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学科合作研究某一学术问题的必然趋势

读罢全书，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易华教授在著书过程中旁征博引、广纳众家的学术气魄与襟怀。他作为一个兽医医学出身的理科生，在面对此类人文社科的高深学术问题时博采众家之长，令人钦佩。学术界诸多前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都主张学问无分古今中外、文科理科、有用无用，应互相通款，在本书的论证中也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感知到了当下学术研究的趋势——即多学科通力合作以解决问题的研究模式，正在逐步成为主流。联系具有普遍性，任何学术上的问题都不是局限于某一专业内部的孤岛，它必然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总结，越是精深高妙的问题，越需要多方面宽领域的专业合作。正如本书，广泛涉猎了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民族学、遗传学、考古学、冶金学、文物学、文献学、语言学、生物学、农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可谓“海纳百川”。

结合个人的阅读体验，易华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对这些学科知识的具体利用与整合，大致可以举出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章关于夷人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以及夏人的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结合了考古学、文献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他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三代历史，加上对当时人骨和相关谷物（五谷）的分析鉴定，还原出了中华文明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的这一过程中，民族交融碰撞的壮阔图景。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上古时代“五谷”作物的分析。他利用了农学（本身就是考古学与生物学的结合）著作《中国水稻科学》研究的成果，即应用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标记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分化，聚类分析结果标明所有野生稻归入野生稻组，栽培稻归入籼稻组或粳稻组，标明籼、粳稻几乎同时从古老野生稻驯化而来，继而论述出了东亚与南亚两个水稻的起源地，层层深入，根据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以及周边日本、朝鲜的考古发现，得出了“稻作文化是百越先民的创作，亦是照叶树林文化带的核心内容”这一结论。其论述之精彩，令人叹为观止。

除却其对农业方面夷夏交融的论述外，关于猪狗鸡、陶瓷、青铜器、半地穴式与干栏式房屋、丝绸蚕桑等方面的论述，也综合了文物学、器型学等学科的研究。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观古今于一瞬，视地球为小村，包罗万象之学，以成一家之言。易华先生这一研究精神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以我当下浅薄之学，自不敢与日月争辉。但至少能让我明白，做学问不应囿于专业成见，必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开阔胸怀、放眼天下，广泛采取多学科研究成果，综合考虑问题，从而不断接近事实的真理。

二、“夷夏之辨”及其相关延伸

“夷夏之辨”，也可称“华夷之辨”，它并不是一个新词，恰恰相反，它诞生于上古三代，发展于秦汉，兴盛流传于宋元之际和明清之交。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当下新时代我们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民族平等团结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如何不偏颇不失序地贯彻落实，如何让它深入人心地被黎民百姓接受，应当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随着国力的强大和某些事件的夸张发酵，国人近年来使用民族主义的频率日渐上升，却大多是“日用而不知”，很少有人去思考其背景发轫，于是少数民族优越主义、民族消亡同化论和网络民粹主义皆有兴起之势。长此以往，若不加调整，则会损害民族团结的百年行动，说是“危及江山社稷”，也不为过。无论是为政者还是为民者，都应该警惕和烦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重新崛起需要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这点上说，本书可谓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用学术去解析中华民族。在话语权问题上，无论是民族学上的话语权还是历史学上的话语权，中国都应该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再怎么发展也要基于本土现实讲究共生共和，而不能过分沉迷于源自西方、主张个体脱离共同体、追求公共文化单一性的城邦国家模式（东方是集体主义的倾向）。

新疆阿斯塔那墓曾出土了无数同样形式的壁画，考古学界命名为“伏羲女娲图”。这幅图上伏羲和女娲皆为人面蛇身，相交缠绕，伏羲执规，女娲执矩，整幅图看起来，就像如今的DNA双螺旋结构，一边揭示着先人的伟大智慧，一边告诫着后人万事万物的“规矩”。这幅图同样可以用在夷人和夏人的关系上：历史记载和传说标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蛮夷之地，这里的“蛮夷”应专门作为一个形容民族的中性词语对待，而不要把文明上的先进落后附加进去（某种意义上说，“蛮荒之地”在上古时期，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考古学的研究和书中著录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农业文化，夏（或戎狄）从西亚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夷属蒙古人种；部分夏或者戎狄人属于印欧人中，来自中亚。因而可以得出，夷夏结合与转换才开创了中国的历史，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

