期已经成书。日本学者西山尚志也断定“《鬼神之明》是属于墨家的文献”。 然而，《鬼神之明》中对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质疑毕竟与《墨子》中鬼神“必明”的绝对化有很大的差别，连整理者也承认《鬼神之明》一文中的“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命题，与《墨子》强调“鬼神之明”是不同的。《鬼神之明》与《墨子》思想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将《鬼神之明》归之于墨家，必然需要弥合二者在论断上的巨大鸿沟。 于是出现了第二种观点，即《鬼神之明》乃墨家中动摇者的思想。墨子弟子跌鼻、曹公子、某游于墨子之门者都曾对墨子的鬼神思想表示质疑。墨子有次生病，跌鼻认为他的老师墨子为天下苍生到处奔走，甚至可以称为圣人，如果鬼神真的有赏善罚暴的能力，墨子不应该生病，由此怀疑鬼神之明。 据《墨子·鲁问》记载，曹公子到宋国为官，三年后见到墨子说：“我最初到先生门下求学，穿着短的粗布衣服，吃着野菜那样的粗食，早晨吃过，晚饭可能就没有了，不能够祭祀鬼神。现在您的教育之下，家境比当初殷实了。家资殷厚，便谨慎地祭祀鬼神。然而，家人多有死亡，六畜不蕃，自己身染疾病，我不知道老师的学问是否还可以用。” 《墨子·公孟》记有一个到墨子门下求学的人也曾抱怨说：“先生认为鬼神明智，能给人施福降祸。鬼神能给善良的人带来富裕，给施暴的人带来祸患。我侍奉先生已经很久了，但是福报却还没有来。或许先生的话也有不对的地方？还是鬼神并不明智？我为什么还得不到福报？” 据此可知，对鬼神有所不明早已在墨家内部讨论过，由此有学者推断《鬼神之明》属于墨家中的“别墨”。日本学者冈本认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鬼神之明》虽然在墨家内部得到过讨论，但没有被纳人《墨子》本书中，最终被放弃了。”王中江先生提出：“由于《鬼神之明》的问题、背景和思想资源，看得出来都与《墨子》和墨家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应该是作为墨子鬼神学说的修正者和改革者而出现的，大体上可以算作是墨家的一个旁支或更疏离于墨子的‘别墨’。”韩国学者李承律的研究结论与王中江接近，他从《鬼神之明》一文问题意识与语言特征分析，认为此文无疑是战国时代的墨家一派的作品。墨子弟子确曾对鬼神之明表示质疑，然而质疑鬼神者未必都是墨家之人，这在逻辑学上是很简单的道理，因而将质疑鬼神之明者都归于墨家于理不合。 第三种观点认为《鬼神之明》不是墨家的作品。丁四新明确指出：“《鬼神之明》并不是墨子及其弟子的作品，当是比荀子略早或者同时期出现的作品。”曾振宇认为：“楚简《鬼神之明》思想虽与《论语》、《墨子》有相通之处，但‘鬼神又（有）所明，又（有）所不明’合恰正是墨家所一再批判的观点。因此，就楚简《鬼神之明》全篇基调而论，断定其为墨家文献确有方凿圆枘之嫌。”徐华根据《论衡》所述董无心的思想，认为《鬼神之明》的提问者是儒家门人董子，简文属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中所收的《董子》。 综合现有的文献可知，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抛开墨家的鬼神观来研究《鬼神之明》，或许有不一样的收获。 二、《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文献 从学派角度考察，《鬼神之明》是儒家文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子路关于鬼神、生死的问题，而要子路将注意力转向现世的人生。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樊迟问孔子怎样才能称得上“智”，孔子答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孔子认为真正的明智之举是远离鬼神，把精力放在“务民”上。 不少学者据此认定孔子对鬼神持否定态度。王治心在民国时期刊文说：“质言之，他（孔子）是不信鬼神的。”张岱年肯定：“孔子对鬼神持存疑态度，……儒学不信鬼神。”杨伯峻也说：“孔子是不迷信的。”可以说，赞同孔子是无神论者是学界的主流思想。 其实，仔细分析可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将鬼神问题后置。朱熹洞悉孔子思想，并以此教导弟子说：“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莫要枉费心力。”也就是说，朱熹和孔子一样，让弟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用常行上，对于鬼神事不必急于搞清，这里显然没有否定鬼神。 “敬鬼神而远之”更是没有否认鬼神之意，且主张对鬼神要“敬”。孔子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都保持着虔敬之心，享祭对象当然是鬼神。鬼神包括天神、人鬼、地祇三类，涵盖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林川泽、祖先等各种神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朱熹引程子语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敬。”并说：“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 传世文献中，孔子鲜有正面回答弟子鬼神之问者，孔子与宰我的这段对话较为独特： “宰我问于孔子曰：‘吾闻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谓，敢问焉。’孔子曰：‘人生有气有魄。气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者，此神之著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孔子将鬼神解释为气和魄，朱熹继承了孔子之说，提出：“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必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更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圣人“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这与《易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思想是一致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鲁邦大旱》一文，更体现了这种“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礼记·表记》）的思想。 《鲁邦大旱》记载，鲁国发生大旱，鲁哀公向孔子咨询对策。“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孔子直指大旱是国君在政治上“失诸刑与德”所致，随之提出弭灾之法：“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如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正刑与[德]”。