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力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问世，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影响深远。年轻的柯林斯，亦因之暴得大名，俨然成为该领域的一线学者（2010年也确乎实至名归地膺选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及社会声誉，在国际学术界亦堪称明星。此后数十年，无论柯林斯如何特立独行，始终享有着相当高的“热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该书在大洋彼岸的影响力，迟迟未能很好地传入中土。迨至2018年，此书中译本终于在大陆印行，随即在学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美国学界的传奇人物，此公个性卓特、阅历丰富、成果丰瞻，于学术和社会均有独到见解，故其言论、行止每每颇受关注。其人不愧是此道高手，该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令一众同行难以比肩。柯林斯所论，基本是美国景象（同期的欧洲亦近之）。然而，严格说来，所谓“文凭社会”非止是西洋景，吾国亦并不逊色。

一

迷信文凭，以文凭分高下、以学历定去取，以文凭作为官员及专业人员的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长期以来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晚近之中国亦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国内外新式大学的学历已成为一种“新科举”，继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于各行各业无孔不入。许多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甚至仅仅是留洋镀金的经历）而谋取要职、备受倚重、平步青云。自然，有受益者，必有受损者。与之相伴的，则是许多富有才学的人因为文凭问题而备受压抑、怀才难遇。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胡适，以虚构的博士文凭而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的最年轻的红人，薪资高于许多名宿。当然，胡适绝非特例。此间，确实不少博士二十多岁就在北大担任教授（南方的南高师亦有此盛况）。他们居高声自远，备受礼遇，呼风唤雨。其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纸洋文凭。而没有像样文凭的梁漱溟，虽然才学过人，亦只能屈身为讲师，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时北大学风已大有改观，但多数学生仍重视文凭。真正完全求学问而不珍视文凭的，当然没有，但毕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谦之，强调读书为求学问，而非求文凭；因此他最后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空手离校，自然也就没有北大文凭。后来朱氏虽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之曲折远甚于同侪，足见他多少还是受到了他并不稀罕的“文凭”的强力压迫。

1922年从北大毕业的陶希圣，可谓青年才俊，然而在与海归派的竞争中仍吃尽苦头，有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为此，他齿难忘。“留学生‘学成归国’，便跃入候补官员和教师的上层，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瞠乎其后’。”在与留学生的比较与竞争之中，国内学生吃尽苦头。陶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任教经历，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月薪八十元。而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归国者，月薪一百二十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欧美一般大学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牛津、剑桥、耶鲁、哈佛毕业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此非夸张，较之当时一般的薪资水平，如此待遇可谓优渥之至。当时与陶共事的有周鲠生、唐钺等欧美名校博士，收入均远高于陶，令其意气难平。

——事实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因此，可以说并非商务印书馆对陶本人有成见，而是风气使然、制度如此（按，唐曾任北大教授，赴商务印书馆任职数年后，又转任清华教授；陶一举成名后亦被礼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后又杀回北大任教授，算是与唐大致齐平了）。

此中遭遇绝非陶氏一人的经历，而是一代青年的普遍际遇。

1925年，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华任教，深得梁启超欣赏和提携，然亦只能屈居讲师教席。前此一年，年龄相仿的钱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华任教，年仅24岁，其起步于副教授，次年便升等为教授。同期，校内的海归派教师，如刘师舜、钱昌祚、叶企孙、陈达、陈岱孙、萨本栋等，亦只有区区二十余岁，但大都已是正教授。梁启超对这种过分拘泥于学历、迷信文凭的做法极为不满，于1923年公开批评道：“无论你多大学问的人，无论你有多少的博士头衔，你们初来我们大学教书，你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时就得经教授团的通过。”

蒋复璁（1898年生）1923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通过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的援引进入清华任教（1924-1926），他感觉“在清华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清华大学的老师多为留学出身，而我只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在清华教了一年半……便转任北京大学预科”。后来，他又通过考试，赴德留学。此间，该校其他一些青年教师如桂质廷、林语堂、萧一山、汤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后，都渐次离校，大多数设法留洋。萧氏理离开清华后，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于1929年创办“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并任院长，后又赴中央大学任教授，成为早期罕见的年纪轻轻便荣升教授的本土派学人之一。对本土派学者而言，往往需要先“外放”至地方院校才能较容易获得高级教职，之后平调回名校（几乎都在学术中心），这也成为当时许多本土派学人跻身教授、出人头地的一种“终南捷径”。

