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乾隆十三年

从乾隆继位之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弘历都看起来是个很符合儒家理想的好皇帝，臣子们做错了事能原谅就原谅，尽量宽大处理，受到上下官员们的一致好评。这段时期的乾隆很像晚年康熙，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回忆在皇宫中受康熙教诲的故事，对自己严苛的父亲却几乎绝口不提。

然而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他变得冷酷残忍，不再宽容。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中说：“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

实际上，乾隆不仅是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而是比雍正还要严苛甚至残忍。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它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乾隆极其聪明且非常有责任心，从小熟读中国历史，对各朝各代尤其是明朝覆亡的教训颇为上心。前期的宽仁主要是被儒家圣君理想蒙蔽了眼睛，对现实政治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很快就发现，官僚集团对不起这份宽仁。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粘补”太庙里面的灯笼，申请领银三百两。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他就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粘补修理，怎会需要这么多银子？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工部官员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乾隆看了勃然大怒，下旨说，工程开销，都是先估后领，查遍工部档案，从来没见过有没花完交回来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

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工部满汉尚书、侍郎等官员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官员贪污不法。他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

对这份弹劾奏章，乾隆十分气愤。他批示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绝不致于贪污腐败以犯国法。不料这些人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腐化无耻到这种地步，这不是把我看成“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这次批复说明，乾隆已经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宽仁政策了。

随着官员腐败程度加深，已被雍正解决的财政亏空的问题也卷土从来。乾隆十二年，他总结说：

“朕观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尹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

他分析原因说，这是因为大家见我办理政务往往从宽，所以“遂一以纵弛为得体”——都以为管理属下就应该宽容放纵。

乾隆的这些抱怨和警告，并没有引起官僚集团的重视。几乎没有官员注意到：一直和善可亲好说话的皇帝，内心早已憋了一肚子火，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乾隆十三年到来了。

除了前面的积累以外，三件大事交叠发生让乾隆十三年成了关键性的转择点。

第一件事是鄂尔泰去世和张廷玉请求退休。

鄂尔泰是乾隆十年病故的，张廷玉在十三年的时候也已经七十六岁。在这一年，张廷玉第一次以老病为由向皇帝请求退休。尽管皇帝予以慰留，但其精力确实已大不如前，无法再承担中央枢机的日常行政工作，只能隔几天来上一次班。一年以后，他又再次乞休，乾隆也发现他真的没法做事，就准了他回家养老。

雍正给乾隆留下来的这满汉两大辅臣既是行政高手、又是官场老手。对乾隆来说，他们是非常能干的帮手；另一方面也是他权力的掣肘、是满汉两大官僚集团的代表。乾隆跟他的父亲和爷爷一样，对臣下结党问题高度警惕，在倚重二人的同时，时刻不忘进行敲打，有时还会处罚几个他们的亲信以示警告威胁，以免满汉官员围绕二人结成朋党。但总的来说，官僚集团透过他们跟乾隆沟通交流，乾隆通过他们让官僚集团执行任务，都比较顺畅，好多矛盾问题可以得以有效的缓冲。

两大重臣一死一病，没有了好帮手的乾隆就能更直观的感觉到官僚系统的衰败无能，也让他可以不受制约的放手整顿官僚队伍。

第二件大事是金川战役的接连失利。

金川地区位于今天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是藏区和四川平原的过度地带。这个地方很小，“东西长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过数万人，分为大金川和小金川，两地都有自己的土司治理。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乾隆命川陕总督庆复派兵前往“弹压”。

没有想到，在金川这个弹丸之地，清军竟然连连失利。庆复耗师糜饷，却未能成功，被调回京城，由张广泗代替。张广泗到了金川，就弹劾庆复有隐瞒军事失败的罪行。

但张广泗的进展也不顺利，乾隆十三年春，乾隆除了不断增兵增饷，还派他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前去指挥，协助作战。但讷亲不懂军事，遥坐营帐中指挥，跟张广泗闹矛盾，二人互相弹劾。讷亲乱下命令，张广泗明知其命令违背军事常识，也故意不说，等着看他笑话。清军先胜后败，讷亲只好上书皇帝请求采用久围之计，军事行动的成功变得遥遥无期。

到乾隆十三年的时候，金川之战累计投入兵力二十多万，耗银两千多万两，战局还是没有扭转。乾隆甚至听说，3000清兵竟然被几十个人就打的抱头鼠窜。

官僚系统的腐化堕落，乾隆尚可以容忍。战争的失利那是赤裸裸的打脸，让皇帝颜面扫地，无法忍受了。经过反思，他正确的认识到：正是因为自己的宽容，才导致官员不正之风盛行，军纪废弛、军心懈怠。