孔子给了鲁哀公两条建议，其一是不要爱惜圭璧币帛等宝物，用来祭祀山川；其二是“正刑与德”，在施政上加以改进。 弟子子贡对孔子提出祭祀山川颇有异议，说：“否。抑吾子如重命其欤？如夫政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子贡认为倘若山川有灵的话，不需祭祀也应及时下雨。因为天不下雨，石头变焦，树木枯死，河水干涸，鱼虾死亡，山神、水神应该比我们还着急，何必看重这种攘除旱灾的祭祀？子贡作为常伴孔子左右的弟子，竟无法真正洞察孔子的鬼神思想，可见孔子确实极少谈论鬼神。 何晏《论语集解》中记有曹魏时期陈群对“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所作的注。陈群认为孔子的意思是：“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也。”鬼神难明，这个东西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否定鬼神存在，则民不敬天地祖先；肯定鬼神，则使得人们沉溺其中。子贡向孔子请教人死之后有知无知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即体现出肯定和否定都不合适的进退维谷之情： “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说苑·辨物》） 孔子分别剖析了肯定死后有知和无知的弊端。如果子贡一定要搞清楚的话，自己行将就木时自然就会明白，到那个时候知道也不晚。在孔子那里，鬼神根本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因而为了民生，孔子不否定鬼神，也极少谈论鬼神，而是要人们把精力集中于人事上。 当然，与百姓事神致福的目的不同，孔子祭祀不是为了求福，更不是为了避祸，而是认为福寿与德性有关。马王堆帛书《要》篇记有孔子之言：“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系也。”孔子也祭祀天地鬼神，但不多；也卜筮问卦，但也不多。孔子处处以人为本，以君子德行为本，注重现世和人事，远离鬼神，并不是否定鬼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人道教化居于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而神道设教起辅助作用，也有一席之地。 刘家和先生对人本与无神的关系分析得鞭辟人里： “人本思想不等于无神论（Atheism)，它并不要求人民在思想上排除对于神的信仰，而是要求人民在处理人神或天人关系时以人为本。在古代中国、希腊以及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思想都很盛行，而那时的人本思想都未曾排斥对神的信仰；毋宁说，它承认在人与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或‘拔河’关系。人本思想只是告诉人，在这种关系中不能忘记了人是根本，即使你信神，那么目的也是人而非神。” 或许由于孔子极少谈论怪、力、乱、神，再加上鬼神本身难以阐明，使得孔门后学在鬼神思想上分歧极大。学界一般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其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子思认可鬼神，认为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他提出鬼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都在我们左右，因此，做人必须真诚无妄。 孔门后学中也有持无鬼思想者，如曾子的弟子公明仪就明确否认鬼神的存在，儒家弟子董无心也不相信鬼神(《论衡·福虚篇》)，“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董子难以尧、舜之不赐年，桀、纣不夭死。” 孟子提出“知天”的理论，他“把天看做可以回应（response)人们的感受和需要的力量”。荀子则对神道、巫术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但也洞悉智识之人与普通人对祭祀认识不同，“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墨子曾学于儒门，也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鬼神思想。基于对孔子鬼神观的误解，他对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针对儒家弟子公孟子的“无鬼神”，墨子讽刺他不相信鬼神却学习祭祀礼仪，就好像没有客人却学习待客之道，没有鱼却织渔网那样可笑。 总之，孔门弟子中有相信鬼神存在的，有质疑鬼神的，也有否定鬼神者。前贤对《鬼神之明》的研究中，或依据墨子尊信鬼神而肯定《鬼神之明》是墨家的文献；或依据《鬼神之明》对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论断，而推测是墨家中对鬼神的质疑者，当属于“别墨”。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说，既然孔子、子思并不否定鬼神存在，那么《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者说，儒家弟子中也出现了质疑甚至否定鬼神者，同样也可以推测为儒家的别派。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 我们跳出学派属性，将视野放在整个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考察一下有识之士与普通士庶的鬼神观念。 春秋时期，有识之士更加注重人的价值，甚至于将人的地位置于鬼神之上，如季梁说过：“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周太史史嚚预言虢国亡国时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曹刿提出“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国语·鲁语上》）。神根据民的意志来赏善罚恶，鬼神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 子产在郑国发生火灾时，不同意祭神除灾，并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因为这一举措，子产曾被认为是春秋时期无神论的代表，“代表了当时无神论思想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子产虽然当时反对祭神除灾，然而不久，子产便“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左传·昭公十八年》），即修筑祭坛祭祀水神玄冥、火神回禄，祈祷他们救治火灾。可见，子产并没有否定鬼神。他还曾用魂魄回应人死后是否为鬼的问题。