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

在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

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Mastanduno2009，pp.121-122）。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如果把那个过程置于历史的脉络，不可理喻的人并非是当年的工业化决策者和建设者，而是今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

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

“自力更生”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开发成果当然是“两弹一星”，但其实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机械装备工业为例，继1960年代初制造成功万吨水压机之后，这个工业又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开发成功业内著名的“九大装备”，包括：

（1）最大压力为3万吨的模锻水压机；（2）最大压力为12500吨的卧式挤压机；（3）轧辊宽2800毫米的热轧铝板轧机；（4）轧辊宽2800毫米的冷轧铝板轧机（以上四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制造大型飞机所用的模锻件、挤压件和铝合金板）；（5）外径2毫米—8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6）外径80毫米—2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7）轧辊宽23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板轧机；（8）轧辊宽700毫米的20辊冷轧带钢轧机（以上4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军工所需的不锈钢或多种合金钢的多种用途，由大到很小很薄的冷轧板、管、带材）；（9）压力为1000吨的油压机，用来压制导弹弹头等零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设备只是以主机命名的，而它们实际上是成套的设备系统，包括“主辅配”设备共810种1300台，总净重4.6万吨。“九套”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总体看是成功的。

今天的许多人已经把中国可以开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开放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获得这种条件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前辈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从理论逻辑上讲，开放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技术学习条件，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不能在通过自力更生阶段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但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逐渐压倒“强国”，形成了“富民”必须以牺牲“强国”为条件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当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

此外，中国半导体技术的落后不是发生在计划经济年代（问题顶多是为什么半导体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决定性地发生在“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工业从总体上逐渐陷入技术依赖的状态，伴随着许多工业的“去技术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敢于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勇气。以引进替代自主开发的结果必然是技术能力发展不足，这又令人因为看不到自己能力成长的前景而产生了只能跟随的宿命错觉。美国学者Gilboy（2004）、Steinfeld（2010），Beckley（2011）在不同的时期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

作者简介：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本文摘选自《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路风著），编辑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