北方学人顾颉刚与林庚，也是在地方性高校的厦门大学较快地得到了晋升。至于蒋、萧的同代人郑天挺，1920年自北大本科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并兼任图书部主任，次年考回北大国学门作研究生。1924年，郑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后南下各地任职；1930年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仍任讲师。如此职业旅程，实在算不上顺遂，较之同代的海归派学人确乎相去甚远。

总之，在当时，由于制度的障碍，大量助教、讲师晋升无望，只好骑驴找马、以学校当跳板，极力出国留学，日后归国迳任教授。即便早已贵为北大名流的刘半农，也被迫去国，在法国苦读数年，“要得这个臭博士”。在此间的北大清华，教师的“贫富悬殊”也极为醒目，校中不仅有许多处境艰难的讲师助教，也有一众少年得志的稚龄教授。

二

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于1927年6月重新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加强对大学教员资格的审查与认证。条例再度规定：讲师须“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或“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于国学上有贡献”；副教授须“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以及“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须“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教务，而有特别成绩”。此等规定，较之发达国家尚有距离；然在当时的中国，如此标准实不算低。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便称，国立大学“教员的资格已经是相当的严”。

只是，当时能如此执行的院校，实在有限。在“才荒”严峻、“到处都缺人”的情况下，各高校各部门用人时也“不得不有所迁就”。有人戏称，留学生归国后，即便走投无路之际，还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许地山语）。此非虚言，当时确有许多留学生归国未久年纪轻轻便担任高级要职。如此经历，大有人在，如陈锦涛、颜惠庆、王宠惠、罗文干、伍朝枢、张公权、吴鼎昌、顾维钧、宋子文、秦汾、唐有壬、石瑛、吴之椿、唐悦良、魏道明、罗家伦、钱昌照、钱昌祚、徐道隣、李惟果、高宗武、郭斌佳、沈昌焕、俞国华等。实际上，从清末到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有许多高校动辄破格聘用人才，因此，全国始终拥有一大批20余岁的海归派教授。例如，

1911年，25岁的胡敦复成为清华首任教务长，1年后成为大同大学首任校长；1916年，23岁的邹秉文任金陵大学教授、26岁的刘大钧任清华教授；1917年，24岁的朱家骅、26岁的胡适任北大教授（朱被认为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与胡同龄的陶行知受聘为南高师教授；1919年，25岁的唐有壬受聘为北大教授，25岁的何鲁受聘为南高师教授；

1922年，24岁的哈佛博士张歆海受聘为北大教授；

1925年，25岁的刘师舜任清华教授；1926年，23岁的哈佛硕士梁实秋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25岁的刘崇乐、26岁的杨光泩受聘为清华教授；1928年，25岁的陈序经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25岁的王化成、26岁的萨本栋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29岁的段茂澜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兼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25岁的耶鲁博士方显廷开始担任南开教授。1931年，25岁的凌其翰任东吴大学教授，26岁的MIT博士吴鲁强（梁启超女婿）被聘为北大教授，25岁的哈佛硕士陶葆楷、26岁的MIT硕士王士倬则受聘为清华教授。1932年，25岁的章名涛受聘为清华教授，25岁的耶鲁博士柳无忌，归国即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样年仅25岁的朱偰从柏林大学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4年，年仅二十六七的吴大猷、钱思亮、周同庆等几乎同时受聘为北大教授……

此类现象在在皆是，不胜枚举。在此大势之下，在许多高校中，大量重要职位均由“海归派”包揽，校内的诸多重要安排及学界的许多重要活动也几乎被其“包场”；本土派学人往往只能“瞠乎其后”、莫可奈何。如此一来，当时的大学中普遍出现了许多怪现状，校内有一批20余岁的年轻教授，也有一批30余岁的老讲师。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土派学人，而他们的境遇，显然是与前者的存在分不开的。两大群体之间隐隐然有着巨大的鸿沟。在海归派占主导地位的一线名校中，那些“沉默的少数”，无疑是“被压抑与被损害的”群体。平静的大学校园背后，并非没有不公之事、不平之气。在如此情境之下，本国毕业生的压抑与“艰辛”可想而知。如此，“海归”吃香喝辣，“土鳖”低人一等，民族学术之独立，亦远矣。