鲁昭公七年（前535），子产出访晋国，赵景子问：“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回答说：“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左传·昭公七年》） 《管子·形势解》也曾谈论鬼神：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壁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壁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 这里明确提出“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鬼神注重的是人主是否得理义、顺民心、赏罚得当，否则，即使祭祀丰厚，鬼神也不会襄助。这里与宫之奇的“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意义相类。《管子》中“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管子·轻重丁》）可谓一语道破鬼神之意。管子不相信鬼神，只是将鬼神作为神道设教的工具，因为愚昧之人相信鬼神，智者可以利用鬼神、差遣愚者、役使鬼神。普通人祭祀神灵是“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诱哄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春秋时期的普通人虽偶有“怨天”之举，但对鬼神笃信不移且态度虔诚，只有少数先进的思想家提出“神应乎人”的观念，重人轻鬼，但仍然没有否定鬼神之意。“春秋时期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神的存在与伟大，都深信不疑。与鬼不同，在春秋时人的心目中，神没有善神与恶神的区别。几乎所有的神灵，都是聪明正直公平的代表，是正义的化身，是裁定人世间争端的最后主宰。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是智者还是愚者，都无不把敬重神灵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真正的无神论者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出现，即使是相当进步的思想家，也都还没有达到否定神的存在的地步。” 战国时期则与春秋时期稍有不同，鬼神观相对淡薄，诸子对鬼神有普遍否认的倾向。《墨子》专设“明鬼”章，与“今执鬼论者”展开辩驳，说明当时社会中怀疑鬼神者不在少数。庄子就曾怀疑鬼神：“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庄子·寓言》）阴阳学家曾被误以为专讲阴阳鬼神之学，班固则澄清说那是阴阳家中的“拘者为之”，这部分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汉书·艺文志》），认为真正的阴阳家是敬天爱民的。 韩非子不相信鬼神。他认为鬼神观念来自于疾病灾祸，倘若没有疾病灾害，百姓对鬼神的态度就淡薄得多。韩非子认为战争的胜负与卜筮鬼神无关：依靠占卜吉凶来进行战争是愚昧之举。“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国家的盛衰也与龟甲等通灵之物无关。越王勾践依仗龟甲所显示的吉兆同吴国打仗，结果打了败仗自己成为俘虏，并为吴王服贱役；当越王勾践返回越国后，丢弃龟甲，彰明法度，亲近老百姓以报复吴国时，勾践胜利了，吴王夫差被擒。龟甲占卜吉凶的价值由此得见。 战国时期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宋康王为了成就霸业，竟然“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威服天下鬼神”（《战国策·宋卫》）。敢于射天鞭地，斩断并焚烧社稷神坛，以示自己的声威可以震慑鬼神，在战国实为罕见。宋康王已经不再敬事鬼神，而是蔑视甚至践踏鬼神，这已与商周时期战战兢兢地奉事鬼神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近年来，大量战国简牍的问世，为我们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战国画卷。仅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日书就有九店楚简《日书》、放马滩秦简《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周家台秦简《日书》等，这些日书反映了民间百姓的各种禁忌，说明崇信鬼神还是相当普遍的。面对各种鬼神，普通百姓也不是束手以待，而是发明了各种驱鬼办法，如睡虎地秦简《诘咎》篇即是专讲驱鬼、避鬼之术的文章，面对不同的鬼，可以用弓、矢、杖、猪粪、狗粪、灰、杀、黄土、芦苇等工具，还可以“击鼓奋铎噪之”来吓唬鬼。虽然鬼神在战国时期普通人的心目中依然意义重大，但是在有些时候人类已有了降伏鬼神的力量。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鬼神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广泛存在着对鬼神的崇信，另一方面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亦不鲜见。由此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是墨家特有的，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 四、结语 在探究《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时，李锐既没有将《鬼神之明》归于墨家，也没有归于儒家，而是认为“完全不必急于给《鬼神之明》这类著作作出学派定型”，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片言只语、三言两语的‘异中之同’，就急于对文献的思想属性作出判断。从传世文献乃至出土文献中找出文句、观念相近的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献，但是并不足以让我们判定所有文献的学派属性”。笔者非常认同此说，故主张对《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不必急于作出结论。 具体到鬼神研究方面更是如此。重视鬼神是先秦社会的普遍状况，并非墨家独有。而我们在研究《鬼神之明》时，似乎总是围绕着墨家，虽然很多研究的结论确实颇为独到、很有价值，然而这种方法使我们把目光都聚焦于一处，极易形成视野的“盲点”。只有以更加宏阔的视野、从多维视角加以考量，才能更接近真正的历史事实。反思我们当今判定学派属性的方法，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到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不止《鬼神之明》，很多新出简帛，如上博简《三德》、《凡物流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等，都有反映天人和鬼神思想的内容。跳出这一思维定式，以更多元的视角加以阐释，其结论必定更加客观、合理。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2015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