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女士，在亚马逊网站上看到您《武汉日记》在海外即将出版的消息，注意到有人正利用您的日记对中国进行攻击，并把您说成一个反体制的“准不同政见者”，依然感到吃惊——某些人又要制造中国的反对派了！

请看亚马逊网站上对《武汉日记》的两段介绍。您说您不懂英文，所以我把它们翻译成中文：

“In a nation where authorities use technology to closely monitor citizens and tightly control the media, writers often self-censor. Yet the stark reality of this devastating situation drives Fang Fang to courageously speak out against social injustice, corruption, abuse, and the systemic political problems which impeded th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For treading close to the line of “dissident,” she pays a price: the government temporarily shuts down her blog and deletes many of her published posts.”

在一个政府利用科技手段密切监控公民，严密控制媒体的国家，作家常常要自我审核。但在这一毁灭性的严峻情势下，方方勇敢地站出来，声讨社会不公、腐败、滥用权力以及阻碍对这场疫病进行反应的系统性政治问题。因为已经接近“持不同政见者”，让她付出了代价：政府临时关闭了她的博客，删除了她发表的许多文章。

“Blending the eerie and dystopian, the profound and the quotidian, Wuhan Diary is a remarkable record of our times and a unique look at life in confinement in an authoritarian nation.”

融合了恐惧与反乌托邦，不失平凡又有深度。《武汉日记》是我们时代的出色记录，也为极权主义国家中的隔离生活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

今天（4月11日）看到一篇对您的采访，其中您提到“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但白纸墨字，铁的事实是，您的书正在成为某些人攻击中国为“极权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利用信息技术专制独裁的工具。

此时此刻，

难道您不应站出来澄清自己的立场吗？

难道您甘愿自己成为别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吗？

尽管我们不能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做到“文以载道”，但对于一个社会人，至少也应知道：不仅要讲言论自由，也要讲言论责任啊！若世界上只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美国“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被解职、斯诺登被美国政府指控为“极其重大的刑事犯罪”的事了。

我没有资格评价您疫情期间的日记，因为自己看了最多不过四五篇。没有持续学习您的日记，因为我认为不能只凭“医生朋友”的电话，就随意下结论，发感慨——这样容易误导读者，特别是在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但我认识的一些人很爱看您的东西，他们同您一样反对极左，强调言路畅通的意义。不过其中一些人也认同：在一个缺乏体制性宗教，政治和教化相统一的国家，中国的言论政策应与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很大不同。

我也同您一样，反对极左，我甚至不喜欢那些只会“讲坏美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左派，仿佛中国是“全能救世主”、“天下完人”似的，那些人不和二十四史《佞幸篇》中的以谄媚而受宠的奸臣一个德性吗!

与您不同的是，我认为中国的极左和极右本质一样，总是怨天尤人，从政治到经济都提不出什么可行的建设性建议。二者都是从某些抽象的概念出发，否定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绩，否定人类政治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否定人类文化和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只不过极左抓住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不放，喜欢背诵毛主席语录；极右抓住美式多党竞争的民主不放，喜欢背诵丘吉尔语录——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

方方女士，爱民族、爱家国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连2500多年前的孔子都“不轼降民”。

孔子时代，手扶车轼是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在楚国攻打陈国时，他乘车经过陈国都城的西门，看到投降的陈国民众为楚人修建这座城门，孔子鄙视这些人，不下车，也不手扶车轼行礼。《韩诗外传•卷一》记载：“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轼。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轼，何也？’孔子曰：‘国亡而不知，不智也；智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轼也。’”

古今中外，所以抛弃民族大义，家国大义的人都要受到历史的谴责和惩罚——因为这类人既不智，又不忠，更非勇。

方方女士，采访中您说外文版翻译的文字都要交给您最后审定。那么，当一些人将疫情政治化，借您的作品贬低您的祖国，攻击您父母之邦政府的时刻，您就有责任站出来，勇敢地说:

——不！

我理解，在国外出书是一种荣誉，外国朋友也翻译过我的著作和文章。因为将自己认为有益的思想介绍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本身就意味着服务更多的人。

但我们不能以牺牲自已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荣耀。否则，无论您将来在国外得到什么样的奖赏，这个经历了太多挫折和苦难，刚从此次大疫之灾中复苏的民族，都不会因为卖国求荣原谅您！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