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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才:《大学》三纲“止于至善”为初始,“明明德”为终极,朱熹倒置本末 
作者:[付金才] 来源:[作者惠赐] 2020-09-08


    摘要:根据《大学》原文和先秦儒家思想特点,《大学》三纲的次第:初始为止于至善,中间环节是亲民,终极目标是明明德。而朱熹则本末倒置,完全弄反了《大学》三纲的次第。《大学》三纲的内容便可以这样表述:大学教育是培养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才能否推进伟大事业,促进文明进步(明明德)。要想推进伟大事业,促进文明进步,取决于优秀人才能否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为了群众,与群众一同进行全面深刻的社会实践(亲民)。能否同群众一同成功进行社会实践,取决于优秀人才是否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练就解决矛盾的能力(止于至善)。能否明明德取决于亲民,能否亲民,取决于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才能亲民,只有亲民,才能明明德。很明显,《大学》三纲中,止于至善是初始,亲民是中间环节,明明德是最终目标。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分别将《大学》从《小戴礼记》中抽出,专门为《大学》篇编次章句。南宋朱熹将《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做《大学章句集注》。由于宋明理学的盛行,《四书章句集注》又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所以《大学》一文广为传颂。《大学》的核心内容是三纲八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格物、知致、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八目是三纲的展开,三纲是八目的凝练。八目在逻辑上有先后次第,不是并列。三纲和八目类似,也有逻辑次第。格物是八目初始的第一个环节,平天下是最终目标。三纲同样有先后次第,朱熹认为明明德是初始环节,中间环节是新民,终极目标是止于至善。

请看朱熹对于《大学》三纲含义和次第的解读: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朱熹撰 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朱熹认为大学之道首先要培养出明了自身本有内在光明之性的人。其次由这些人教育引导民众明了自性,存天理、灭人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最终把明了自性和引导民众明了自性,重新做人两件事做到极致。朱熹认为《大学》三纲的顺序是首先明明德,然后新民,最终是止于至善。

根据《大学》原文和先秦儒家思想特点,《大学》三纲的次第当为初始为止于至善,中间环节是亲民,终极目标是明明德。而朱熹则本末倒置,完全弄反了《大学》三纲的次第。

一、从文字字义出发,准确解读《大学》三纲,以弄清《大学》三纲的次第。

解读先秦儒家经典,必须借助于字典,弄清哪些字义是核心字义,哪些字义是衍生的,才能对经典做出比较准确的忠诚于经典的解读。解读《大学》三纲同样需要如此,弄清经典字义后,正确理解经典水到渠成。《大学》三纲的原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依次弄清原文字义。

“在”的字义为取决于。“明”有三类主要字义:第一类表示实现、完成、功绩、成就等;第二类表示照亮、光明、明白、分辨、聪明等;第三类表示强盛、旺盛。三类字义存在有机联系。综合理解明的三类含义,具备相当的认识能力,实现完成伟大事业,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民生幸福。具备相当的智慧,“德”的字义也有三类:一是“德”的一个含义——有道德、品行、节操、有道德的人;二是恩惠、福;三是生化万物。综合理解理解德的含义,可以这样概括,有道德品行的人肯定是胸怀天下、造福众生的人。“善”的主要字义有两个,一是演变,即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是擅长,能力。综合理解善的含义,人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后,便会形成自己的专长,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明了上述字义的前提下,《大学》三纲的内容便可以这样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大学教育是培养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才能否推进伟大事业,促进文明进步(明明德)。要想推进伟大事业,促进文明进步,取决于优秀人才能否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为了群众,与群众一同进行全面深刻的社会实践(亲民)。能否同群众一同成功进行社会实践,取决于优秀人才是否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练就解决矛盾的能力(止于至善)。能否明明德取决于亲民,能否亲民,取决于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才能亲民,只有亲民,才能明明德。很明显,《大学》三纲中,止于至善是初始,亲民是中间环节,明明德是最终目标。

