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军事领域奉行“SCI崇拜”，会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风险。 

目前，中国科技界存在所谓“三大索引”，即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这些索引基本主导了科技研究的价值评判标准。无论是职称评聘，还是晋职晋级，进入“三大索引”的论文，好似“硬通货”；而国内核心期刊的论文，仿佛低人一等，不被充分认可。

对于科技界这种“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有过坦率和直接的批评：“我们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把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上，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反而无法获得我们的最新成果。这实际上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这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军事科研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军队院校和研究所，亦步亦趋地将SCI论文作为评价科研人员能力的权威性指标。如果说民用领域的“SCI崇拜”仅是损失一些科技资源，那么在军事领域如果也奉行“SCI崇拜”，则隐藏着巨大的战斗力风险。

有学者认为，“SCI崇拜”某种程度体现的是英语语言霸权。无法想象，西方的科技研究成果会优先用中文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上。即便是发达如美军，在科研成果的发布上，也是非常“小气”的。例如，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亚克”，是美国陆军阿伯丁弹道实验室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于1946年联合研制成功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军事领域乃至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深远的。其在科技上的独创性，堪称前所未有。但是，美军一直对此秘而不宣。到美军将C3I公开扩充为C4I，即把计算机“C”（Computer）作为一个要素加入，已经是40多年后的1989年。

正是对军事科研成果的保护和保密，才使得美军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对于其他国家军队的“代际”优势。如果在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当年，美军科技人员就将其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并被SCI收录从而广为人知，美军的信息化“代际”领先优势，即使不会化为乌有，至少也会大打折扣。

在西方军事领域，不仅最新科技成果不会随便发表，甚至在技术上已经落后的产品，都会受到严密保护。以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为例，在我国“银河-I”亿次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之前，美国把淘汰的超级计算机租给我们，不仅租金比售价还高，而且中央控制室不许中国技术人员进入，必须花高薪雇佣美国人。而当“银河-I”亿次机研制出来之后，美国就开放向中国销售同款型超级计算机，抢占市场，打压中国产品。

保护军事科研成果至关重要。因为在军事上，技术突然性就是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慑效果。美军近期多场局部战争所依仗的非对称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天基信息系统、精确打击系统、C4KISR系统等最新技术装备系统所具有的技术突然性带来的。

如果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发明、论文撰写，也以“三大索引”为导向，那么，我们不仅是将自己的军事创新自动提供给西方国家，还可能不自觉地落入西方国家预设的陷阱，在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将会面临无法承受的风险和代价。

文章来源：解放军报2019年5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