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扭曲的教育评价体系，绝大多数中国的治学者都生活在“职称评定”的梦魇之中。在这个体现了现代科学定量分析的评价体系中，对待学术研究像对待糊火柴盒工作一样实现“计件管理”。于是，学术垃圾被夜以继日地高效生产着。如果你发现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中全部是废话，如果你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你感到眼睛为之一亮的亮点，完全不必感到惊奇。这不是中国学术界的偶然现象，而是常态。

王小强是幸运的，他几乎没有被卷入这个荒唐的学术评价体系。于是，出现了他论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系列文章。今天，已经发表了“之一”到“之五”共5篇[1]。总字数大约在40万字。其中，或许有一半的篇幅是注释。这一组文章不是用于评职称的，而是为了一抒自己的胸臆。这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勉强挤出的文字，而是一些不吐不快的文字。例如，为了写这组文章，仅一本《商君书》作者就比较了十几个不同版本。读这组文章，给笔者的感觉已经不仅是“不吐不快”，简直是“不吐”则痛不欲生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不听指挥的异化文字”。[2]

从这组文章中可以看出，小强确实认真读了一些书，且多有心得。他阅读了包括钱穆、熊十力、梁漱溟、南怀瑾、顾颉刚、汤因比、许倬云、余英时等人著作在内的大量经典文献，引用这些人的著述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这组文章中，包含与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辩。在这种论辩中，既有关于是否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主义之争”，也有是否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之争”。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交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可以给那些关心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人们带来启发，可以帮助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减少错误，从而更稳妥地向前迈进。

（1982年，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观点

这组文章中，涉及了广泛的话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有这样一些观点：

“过河”和“转轨”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一些人在谈论“与国际接轨”和“转轨”的时候，他们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中国的百年救亡历史显示，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摸石头过河”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迷失过河的目标。作者引述了邓小平同志的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

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社会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存在普适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的文化心理传统，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5种社会形态次第发展”的僵化公式来硬套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奴隶社会。这一公式，也解释不了生产力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后来落在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一课”。对于某些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完全可能被跨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补的一课。对于一些国家，完全可能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马克思曾经明确地主张，保存大量农村公社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中国古代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中国历来不缺少市场经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与西欧相比，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王小强引述了钱穆先生的话：“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4]货币是市场的伴生物。在货币的普遍使用方面，中国至少要比西欧人早一千年。实际上，由于几千年的积累，中国人的市场交易能力远胜于西方人，讨价还价，汇总计算，找付零钱，中国人的计算能力不是西方人可比的。中国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形成统一的国家，中国能够在多次分裂以后又重归统一，与中国高度发达的市场不无关系，也受到统一市场需求的推动。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王小强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从管仲时代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正是由于中国历来有“全民经商”的传统，才出现了“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相反，由许许多多领主庄园构成的欧洲，由于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由于缺少交换的需求，在18世纪以前，欧洲的市场经济远远没有中国发达。那时，仅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欧洲的商业中心威尼斯，远远无法与人口上百万的南京、开封、杭州等中国的商业中心相比。事实上，现代工业首先出现在市场并不算发达的欧洲，出现在由于土地分封而基本没有土地买卖的欧洲，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在土地交易非常频繁的中国。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地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凭借野蛮的掠夺、霸权和垄断来实现原始积累和早期发展。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市场。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王小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指出，从先秦的管仲开始就已经对市场的盲目性有所认识，汉唐以后，更是对“谷贱伤农”有清晰的认识。“谷贱”大多发生在丰年。连续丰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农民盼灾年”的现象。在苏东坡贬谪黄州的时候，连遇丰年，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价大跌，农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赋，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祷祠，愿逢饥荒”。[5]从古至今，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民灾年也愁，丰年也愁。灾年愁没有东西可卖，没有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可以卖；丰年愁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卖不出去，甚至烂在地里，烂在家里。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懂得以“丰年贵买储量、灾年贱卖放粮”来平抑粮食价格的道理。伴随着平抑价格的需要，也发展起非常成熟的货币理论。

有些东西是不能靠市场调节的，如土地。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土地富庶地区肥田被撂荒的现象。由于“租金”与“地价上涨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地主为卖钱变现方便，宁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规定“种撂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买卖的1922年，中国撂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6]在市场不算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现象。今天，市场远比毛泽东时代发达，土地撂荒的现象却大量出现。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清初名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7]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间上呈的《请定经制札子》中讲：“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8]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描写了居住在“他州异县”而拥有“地亩山场”的“绅衿富贾”。1949年以前的中国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例如，在1949年以前，孔圣人府在山东、河北、江苏的许多个县拥有几十万亩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仅存在明显的主佃关系，而且存在严重的主佃矛盾。

“小康”不属于儒家理念。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大道”，是“兴灭国，继绝世”，“小康”并不属于儒家理念。

 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公平也侵害效率

这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了社会公平，也侵害了生产效率。王小强在文章中指出：商业法则并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涨价交换”，是低买高卖。职业性商业活动的出现，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牟利性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可以通过融资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商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却不仅会危害到社会的公平，也会侵害到生产的效率。