二、朱熹为倒置《大学》三纲次第显得合理,不惜回避某些词汇,甚至篡改经典。

 严格谨慎弄清字义,相对准确理解《大学》三纲的内容后,我们发现三纲的原本次第是首先止于至善,然后亲民,最终实现明明德的目标。而朱熹则本末倒置,将止于至善作为《大学》三纲的最终目标,将明明德作为三纲的初始。朱熹为使自己对于《大学》三纲显得通顺,他首先回避“在”的含义,《四书章句集注》中完全不交代“在”是什么意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言15字,“在”字运用3次,可见“在”字于这段话中的重要性。“在”的字义前文以作说明,此处为取决于、决定于。前者是否成功,取决于后者,大学培养人才是否成功,取决于所培养的人才能否明明德,明明德是否实现取决于亲民,亲民是否成功取决于止于至善。三个“在”字将大学之道依次递进地推演到止于至善,朱熹忽略“在”字的重要性,便失去了一次正确认识《大学》三纲次第的机会。

我们再看朱熹关于明明德和止于至善的理解。关于明明德的理解,朱熹将第一个“明”解释为明了,第二个“明”解释为光明,他没有采用“明”的核心字义,而是用了衍生字义。朱熹关于“德”的解释更成问题,正如前文已述,“德”的字义有三:道德品行、恩惠、福佑、生化万物。朱熹似乎毫不顾及德的字义,直接将“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朱熹对“德”的冗长说明没有任何字义根据,全将自己的个性化认识强加给“德”。《大学》是先秦儒家贤圣创作的经典,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经典,如果离开先秦字义以个人理解强加给经典,进而将个人观点美化成先秦经典的观点,显然这是极端无理、自私、霸道的做法,是以弘扬儒家经典的名义而进行的是欺灭儒家之师祖的勾当。

止于至善一句的关键词是“善”,“善”核心字义有二,一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一为能力 。掌握事物发展内在规律,便具备解决矛盾的能力,能正确处理问题,故“善”有好的意思,而好是从“善”的核心字义衍生而来。朱熹用衍生之义解释“善”,偏离了《大学》三纲“善”字的本义。

更有甚者,朱熹采纳北宋程颐的意见,将《大学》三纲中的亲民妄改为新民。程颐和他的兄长程颢分别对《大学》一文分章别次,二人章句的《大学》一文均收录于《二程集》中,程颢未改亲民二字,程颐则认为亲民二字当为新民,其修改被朱熹接受。用篡改经典原文的方式以达到使自己对经典的解释更加合理,这绝不是研究经典、弘扬经典的正确可取的态度和做法。

如果朱熹在文字本义有恭敬心,弄清《大学》三纲字词的本义,正确理解《大学》三纲的含义,就不会本末倒置。朱熹十分讲究读书方法,主张读书勿贪多,以熟读、精读为佳。他说:“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读书要自家道理浃洽透彻。”(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页。)读书要熟读精读没错,要参照相关解释更没错,其最严重的错误在于读书不是为了明晓书的含义,而是使书的含义符合他自己的思想观念,逐段、逐句、逐字理会,并非为了理会经典本身,而是想尽办法以“自家心”曲解经典文本。

不同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作书人和读书人的问题意识不同。读书过程中,读者不可能完全超脱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时代环境,怀着问题意识读书也是正确的。但是朱熹要求先秦时期儒家经典完全符合他作为一个南宋时期读者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以一己之见误读曲解先秦儒家经典。朱熹学识渊博,对于明、德、善的多种字义当然有所了解,但是他为什么会误读《大学》三纲,将三纲关系本末倒置,主要还是朱熹研究《大学》并不想弄清《大学》一文的原本思想,而是他想以注解《大学》的方式将其理学思想强加于《大学》,从而使理学思想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现代形态,理学更具合理性而已。

三、从《大学》文本的句式特点看《大学》三纲的次第。

《大学》的核心是讨论治国理政的次第和目标,《大学》三纲、八目、知止六步等构成《大学》的主要内容。在表述最终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次第时,《大学》一文主要采用从远大(最终目标)到近小(具体次第)、从近小至远大、逐层递进、循环往复的论证方式。比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段话从最终治理目标的明明德开始,然后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即亲民,最后是实现亲民和明明德的起点和入手,明晓事物发展规律,具备处理问题的能力,即止于至善。在止于至善后,紧接着是知止六步,即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是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谨慎的思考研究,即止得,获得关于事物发展的全面规律性认识,这是从近小到远大的逐层递进。在此段之后,《大学》又采用从远大到近小的表述形式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从远大到近小的逐层递进可以直观简化为:明明德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紧接着“致知在格物”一句后面,《大学》用从近小逐层递进到远大的表述形式,“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已成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内容可以更简洁形象的表示为:物格知致意诚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坦率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句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的递进关系并不十分明确,既然《大学》八目、知止六步都有递进关系,那么《大学》三纲也应当有递进关系,因为这是《大学》表述治国目标和手段的普遍句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大学》用以表述递进关系的几种常用句式,《大学》表述三纲、八目等逐层递进关系时所用句式有以下几个:“欲……先……”,比如“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后……,比如“物格而后知致”;……在……,比如“致知在格物”,“修身在正其心”。“欲……先……”句式所表示的先后关系很明确,“先……”是“欲……”的前提条件,即治其国是明明德的前提条件。比较难以理解表述递进关系的句式是“……在……”。前文我们交代过在有取决于、决定于之义。