一般认为，金川战役受挫是乾隆执政风格剧变的最关键因素。

第三件大事，就是富察皇后去世。

富察皇后以贤惠著称，跟乾隆感情极好。但她也是个很不幸的人，跟乾隆生下两个儿子，都先后夭折，因此大受打击，变得抑郁寡欢，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世。乾隆对此极为伤心。

这是一个导火索般的事件，成了一个爆发点。

皇后治丧期间，皇帝查看相关文件，发现里边的满文文本将汉语“皇妣”一词给翻译成了“先太后”。“皇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女性远祖，一个是皇帝已故的母亲。乾隆认为这个词在文件中的意思是前者，翻译者理解错误，给译成了后者（后来证明实际上没错，是乾隆自己理解错了）。此时乾隆的生母皇太后还活的好好的。乾隆刚死了老婆，现在又发现有人咒他死老娘，当然大发雷霆。当即将刑部尚书阿克敦照"大不敬"议罪，判了个斩监侯（死缓）。刑部其他的官员全部被问罪，包括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阿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

错别字事件刚过，乾隆又抱怨光禄寺筹备的祭品不新鲜。光禄寺卿、少卿全部降级调用。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用粗陋"，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礼部因为在祭文上，少了王公行礼的阐述。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接下来就是最倒霉的两大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和湖广总督塞楞额。这两个封疆大吏，因为违反了国家礼制、在皇后丧礼期间剃发，竟然被皇帝给赐死了。

国丧期间不准剃发是满清祖制，但之前并没有认真执行，连皇帝死了都不管，更别说皇后了。周学建是因为他岳父来访，想剪个头发好看点，被政敌举报下狱。乾隆原本打算判个死缓，但周的政敌又继续落井下石，弹劾他有贪污河道工程款的问题，就改成了赐死。塞楞额更倒霉，连贪污的罪名都没有，纯粹就是因为剃头理发被举报而赐死的。因为乾隆认为丧礼期间不剃头乃满洲礼法，汉人不遵守尚可从宽，满人不遵守就必须从严。

料理完皇后的丧事，再来处理金川战役的三员主将：庆复、张广泗和讷亲。

连剃头都要赐死，打败仗就更不消说，三人全部被判处死刑。庆复是佟国维的六儿子，袭封一等公，刑部按贻误军机律论斩，乾隆改为赐死，给了他一条白练自己上吊。张广泗不是满洲勋贵，没有特权，直接斩首。讷亲是乾隆亲手提拔起来的第一军机大臣，其祖父遏必隆是开国元勋，张广泗被杀的时候他还在金川前线。乾隆派特使带着遏必隆留下来的“遏必隆刀”到金川阵前，令讷亲以此刀自裁。

二、铁腕治吏

旬月之间，连杀四大总督加一个首席军机大臣，为清朝立国以来所仅见，朝野上下大为震动。

然而大家更想不到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从十三年开始，乾隆杀起大臣来根本收不住手，成为明清两朝历史上诛杀大臣第二多的皇帝。当然，第一名是朱元璋，这方面谁也没法跟他老人家比。乾隆能干到第二名，那也是相当凶猛了。

乾隆掌权六十三年，总共杀部级（从二品）以上高官五十三人，名单如下：

1.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以收受俞长庚贿赂，六年四月令自尽）；

2.浙江巡抚常安（以婪赃纳贿，十三年七月处绞）；

3.湖广总督塞楞额（以身为满洲大臣违制剃头，蔑礼犯法，十三年九月令自尽）；

4.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违制剃头，并徇私纳贿，十三年十一月令自尽）；

5.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办理金川军务狡诈欺罔，有心误国，十三年十二月处斩）；

6.保和殿大学士、袭一等果毅公讷亲（以经略金川军务乖张退缩，老师糜饷，误国负恩，十四年正月命自裁）；

7.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庆复（以捏报焚毙金川土司，欺朦了局，十四年九月令自尽）；

8.四川建昌镇总兵许应虎（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密请让地撤营。十四年十月处斩）；

9.四川提督李质粹（以焚毙金川土司一案，附和庆复，扶同捏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10.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以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11.驻藏副都统、前四川巡抚纪山（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

12.甘肃巡抚鄂昌（受胡中藻文字狱一案牵连，查出所著诗稿《塞上吟》语含怨望，二十年五月令自尽）；

13.山东巡抚鄂乐舜（以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勒派商捐，二十一年三月令自尽）；

