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国家政治生活风云突变的年月，瘦竹回到学校。果然，一批关心班级小“政治”的同学们，由于对班级工作、主要是对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意见，自发地以茶话会的形式聚在一起议论起来。最后决定当时的在场者正式成立一个组织，以当天的日期4月24日命名为“四二四社”，在班里出墙报，每个成员都要写稿。为此，每个人还起了两个字的笔名，第一个字一律都是“初”，大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势。瘦竹本想自称为“初华”，寓有“风华正茂”之意，但一想到生父的教导，就改为“初啼”，只是婴儿的啼哭。后来在暑假里他们还办了（刻蜡纸的）油印刊物，寄到每个成员的家里。文章也不仅是关于班级工作，而是扩大到文艺创作。大家推举瘦竹担任墙报和刊物的主编。

但不久，班主任要他们解散“四二四社”，停办墙报和刊物。多年以后，瘦竹才理解老师当年的苦心，因为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果不及时刹车，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说不定真会闯下什么大祸呢！这不是虚言，因为“尚未成年”这个事实决不是免“罪”牌。虽然当时不给高中生正式戴“右派”帽子，但据知，他们的班长毕业后是作为右派分子对待的。同学们只知道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不知道他说过或做过什么因而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所幸“四二四社”与他毫无瓜葛。

不多久，瘦竹他们就快要毕业了。在这个人生道路选择的节点上，瘦竹的人生轨迹中一冷一暖两条相辅相成的背景链，与社会大气候中主宰着人们命运的一个特大气场中相互纠结的冷暖两股气流，既对接又相冲。也就是新旧社会的正邪之别和两个社会各自的正邪胶着，在瘦竹的人格中也留下了一正一负的两种倾向：负的是心灵深处一种不自觉的自卑感或受辱感所激起的“争气”冲动，表现为好出风头的个人英雄主义，就像他生父所批评的那样。正的是对于公众事务的热心关切、和求取尽责本领的强烈执着，这表现在未来专业方向的选择上。

如果单纯从个人喜好和最有希望的发展前途出发，在当时看来，数学应是他的第一选择。但是他对社会生活的巨大热情让他改变了。当时班里有两个优秀工农子弟免考保送直升高校的名额，一个就是贫农子弟路瘦竹，另一位出身工人家庭，他填写的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瘦竹不想离开养父母太远，填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结果都没有被接受，那位工人子弟还被直接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英国文学专业，让他非常失望，入学后还因此犯过错误。

瘦竹则重新参加统一高考，考试的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他写的是养母，真情流露，自感写得酣畅淋漓，回肠荡气。由于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都不在江苏省招生，他不得已填了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结果被录取了。事后他并不懊恼，反而觉得多学了一门语言工具，是大幸事。从此，他与生父的接触就更频繁了。

那是一个火红的大跃进年代。开学第一个月，学生们没有上课，而是在校园里参加“土法炼钢”。用的是一个个比当时烧菜煮饭用的煤球炉稍大的炉子；不知道用的原料来自何方。但瘦竹听说过，在乡下人们将家里的锅子、门上的铁销等都拿出来炼钢了（或许是因为当时农民都上集体食堂敞开肚子吃“大锅饭”，就不再需要小锅子；因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夜不闭户，因此门上铁销也不需要了）。也不知道这样炼出来的“钢”究竟派了什么用场。只知道有的老干部因为说了那样炼出的是“豆腐渣钢”而被批判为“严重右倾”，而且后来在文革中因此而再次遭到批斗。

以反右倾为名的浮夸风还表现在农业生产上。瘦竹记得后来有一次下乡学农，当时提倡“深耕密植”。“密植”没有看到，但“深耕”他们是做到了，那就是把深层的黄色僵土全都翻到了表层。后来据农民说，这样瘦瘠的僵土根本长不出庄家。问题是：当时有经验的老农心里肯定不赞成，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直到文革时期，知道了那时上层曾经有过“反右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虽然“卑贱者最聪明”，但毕竟还是人微言轻啊！

