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类网络文章铺天盖地，其内容的真实性、表达的视角和传播的观点常有争议。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乃至普通人，但凡写一些有影响的文章，一个字都不敢乱写，因为如果有偏差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怎敢轻易下笔。文章千古事，切莫误后人。福生有兆，祸来有端。
情莫多妄，口莫多言。 蚁孔溃河，溜沉倾山。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一旦下笔， 一定非常谨慎， 因为稍有不慎的话，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古人著书，尤其道家佛家著作很慎重，轻易地写罪过很大，贻误各方，“塞却后来途径，瞎却后人眼目”。看到这一代教育的发展，印刷的发达，很多文章，令人看到害怕。我一辈子不敢轻易下笔，所以我亲自写的东西很少，因为一字之差就很严重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现在真要出一个秦始皇来烧书才好，有许多书都该烧，实在没有用，都是污染。“以至人法眼观之，无半点是处，此辈尚不觉悟，方且欲侥幸于万一，岂不谬哉。”在得道的人眼中，都是谬误，这些人自己还认为已经得道，可以流传，很严重啊！果报不可思议。 现在出版也发达了，乱写书，害死人不要本钱的。这个要注意因果啊! 像我们一辈子写文章不敢乱写一个字，这是秉承传统文化精神，老师和父兄都严厉地告诫我们，文字杀人不见血，但犯的杀戒比害死十条命都厉害。乃至叫我们教书都要小心，怕断送人家的慧命，比杀人家性命还要可怕。
《我说参同契》（东方出版社） 中国古人不轻易写书写文章。今日很多的文章、戏剧、新闻，写的是社会坏的一面，对小孩子有很坏的影响，这种文字对社会的影响比杀人还厉害。其实写的人未必有心教人学坏，也有写正面的，但是接受的人不看正面。古人对人类这种心理非常了解，所以下笔非常严谨。 《聊斋志异》第一篇写考城隍，就是要教人为善。蒲松龄把书写完了之后，送给一位当时的名士王渔洋过目，王渔洋当场出一万两银子，要蒲松龄卖给他，也就是想买著作权。蒲松龄不干，王渔洋只好帮他写一篇序，其中有一首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你看这首诗很美，实际上是骂人，人比鬼可怕可恶多了，听听讲鬼话远比听人话好。
《维摩诘的花雨满天》（东方出版社） 用白话文改写古代的历史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也不要太离谱。例如有人说伍子胥和西施谈恋爱，就实在是冤枉了古人；又例如说韩昌黎是得风流病（梅毒）死的，也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以文人或者学者的身份来说，一旦下笔，就必须对文字负责，说清楚点，就是必须对历史文化负责。写一篇好文章、有价值的文章，流传五百年的话，就好比你活了五百年的寿命，这五百年当中有多少人会看这篇文章？有多少人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古人写文章都不轻易下笔的，一旦下笔，一定非常谨慎，因为稍有不慎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孟子与公孙丑》（东方出版社）
抗战期间，我还办过报纸。我还做到了《金岷日报》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有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半，我很轻松了，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你乱讲，你这个版面排不对了，拿来我看看，这里加两条线，不就宽一点把它塞满了嘛！他说，“不行啊，我也想找出来一个放在这里。”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一个广告打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结果拖了一个多月。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
文章来源：顿众文化2020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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