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总是牵涉人类最脆弱、敏感的神经。对孩子下手的人，人们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次疫苗事件惹怒国人，喊打喊杀自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疫苗实在不是什么新事件了。2007年的华卫时代，2008年的江苏延申，2009年的河北福尔、大连金港安迪，2013年的康泰生物、大连汉信、北京天坛，2016年的湖南华一、陕西众康益生、医维达康、山东兆信、山东实杰、济宁尚元、吉林福泰，2017年的武汉生物、长春生物……。这十年里，问题疫苗已升级、蔓延成全国性灾难。事态恶化至此，人民生命受损，政府公信流失，药品行业重创，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解局还得从根本用力，法家思想可供借鉴。重农抑商是传统中国的国策，在追求发财的现代化运动中早弃之如敝履。然而，这一国策为历代沿袭，所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法家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开创者之一，商鞅称商人为“六虱”，韩非称其为“五蠹”。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张取缔商业，而是限制商业、节制资本。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商人虽有繁荣经济的作用，但却最不讲政治。唯利是图是大多数商人的本性，所谓无商不奸、狡兔三窟并不是丑化商人，而对这一特征的描述。抑商所针对的正是商人不讲政治，难以把控的特性。

更不幸的是，政治权力也不断的市场化，官场成为牟利之所，官员首鼠两端。对此，习主席曾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讲民心，时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毛主席讲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政治。从国际关系来看，亦需要讲政治。当今时代，大规模热战已无可能，通过贸易战争、意识形态战争等来动摇、扰乱、俘获对手的人心是国际斗争的最主要方式。然而，在这个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似乎遗忘了政治，中兴的悲剧就是盲从市场而不讲政治的结果。因此，为政治国、挽救困局首先就是要讲政治。

法律是政治意志的体现，讲政治就必须要讲法律。讲法律就必须要有惩戒。重轻之道是法家关于法律惩戒的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重其轻者”。比如，商鞅认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用刑的直接目的是惩罚，但根本上是为了防范于未然。没有谁天生就是坏人，人总是一步步变坏的，重犯往往都是由轻入重。轻罪轻罚，只有“惩”而无“戒”。因此，必须重其轻者，则轻罪不犯，既而重罪也就无从发生。问题疫苗管不住，疫苗事件止不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当然，重其轻罪并不是滥刑，而是基于人性功利特性的行为调节措施，有特殊运作环境和问题针对。

相比起来，美国强生爽身粉事件，日本的疫苗事件是很好的反例——他们能不自觉地施行“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所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惩罚的严苛程度往往是国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只有让犯罪者付出难以接受“惩”，才会有相应的“戒”。而对此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更须如此。

商鞅又言：“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毫无疑问，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政治正义落实为法律，但法律的实施却需要制度的保障。制度建设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官僚的权力就必须要有清晰的边界和积极的监督。法家历来重视对官僚机构的约束，他们认识到最有能力毁坏政治生活的就是官僚集团。所谓“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官僚手握公权，可以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缺乏完善的制度，法律体系是难以健康的运转。

所以，虽然我国有相应健全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年几乎每一次重大的食品药品事故中，都会出现失职渎职、行贿受贿、事后瞒报等官员违法行为。在公共生活中，道德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使人不敢为非的法治。因此，让官僚权力得到有力的约束、监督，是重建良好政治生活，获得政治信任，恢复行业健康，保障人民生命的根本保障。唯有此，方可走出困局！

（作者简介：任建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