还有，为了表现“干劲冲天”的“大跃进”精神，校领导让学生们在晚上进行大扫除，全校灯火通明，半夜里还有香喷喷的白馒头当夜宵，真是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太阳高照了，反而还在床上睡觉；睡不够，瘦竹整天感到昏昏沉沉的，同学们说他走路都在打瞌睡。中国有句俗话：一夜不睡，十天不醒。千真万确啊！但是瘦竹明白他只能在心里嘀咕，不能问为什么一定要晚上做事、白天睡觉？

大跃进精神也体现在体育活动中。当时上面号召学生突击争取大面积达到苏联劳卫制（劳动卫国制度）标准。于是瘦竹看到，在体育场上，一些学生在一百米短跑，由两个跑得特快的同学架着一个跑不快的冲刺者的双肩，六条腿一起奔（实际中间两条腿是浮空的），硬是将本来不可能达到标准的学生在标准时间内送到了终点线。瘦竹就想：“我才不会那么傻。”当有同学建议他也用此方式争取通过劳卫制时，他偷偷喝一杯热水，然后立即去卫生室量体温，让医生开了一张需要休息的证明，总算逃过了折腾。

数十年后，瘦竹在网上博文中写道：“大跃进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显露出不尊重事物客观规律的浮躁情绪。不讲革命，社会不能进步，甚至倒退；藐视规律，革命也必定失败。当时和以后的历史都证明了：只有当革命意味着顺从或恢复社会平衡的自然趋势（客观规律）时，这样的革命才是有意义的。关于革命的叙事，则必须直面正视历史，不容任何隐瞒和粉饰。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未来的路减少曲折，走得更好。”

高教领域也不例外。从招生、到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等等都是如此。如高校招生面向在职的工农兵，这是国家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思想革命的需要；同时，不同的专业对于学员都有不同的客观要求，无视这一点则不利于革命目的的实现。

如瘦竹所在的复旦外文系，当时英语专业的大多数学生是从毫无外语基础的青年工人中选拔出来的，还有少数从机关干部中选拔的“调干生”，像路瘦竹这样学过外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极少数（不过在这以前中学也只教俄语）。那些青年工人和调干生大多三十多岁、已成家、甚至有了孩子，多数是党员。但是在那个年龄、在那样缺乏外语元素的环境中和技术条件下（例如磁带录音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从未接触过外语而从a、b、c开始学英语，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场不小的挑战，可以说非常辛苦。他们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的来说效果并不理想。而像瘦竹那样被迫“陪读”的几个小青年则被浪费了不少青春时光。若按照当时的“总路线”提倡“多、快、好、省”的原则来衡量，不能算是成功。

在复旦五年，除了学好英语，瘦竹把主要精力放在全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尤其是规定课程以外的学科，如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在美学方面，他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还写过一篇从盆景谈到美学的文章，投稿到一家杂志，结果被退了回来。

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读书计划，甚至有一个寒假，连同年夜、春节，都留在学校，没有回家，让养父母冷清过年。当时他根本没有感到这有什么不妥。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感到这是一件不可弥补、永难释怀的憾事。

瘦竹还坚持写日记，培养自己的思维和运笔能力。学习写作中他不特意追求文采，而满足于直白，重在思维和表达的既细密精准又圆融通达，既不含糊、又不琐碎。

为了学好英语，他读了大量英译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他读文艺作品时不注重故事细节和描写技术，因此这方面往往印象不深。他自己以为这与他大脑两半的偏重有关（在他的后半生，分析文学作品时也着重其情节的宏观社会意义，较少关注其微妙的艺术特点）。

他虽然在高中时写过得奖小说，但就已显露出偏重于宏观理性逻辑思维、忽略微观形象细节感受的倾向。他发觉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生理学中有正有负，有阴有阳，都是一体二分的。当时还从旧书店买到过《万有文库》中一套牛顿的《自然辩证法》（后来他因为需要用钱又卖掉了，还没有来得及读过）。