14.署□□提督、江南狼山镇总兵傅魁（以擅杀率众来投之贼首莽噶里克，欺诳邀功，二十二年四月处斩）；

15.江苏布政使彭家屏（以收藏逆书，并所刻《大彭统纪》命名狂悖，二十二年七月令自尽）；

16.湖南布政使杨灏（以侵扣谷价，贪黩败检，二十二年九月处斩）；

17.云贵总督恒文（以借贡献为名，短发金价，并纵容家人勒索门礼，二十二年九月令自尽）；

18.山东巡抚蒋洲（以前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19.山西布政使杨龙文（以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20.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以从征回部疏防霍集占等脱逃，二十三年九月处斩）；

21.兵部尚书、靖逆将军觉罗雅尔哈善（以征讨回部玩误乖张，失机偾事，二十四年正月处斩） ；

22.绥远城将军保德（以贪黩败检，二十四年六月处斩）；

23.参赞大臣、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三等信勇公哈宁阿（以从征回部玩误失机，二十四年十月令自尽）；

24.湖北布政使沈作朋（以前在湖北臬司任内纵盗冤良，二十八年七月处斩）；

25.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工部侍郎觉罗纳世通（以妄自尊大，凌辱回众，于乌什叛变，复办理种种悖谬，三十年五月处斩）；

26.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弁塔哈（同上）；

27.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重利盘剥回人，贪婪败检，三十年七月处斩）；

28.陕西巡抚和其衷（以前在山西巡抚任内，于升任阳曲令段成功弥补亏空一案徇纵营私，三十一年十月处斩）；

29.东阁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以办理缅匪失机偾事，三十二年闰七月令自尽）；

30.福建巡抚李因培（以前在湖南巡抚任内，于武陵令冯其柘亏空钱粮，扶同徇隐，三十二年十月令自尽）；

31.参赞大臣、副都统额勒登额（以有心退缩，贻误军机，致将军明瑞等阵亡，三十三年四月凌迟处死）；

32.云南提督谭五格（同上，处斩）；

33.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高恒（以前在两淮盐政任内侵蚀官帑，三十三年十月处斩）；

34.福建台湾镇总兵王巍（以贼匪黄教竖旗焚杀一案，措置乖张，三十四年五月处斩）；

35.署贵州巡抚良卿（以威宁牧刘标亏空一案，骫法婪赃，三十五年二月处斩）；

36.湖南巡抚方世俊（以前在贵州巡抚刘标货物，并于开矿受贿盈千，三十五年十月处绞）；

37.云南布政使、前广西巡抚钱度（以支放库款，克扣平余，婪赃数万，三十七年七月处斩）；

38.武英殿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以贻误军务，并勒属派买，短发价值，克扣养廉，三十八年正月令自尽）；

39.参赞大臣、前理藩院尚书、一等成勇靖远侯富德（以扣罚士兵银两，冒滥行私，并写列参单，有心诬陷，四十一年五月处斩）；

40.兵部侍郎高朴（以命往叶尔羌办事，勒索回民财物，并开采玉石，串商牟利，四十三年十月处斩）；

41.休致大理寺卿、前山东布政使尹嘉铨（以妄为伊父奏请予谥，并从祀文庙及著述中多狂悖语，四十六年四月处斩）；

42.浙江巡抚王亶望（以前在甘肃藩司任内捏灾冒赈，侵蚀监粮，四十六年七月处斩）；

43.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王亶望侵蚀案，并收受属员代办物件，四十六年七月令自尽）；

44.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以王亶望一案通同捏饰，四十六年九月处绞）；

45.山东巡抚国泰（以贪纵营私、勒索属员财物，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

46.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以扶同国泰贪婪欺饰，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

47.闽浙总督陈辉祖（以隐捏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并贻误地方，四十八年二月令自尽）；

48.江西巡抚郝硕（以进京陛见勒属馈送银两，四十九年七月令自尽）；

49.福建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以台匪林爽文滋事，参将瑚图里被贼拦截不接应，致失凤山县城，五十二年四月处斩）；

50.福建陆路提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以嘉义县被围案内贪纵营私，酿成事变，五十三年七月处斩）；

51.浙江巡抚福崧（以两淮盐运使柴桢侵用盐课一案，通同侵染陋规，五十八年二月处斩）；

52.闽浙总督伍拉纳（以婪索盐务陋规并属员馈贿银两，六十年十月处斩）；

53.福建巡抚浦霖（同上）。

简单统计一下，乾隆因为军事责任杀从二品以上大臣十九人，占36%；贪腐问题杀三十一人，占58%；文字狱问题杀三人（鄂昌、彭家屏、尹嘉铨），礼制问题杀一人（倒霉的塞楞额）。军事责任和反贪是乾隆诛杀大臣的主要原因。