2013年6月2日，以“金融生态与上海战略”为主题的首届外滩国际金融峰会在上海黄浦江畔开幕。会议的东道主是上海地产业的“巨无霸”复星集团。复星董事长郭广昌在会上说：为何银行赚那么多钱？老是觉得银行把那么多钱都赚走了。沪深2000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润被10家银行拿走了，这样拿下去，制造业怎么办，还能拿多久？[9]

郭广昌的话多少反映出一个问题：由于金融资本的膨胀，劳动者，包括工人、工程师和付出管理劳动的企业家，切得的蛋糕太小；金融资本的拥有者，切得的蛋糕太大。这种现实，既不公平，也由于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压缩了科技投入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效率。

王小强

俞敏洪肯定曾经为“新东方”上市而欣喜，今天，他已经悔之莫及。如果有后悔药可以吃，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俞不会再选择上市。[10]培训，本来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事情。由于上市，学生与教师之间冒出了一个股东，学生和教师之间插入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俞敏洪坦言，新东方上市以后他的关注点不知不觉变了。之前，他专注于如何提升教学质量，让学生快乐地学习知识；而现在，他成天想的是用什么办法增加收入，增加利润，让投资者高兴，让股票的价值提高。

在老师和学生之间插入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在通过交换互通有无的劳动者之间也插入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笔者曾经是内蒙古草原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从1967年到1978年，曾经在蒙古包中放牧11年。本来，生产肉、奶的牧民与生产粮食的农民，与生产工业品的工人，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后来，出现了商人，他们既不生产肉、奶，也不生产粮食和工业品，专门从事交换。利用低买高卖，赚取利润。结果，生产者，管理者，都变成了商人的打工仔。再后来，生产者，管理者，商人，都变成了金融资本的打工仔。

从2013年12月29日到2014年1月4日，在我回到我曾经插队落户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嘎亥勒苏木（乡）额仁高比嘎查（村）探亲访友的过程中，我与在我下乡后才出生的中年的嘎查支部书记和在我离开草原后才出生的年轻的嘎查长深入地讨论了未来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嘎查书记告诉我，现在，牧民只能把牛和羊卖给中间商，中间商把牛和羊卖给河北省一带的食品加工厂，之后，加工厂把肉卖到城市中的超市和餐馆。中间环节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他希望能够避开中间商直接把牛羊肉卖给加工厂。当然，如果嘎查或乡镇能够自己进行加工，能够直接把牛羊肉卖给餐馆和超市，就更好了。但是，现在集体经济已经瓦解，集体的力量非常薄弱，这已经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幻想。

笔者感到，生产者这种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相关部门，应该帮助生产者尽量实现自己的愿望。首先，应该积极牵线搭桥，帮助牧民将牛羊直接卖给加工厂。其次，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应该扶持牧民的集体合作组织，兴办牛羊肉加工厂，提高牛羊肉的附加价值。直接将牛羊肉卖到餐馆和超市。

王小强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11]

资本也需要被关进笼子里

如果资本不受限制，就会在损害民生和损害生产的同时，导致社会的动乱。在中国古代，曾经反复上演“年头欠一欠，地主圈一圈”的戏码，曾经反复出现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从秦汉到民国，史书中反复记载着一个同样的故事：灾年饥馑到来的时候，地价大跌，豪门富贾大量收购土地。年景好转以后，大量的失地农民沦为佃农和雇工。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资本挣钱太容易，劳动挣钱太难“的局面。2007年10月19日巴菲特卖出了自己所持的全部中石油股票。其后，中石油股价大涨，让巴菲特懊悔不已。尽管如此，他在中石油这一支股票上也赚取了277亿港元。[12]2010年5月6日，美国高盛公司投资的股票“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按照发行价计算，上市时收益率达21800%，盈利200多倍。如果按照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盈利高达260多倍。[13]2007年12月25日，美国凯雷公司投资的股票“太平洋保险”在上交所上市。按照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盈利高达620亿元人民币，盈利16倍。[14]美国银行投资建行，高盛投资工行，瑞士银行投资中行，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2013年1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公布，“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996.6平米。假设这些住房于2000年以每平米6000元人民币均价购得，2013年以每平米30000元卖出，身为银行副行长的龚爱爱在偿还了大约每平米12000元的本息之后，每平米可以获利18000元，总计可以获利约2亿元。相对于那些付出劳动的工人、设计人员和房地产商人，手握金融资本的龚爱爱是否切得的蛋糕大了一些呢？

无可否认，在1949年以后，权力的过度膨胀，既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也损害了生产效率，阻塞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阻塞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队伍的优化机制。为了克服这种权力过度膨胀造成的伤害，确实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经过30年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不仅会损害社会公平，损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抑制购买力和内需的增长，抑制生产要素向制造业的流动，从而影响到生产效率。对公平和效率的损害，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仅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需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