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惯上，终极信仰可以区分为有神、无神、多神、一神等多种形式。但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区分，那就是“义理信仰”和“契约信仰”的区分。这两个新的概念包含着更重要的思想内容。在东方的中国，与西方主流仇视无神信仰相对照，有神信仰与无神信仰之间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不但不相互对立，而且往往还共同崇拜同一个对象。既有将佛祖当做神灵崇拜的佛教徒，也有并不求神拜佛、只是按佛祖教导专事修行的佛门弟子；道教和道家也信仰同一个祖师，在道家被尊称为“老子”，而在道教则有一个长长的称号：“一气化三清 太清 居火赤天 仙登太清境 玄气所成 日神宝君 道德天尊 混元上帝”，通称“太上老君”（维基百科）；还有，将儒家祖师神圣化、宗教化的思潮、机制和活动也长期存在。那种不是求神拜佛，而是对道、释、儒三家祖师所阐发的最高义理，在觉悟理解基础上的崇信仰赖，并伴随着身体力行，付诸实践，这自然是属于无神信仰，也可以称为义理信仰。古希腊的“理性神”概念虽然不同于宗教徒的义理信仰，但也是对义理信仰的提倡。尽管现代人往往将神与理性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但古希腊哲学家，如公元前六世纪的克赛诺芬尼（Xenophanes）就批判过神人同形的人格神论，而提倡“理性神”。“他的批判的中心点是，有人格的神缺乏绝对、完善、超越这些神必须具有的特征，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一个唯一的神，是诸神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他无论在容貌上或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闻的。’后来的希腊哲学家大多采取了这种理神论的立场。他们所说的神是非人格化、[而是]理性化的神。神的存在由理性设定，是理论的起点或归宿。神或被等同于纯粹的精神、最高的理念、或者被看作自然的本原”。（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62-63页。）这种等同于最高理念的理性，是一种区别于日常工具理性的“终极理性”。与此相对照，另一些人对其信仰的祖师像神灵一样崇拜、但主要意图不在于理解和实践他们所教导的义理，而是别有所求（求福、或求长生不老、或求仕途顺利），这就与有神信仰（如求死后上天堂得以永生）属于同一个层次了。但为了与义理信仰相对照，也可以称之为“契约信仰”。之所以用“契约”二字，因为求神者必须履行教义，就像进行交易那样，才能得到所求，至于教义本身的义理则不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点。与义理信仰相比，契约信仰显然要低一层次，属于不成熟的终极信仰。但只要在同一信仰环境中，同时存在对于同一对象的、成熟的义理信仰，那么这种契约信仰仍然是一种终极信仰，而且也有其积极意义。义理就是付诸理性，把教义经典中所明说的和隐含的道理说清楚，让信教者自觉地（即明白其所以然、而不是单纯为了得到契约好处而盲目被动地）尊奉教义。但是宗教义理通常超越日常经验、涉及形上终极问题的追问和回答，因此一般都比较抽象，即使是以具象（如宗教寓言故事、神迹、圣徒行迹等）通过比喻、象征等手法来表达，其意义又往往显得含蓄、模糊，充满歧义，不是为大多数天天为谋生奔波、没有接受足够文化教育的人们所能够一目了然地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只能退而求其次。契约式的信仰，就像粗茶淡饭对于他们的物质需要一样，也能满足他们起码的精神需要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契约信仰也可以说是一种平民信仰，而义理信仰基本上属于精英信仰。前者是后者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引领者。并不是说凡是平民都停留在契约层次上，而凡是精英都能达到义理的高度。只要是严格律己、修心养德、无私奉献他人和社会的宗教徒或无神信仰者，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是真正的圣者、贤者，而那些利用宗教或非宗教的信仰形式寻求个人飞黄腾达者，只能成为依附于特权统治阶级的精神贵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宗教可以同时成为被压迫人们的精神家园、人生依托，或特权统治者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物质鸦片的麻醉作用不也是正负兼具、既能减轻病人不必要的肉体痛楚、又会使人精神麻痹、丧失必要的清醒吗？）所以，义理信仰和契约信仰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后者是为了求福、求个人之福，为了得到所求而服从教规作为交换；而前者则是为了求道、以使生命回归本性、实现其对于社会的价值，因此而自觉地以道律己、修心养性、悟识并实践真道。义理信仰和契约信仰两个层次共存的局面，在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中也同样长期存在（包括后来分化出来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基督教及其前身犹太教的圣经《新约》《旧约》的书名，就表明了以色列人与其信仰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信徒遵守《摩西十诫》等诫命，耶和华就允诺对他们慈爱直到千代。另一方面，后来基督教不少神学家实际上是将上帝作为终极本体的象征性意象符号看待的；更有一些基督徒（隐修士），像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佛教修行一样，通过“坚韧的苦修”来认识“上帝”。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第三章第三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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