诛戮大臣的高峰是从乾隆十三年到四十八年，杀部级以上高官四十六人，平均每年约1.3人；而在十三年之前，只杀一人；四十九年后到去世的十四年间，只杀了6人，平均每年0.4人。这些都是副部级以上大员，中低级官员被处决的，就更多了，数不胜数。

乾隆时代可以对应的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登基到乾隆十二年，是宽仁时期；从乾隆十三年到乾隆四十八年，是刚猛政治期；从四十九年到他去世，是老年怠政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被封为一等男爵并陪同南巡。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全国的死刑犯一直努力宽容，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但到了十四年的秋决，他一改前态，大批勾决，连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人也一起杀掉。乾隆十五年是皇帝四十大寿、十六年是皇太后六十大寿，按照以前的惯例，死缓犯人一律不处决。但乾隆却宣布，贪污犯却不在宽容之列，该杀还要照常杀掉。

在清查亏空方面，他也把老爹的办法重新捡了起来，亏空官员必须用家产填补，填不上的，挪用亏空欠一千两的、贪污亏空欠八十两的，就要除以死刑。

二十三年，乾隆顶着巨大压力，正式废除了他父亲制定的《完赃减等条例》。新的法律规定，只有贪污不足一千两的，才可以完赃减等；贪污数量超过一千两的，就立刻斩首，不再适用完赃减等政策。这就要了不少官员的命。

诛杀高官的数量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指标，乾隆在整顿吏治方面颇为投入精力。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八类：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达六万多人，主要也是集中于乾隆十三年到四十九年这段时间。在严格管束官僚集团方面，中年乾隆在明清两朝也仅次于朱元璋。在淘汰不合格官员的同时，一大批年轻、有干劲、没有朋党关系的官员被快速提拔了上来。

在比雍正更为严厉的吏治整顿之下，清王朝这台专制机器的效率得到了极好的发挥。

首先是财政收入开始高速增长。乾隆中期，在四处征伐、赈灾救济和兴修工程等巨额开销的情况下，户部存银却长期保存在逾七千万两的水平，是雍正去世时的三倍，也超过了雍正中期的最高水平。

其次是大规模的赈灾救济。乾隆熟读中国历史，对饥饿的农民多次推翻一个超级王朝的事情印象深刻，在救灾赈民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张宏良在《饥饿的盛世》中甚至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康熙年间曾经截留两百四十万使漕运的粮食用于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而仅从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动用了一千三百多万石的漕粮来救灾，是康雍两朝之和的两倍还多。乾隆五十年出现全国性的灾情，就动用了一千四百万两银子来救灾，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乾隆多次讲，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尤其强调，督抚偶尔玩忽职守，尚可宽免，唯独瞒报灾情一事，一定要从严治罪。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水灾。大雨一连下了七个昼夜，城中粮食供应中断，无数人饥饿难耐，聚集到官府的粮仓请求救济。当时山东督粮道彦希深到省城出差，他的手下不敢自作主张。因为擅自动用国家库粮是重罪，跟钱库亏空一样，不但要丢官，还要自己掏钱赔补。彦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力排众议，决定开仓放粮。事后，彦希深被山东巡抚弹劾。乾隆看到了，把山东巡抚骂了一顿，说他不知道轻重。亲自下旨把彦母封为三品诰命，所放粮食准许报销，不用赔补。彦希深也因此进入乾隆的选拔视野，一直升官，做到了督抚的高位。

再次是高效推进水利设施的建设。

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在铜山决口，河道总督高斌奉旨治理。高斌是乾隆的皇贵妃高佳氏的父亲，算是国舅爷。因为这层身份，他做事情就不太上心，加上年纪也大了，把河道总督当成养老的位置，做个甩手掌柜。结果属下李屯、张宾二人明目张胆的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没有按期完成。乾隆得知以后，勃然大怒，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处斩，同时又因为痛恨高斌“负恩徇纵”，命令把他也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陪斩”。

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要制造将高斌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眼见李张二人被砍掉脑袋，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软倒在地上。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高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两年后，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按照这种监督执行力度，乾隆中期水利工程的进展效果一直不错。河南至商丘黄河河堤新筑170余里，清口及江南运河疏浚，江南淮阳运河挑浚，江苏宝山至金山242里长的块石篓塘和浙江金山至杭县500里海塘建成。这于民生安全和农业生产大有好处。

以上种种，都为清朝国力在乾隆中期达到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