到了复旦，属于宏观理性思考的课程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哲学课的正式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这两门课的基本理论，瘦竹都接受了。不过在课堂上，他曾问过老师这样一个问题：从原子到无机物件、到无生命有机物、到微生物、到植物、到动物、到灵长类、到人类……其中是否有一条发展规律？是一条什么样的规律？老师无以为答。这实际上是一个超经验的属于形上层次的问题。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瘦竹根据自己对于佛道两家义理的理解，形成了他自己的形上哲学世界观，才揭示出这个问题的主观性，排除了它的可回答性。根据瘦竹的形上世界观：所有从“原子”到“人类”的“进化”“发展”“规律”这些概念都是人意识的主观产物，而人只是无限多意识载体之中的一种（这一说法已经预设了“意识”与“非意识”的概念区分、和“人”与其它“非人”意识载体的概念区分，这些概念、这些区分也已经是人意识的主观产物）。也就是说，人意识在一切存在中的地位就好比大海中的一朵浪花。那么，有限的浪花怎么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回答关于无垠大海的问题？这样跨越时空的自问自答多少反映出瘦竹的思维倾向和特点。

像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还有生死问题，这也是当时曾经折磨过瘦竹的一个大问题。想到将来年老以后不免一死，他心里就老是惆怅不安。好像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做好其他事情了。他苦苦思索了好久，最后这样回答自己：他和其他人的前辈祖宗们都经历过年老和死亡，没有听说有哪一个过不了这一关而心灵崩溃的；想必到年老的时候人人都能找到答案，知道如何对待死亡。所以现在不必去想这个问题，到时自然会解决。

属于宏观思考的还有涉及大社会现实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具体说来就是官方说法不能圆满解说实际操作中的诸多失误，引起人们种种想不通的疑问。领导上还为此专门组织过所谓班组“辩论”，实际上是让每个人表态、再一次“引蛇出洞”。当然，像瘦竹这样的党外青年并不知道这是与党内上层从“反左倾”突然转为“反右倾”相呼应的一种舆论措施。后来在自我毕业鉴定时又再一次以“讨论”和书面形式表态过关。那样的声势明摆着是要每个毕业生明确接受官方的自圆其说，否则似乎毕业不了。

大概是由于思索这些抽象问题太多，或者加上营养不良，所以到高年级的时候瘦竹居然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他不能长时间集中用脑，否则就头晕头痛。于是他学打太极拳，毕业后还继续打了一阵，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神经衰弱症就消失了。

由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造成的食品供应紧张，人们普遍地营养不良。再加上瘦竹他们用作课本的油印讲义用的纸张颜色灰黄，粗糙暗黑得近乎像旧时中国人用的手纸，所以他的视力迅速下降，只得戴起了近视眼镜（虽然他高中毕业时视力还是1.5）。

与他的健康问题有关，说说他的体育课。由于幼时的坎坷遭遇，他自幼体弱，不能跑跳，不会打球，学不会骑车、游泳。高中时学过汽车课程，但以后即使有条件学开车了，他也从不敢学。所以他在高中和大学都不参加一般的体育课，而是在体弱组，实际上大多时候是一位体育老师陪他一个人做些打太极拳、舞太极剑之类的活动。

所有这些“不能、不会、不敢”，除了体能差的缘故，神经容易紧张、不会放松、怕出事故也是一个原因。他试学过骑自行车，可是帮他扶正车子的人一放手，他胯下的车子就直往前冲，最终撞在前面的障碍物上，而他的手和脚都没有动弹，因为他太紧张了。但他长期没有意识到有这个问题。直到数十年后，在国外遇到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给他读了两本有关的书，他才对自己的问题有了一点自我意识并开始注意克服。

以上就是路瘦竹来到师大外语系以前的大致人生经历、和这些经历塑造出来的他的心智状况。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智，在他所处的独特人事环境中迎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