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里耶秦简进一步证明秦始皇“书同文字”并非限于统一字形和书体的狭隘理解，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名物称谓、专属用语的简称，即“书同文+书同字”，是秦朝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段玉裁对许慎《说文解字•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注释割裂了许慎原意，不足为训，敬请读者察之。

众所周知，秦始皇在军事上统一六国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序》对此曾有过一段经典的总结：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取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长期以来，人们都是根据许慎的总结理解秦始皇“书同文字”的，认为秦始皇是因为春秋以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而下诏“书同文字”，统一于秦的小篆。段玉裁注许慎之言，也称“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文同天下之文。秦文，即下文小篆也。《本纪》曰二十六年，书同文字”。其措施是颁布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母敬的《博学篇》于天下，作为文字范本; 至于广泛使用的隶书，则是因为“官狱职务繁”、“以取约易”的结果。许多历史教科书以及通史、文化史著作依然延续这一看法。

笔者曾经根据考古学资料指出，说“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是经学家对秦政偏见的误判，不符合历史事实。隶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非秦“官狱职务繁”催生的结果。隶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广泛使用；秦朝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文书普遍使用的是隶书而非大篆、小篆，所谓大篆、小篆不过使用于玺印诏诰而已。因此，“书同文字”的文字学意义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根据字面含义一般性地地理解“书同文字”，而应用历史的眼光透析其内涵。书同文字固然有着统一文字形体的内容，但更主要的是统一官府文书、法律文本的格式、程序、文体、称谓等。

2012 年公布的里耶秦简，其第八层第461 号木牍是统一职官、法律、名物、专属称谓的部分记录，为拙见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先引录如下:

显然，这是统一之后，官府掾吏抄录的使用手册，是官方文书的使用标准。尽管断简残编、牍文不全，仅是秦统一后更改制度、法律、名物称谓的部分内容，但是，这充分说明“书同文字”的历史内涵。所谓“书同文字”即统一用词，改旧名，用新称，统一制度、法律用语。如“更詑曰讂”、“曰产曰疾”、“曰五午曰荆”、“毋敢曰豬曰彘”、“乘传客为都吏”、“毋曰客舍曰客豬”等等是为了规范文字用法，避免歧义; “归户更曰乙户”、“内侯曰轮候”、“彻侯曰列侯”、“骑邦尉为骑□尉”、“郡邦尉为郡尉”、“邦司马为郡司马”、“乘传客为都吏”等等是统一制度名称; “□命曰制”、“为谓□诏”、“庄王为泰上皇”、“王游曰皇帝游”、“王猎曰皇帝猎”、“王犬曰皇帝犬”等等规定了名称的专属性。当然，因为牍文不全，不排除“书同文字”有统一文字形体和书体的内容，只是限于使用的需要，没有抄录而已。

如图片显示“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之“皇”和“旦”就是统一笔画、规范用字， “故皇”、“故旦”之“皇”和“旦”较“此皇”、“此旦”之“皇”和“旦”，均有多笔，所以特别规定“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即使用新的规范的“皇”和“旦”，“故皇”之“皇”、“故旦”之“旦”均废弃不用，其他文字也不排除这种笔划不一而需要一之的情况。但是，这起码可以说明传统上仅将“书同文字”理解成统一字形和书体的狭隘。

许慎因为一部《说文解字》而名扬千古，人们把许慎视为中国古代文字学第一人，理所当然地从文字学的角度解读许慎的话，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之“文”理解为文字的简称，“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就是统一字形、字体于小篆。其实，只要稍加细心地将上下连读，就不难发现，人们的这个理解是不符合许慎原意的。许慎行文说得十分明确“丞相李斯乃奏同之”针对的是春秋以降“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实，也就是罢土地制度、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礼仪制度之“不与秦文合者”，文字形体与读音仅仅是“奏同之”的内容之一，而且不是主要内容，事实上也无法完全“同之”。因为字体、字形的统一可以通过颁布统一教材来实现，“言语异声”在当时是无法“同之”的，许慎把“言语异声”作为李斯“奏同之”的内容不过是行文修饰的需要而已。土地、行政、法律、礼仪制度都是现成的，推行于全国即可，无需重新制定，而文字方面还缺少统一的范本，才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的问世。

许慎是文字学家，但同时是个经学通家，不仅精通古文经，而且通晓今文经，关注现实，关注历史，用统一的眼光分析过去和未来、观察学术和政治，见于“《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流传于世，当时即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对文字学的研究也是在大一统的经学思想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是其经学研究的延伸，是为了从文字学的角度理解经义，厘清文字形体音义变迁，总结其规律，而后辨析经义的异同，可以说这是其《五经异义》见重当世的原因，起码是其原因之一。后人囿于文字学的视域，把“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作为李斯“奏同之”的内容，把“不与秦文合者”之“文”视为小篆，据以分析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既不符合许慎原意，去历史事实更远，现在是恢复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臧知非，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节选自臧知非教授《从里耶秦简看“书同文字”的历史内涵》，《史学集刊》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