夷夏在东西先后上都有分别，相传商人即为东夷，周人在西，也为戎人，武王伐纣，从西到东，也可说是一次民族融合。夷人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从西方来，传播了青铜时代的游牧文化（青铜器、牛羊、小麦等）。汉族（以及大多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都是夷夏混合的结果。要说正本清源，则两者都是祖宗，就像征伐不停的炎黄和以礼禅让的尧舜禹的香火都绵延千年一样，都为当代的我们敬仰和祭祀。当今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严格来说，大部分都是民族志的概念。我们真正的主体，应当就是夷和夏，中华文化是这一对双主体平等构成的。其中夷人通礼乐禅让，夏人通军政革命。在这一大的文化框架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多元的普通文化，“华夏文明”便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亦夷亦夏，亦东亦西。正如在那个时代，陶寺是东亚玉帛古国时代的绝响，二里头则是青铜时代的新强权核心，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源头的二元。

从这个对等的文化地位出发，“夷夏之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框架下的命题，在真正的历史上，它不会也没有必要存在，无论从生物人类学还是语言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还是考古人类学上去审视这个问题，都会是同样的答案。

三、对当下中华民族观发展的启示

夷夏先来后到、相互交融的双螺旋结构生成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从上古三代至今一直生生不息。其间有周与夷羌、汉与胡越、唐与突厥、宋辽夏金、明代的南洋北元、清代的内地边疆、民国的五族共和直到今日中华民族的统一大团结，无不基于此而生于上。今时今日，易华先生把他的“二元合成说”拿出来写给世人看，自然对当下中华民族观的发展与方向确定有所裨益。在这样一个思想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国人更应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范式从“社会发展史”转变成“文化生态学”，把年表变成地图，把视野打开，用横向的目光审视纵向的时间轴，从而使大家自觉维护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民族团结，包容不同的文化，用开放的胸怀接纳全国乃至全世界。

当下我们处理民族问题时往往欠缺高屋建瓴的思考，但若从整体上去看，少数民族地区向来不缺各类自然的馈赠，说明其生活的资源基础不差。然而国家开发了那么多年，那里依旧贫困，那么问题可能就不出在环境上。我们把思路从客观对象转到主观因素，对症下药，塑造一个更加适合当下民族和谐团结的中华民族观，有利于建构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才能使少数民族真正摆脱贫苦的帽子。我们现在一讲少数民族发展，总希望让他们从山里走出来，走进城镇，或者干脆把他们的居住地城镇化。但若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贸然使他们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倒有些橘种淮北的意味。读罢全书，我认为，主流社会应当对我们目前的民族观念加以反思，不要用“文明”去绑架各民族的文化，排斥他们千百年来的生态智慧和生计知识。我们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搞特殊和搞保护，而是拆除所有体现“不同”的条条框框，让所有民族在同一个体质框架内竞争、流动、保持，方可消弭矛盾，迎来真正的和谐。中华民族观需要在不断的自我审视中发展进步，它关系到民族和谐，关系到国家稳定，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未来。 

四、对中国史融入世界史的理解

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割裂开来，是我们当下历史教育的一个误区，以至于许多人在不学习历史以后，连最基本的年表都分不清楚，把同时期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作比较，甚至会产生“穿越”的错觉。这就是我们现在历史教育的一个弊端。

实际上，中国不是历史学、考古学的孤岛，更不是人类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死角。书中对于“青铜之路”的说法已经很明显指出，远在青铜时代前，亚欧世界体系恐怕就已经形成，人们跨越两洲的交流已经很频繁。若非如此，也不会有“金声玉振”碰撞出的中华文明了。

李济先生曾说过：“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当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文明因素，再重新系统置于亚欧大陆的体系中考虑，不要把它割裂开来。这既是开阔国民胸襟的必须，也有利于我们整体系统地研究人类文明，摆正中华文明的地位。

       作者简介：高睿泽，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