由于当时博士（有的硕士亦可）归国即受聘为教授，因此，对许多学者而言，获得博士学位之日，就是成为国内教授之时。更由于人才紧缺，许多在读博士已被国内高校竞相争聘为教授。如吴宓在归国之前，已接到东南大学、北京高师等多所名校的聘书。因此，当时海归派学者获得博士学位一般在20余岁，其跻身教授之时也就只有20余岁。在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大概极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一大批如此年轻的正教授，有如此年轻化的少壮派教授群和学术共同体。这是中国在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上的一大特点。——而在同期欧美名校，多数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即便有幸能谋得大学教职，亦只能被聘为讲师。

如此一来，在大学教师评聘的问题上，也就难免出现诸多问题。不少时人对用人上的标准不严、风气不正的现象极为不满。傅斯年便于1932年７月在《独立评论》撰文，对国内势力盛大的“哥大派”大加挞伐，认为其对国内的“教育崩溃”负有重要责任。胡适对此表示：“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此说确有夸张，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邱椿等人的反应尤其突出），但无论如何，还是多少能见出某些实际情况。

三

然而，随着大量海归人才的回国，国内“才荒”现象日渐缓解，学术水准也日渐抬升，各行各业的用人标准也水涨船高。人才市场的行情也悄然变化。

1930年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基础薄弱，凡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者，归国皆被聘为教授。然而，随着留学回国浪潮的来临，这一“行情”很快就一去不复返。欧美名校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应聘名校副教授或一般高校教授，成为标配；极个别才学卓著者，才有望获聘为名校教授。

1935年，有学人指出，中国大学程度已经大幅提高，以前“只要吃过洋面包回国的都可做教授”，“现在如国立清华大学，刚回国的博士也得从专任讲师做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当时不仅高校如此，其他各界亦然。在此期间，随着“水涨船高”的趋势、随着严格主义标准的落实，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本国毕业生，都更多地依据实力与业绩进行竞争，二者的起点也渐趋平等；外籍教师的特权地位也日趋回落。如此均可谓“土洋并轨”。此间，对教师的考核周期，也随着中国学术的变迁而在无形中日趋抻长。自然，如此一来，多数青年教师的晋升之路也更漫长、更曲折、更艰辛。

及至1930年代末，留学生“一回来就做教授”的现象虽未消弭，但无疑已日显罕见。——当然，我们依旧能看到一些非常醒目的特例。1939年，年仅24岁的张宗燧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前此一年已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0年，年仅27岁的柏实义受聘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随后兼系主任，此前，他用1年获得MIT硕士学位、用2年时间获得CIT博士学位；同样在这个新兴学科领域、在中大航空工程系，黄玉珊在斯坦福大学仅1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即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时，尚不满23岁。1940年首位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徐毓枏，甫一毕业，即被聘为西南联大（清华）教授，年仅27岁；1946年，蒋硕杰被聘为北大教授，年仅28岁。

在“文凭社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的无疑当首推崇洋媚外现象。“崇洋”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抑土”。这一心理和风气的形成，是历史所致、时势使然，因此，其矫正也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此非孤立的现象，它并不只是大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历史积弊。其所反应的是人才匮乏导致的种种乱象，也是一种社会心态不健康所致的恶果。在知识人高度密集的大学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其对本土派学人的压迫亦尤深且鉅。如前所言，学历社会古来有之，绝非自近代始；而近代的学历社会也与方今有诸多区别。但是对学业的功利化理解、对学历的盲目迷信和膜拜，以及先问学历后看实力、将学历作为职业敲门砖、作为个人身价的尺度，则并无二致。

此风经久不衰，造就了多少名不副实、才不配位之人，又埋没了多少才高志远、有志无时之士，恐怕真是一言难尽。而这些，大概就是那位讲述“美国故事”的柯林斯所无从知晓的了。

文章来源： 學人Scholar微信号2022-6-3，原文标题为《“文凭社会”的中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