如果我们将“……在……”句式转换为““欲……先……”句式,“……在……”句式所表示递进关系就会更加清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中除了“致知在格物”用了“……在……”,其他均采用“欲……先……”句式表述递进关系,我们可以将“致知在格物”转换成“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所以翟玉忠先生在《也说<大学是什么>》一文中说:“在”有“必先”的意思(网址:http://www.xinfajia.net/15622.html2020819日访问。)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欲……先……”句式和“……在……”句式可以相护转化而不改变本文含义的情况,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进行转换,“欲大学之道者,先明明德;欲明明德者,先亲民;欲亲民者,先止于至善。”经过这样的句式转换,《大学》三纲的先后关系就极为明确,它是采用从远大到近小表述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逐层递进关系。止于至善是实现明明德的初始和入手,亲民是中间环节,明明德是最终目标。朱熹确实将《大学》三纲的递进关系本末倒置,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朱熹为什么这样做呢?

朱熹为何要颠倒《大学》三纲大道的本末呢?流行的解释是他吸取佛教本体论和修行论,以丰富和发展儒学。此种观点以佛教和儒学的相互影响理论,虽有一定道理,却解释不了程朱理学为什么元明清三代成为儒学的主流,为什么程朱理学在当代会衍生出新儒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的变化中探寻朱熹此举的原因。社会阶级的变化才是朱熹误解《大学》,倒置《大学》三纲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先后是先秦时期的贵族地主,两汉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强地主、世家门阀地主,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士绅地主。先秦贵族地主世代世袭,他们的文化意识是礼法;世家门阀地主的文化意识是佛教、道教和玄学。士绅地主的文化意识便是程朱理学。朱熹一生开创和弘扬理学不遗余力,是士绅地主阶层文化意和自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士绅地主与贵族地主、门阀地主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士绅地主人数众多,远远多于贵族地主和门阀地主,单个士绅地主的经济实力远远小于贵族地主和门阀地主。因此,大多数士绅地主的生存竞争压力较大,故南宋时期有“前年田,八百主”之说很形象地说明士绅地主竞争之激烈。同样的原因,士绅地主不能主导参与政治,极少数为官者往往在决策圈之外,更多的士绅地主是中下层的中小地主,生活于乡里,不能参与国家政治。因为竞争激烈,士绅地主需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不能像世家大族那样在佛教道教的理论和修行中悠哉游哉。更不能像贵族和门阀地主能在主导政治中享受人生的价值。广大士绅地主只能在与政治的竞争中、同行的竞争中、农民的竞争中奔波,既不能全身投入佛道玄思,也不能体验行驶权力的酷爽。故他们需要一种既不脱离日常世俗生活,又能帮助他们安身立命,为世俗人生提供意义价值而非技术性支持的非宗教的理论信仰。

朱熹选择儒家经典《四书》为资源,运用佛教思想对《四书》进行加工转化,成为理学的载体。《大学》三纲原本是总括内圣外王的治国理政次第,朱熹通过背离原文本义的解释,将《大学》三纲彻底玄学化,把明明德从实现福泽万民的伟大事业解释为明了内在光明之性,把亲民从与民众一同进行改造社会的实践曲解成让百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止于至善从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曲解成先让自己明了内在光明之性,再让百姓明了内在光明之性,并将二者做到极致。三纲的外王精神被朱熹消解殆尽,内圣也变得空洞无物。因为以《四书章句集注》为载体的理学满足了士绅地主阶层的需要,自南宋以后,随着士绅地主阶层的壮大,皇权不得不向士绅阶层妥协,理学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学术。《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是皇权与士绅阶层博弈的结果,而非理学的思想魅力赢得了皇权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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