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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 
作者:[潘岳] 来源:[网友推荐] 2021-04-28


吕思勉说, “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专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 350 年),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编户齐民”“一统于法”的郡县制度。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绝对王权”,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 despotism)。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而中国没有。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与士大夫治天下”),不了解相权分治、行封驳事、史官监督、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有一人去过中国,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  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军队、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1903 年《新大陆游记》)。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1906 年),说中国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开明专制主义” ,儒、墨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本文 节选自潘岳《秦汉与罗马》一文的结语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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