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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下) 
作者:[张文木] 来源:[节选自《战略学札记》] 2018-06-18

摘 要: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及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西方这种建立在世界南贫北富民族对立基础上的局部“社会主义”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趋势,如没有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背景就不能被很透彻地理解。


26. 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的。在第三世界面前,西方国家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1]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2]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27.只有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3]结合在一起研读,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4]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思想,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所谓主权问题也可“搁置”。

28. 以前我们用钱赎买资本家阶级的归顺,现在我们也可以用钱延长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

29. 看历史知道昨天外来鸦片已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今看电视各式娱乐大赛,担心其中有些节目会使中国尽失血性男儿。

30. 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觉地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历史时刻,名旦梅兰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5],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31. “包容”须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增长”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泽东批评无原则的“包容”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6]。八面讨好,其结局可能就是《红楼梦》所展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7]。

32.无原则的“包容”,在国内伤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33.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就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伤你。所以人一生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才是人间正道。在大势中,劣势可能都会转化为优势;不在大势上,优点可能成为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岛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国民党[8],最后跟着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为什么?跟上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9]。

34.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后正确地指出:“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10]

35.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36.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侧翼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37.1952年9月,在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

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11]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最后的,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国民党渣滓洞监狱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12]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经历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和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的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不谋而合,这绝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13]的特殊环境下,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38.当一个国家在做重大项目的技术选择时,不能轻易依托于一个只有纸面论证而无实际检验的技术。航母已经历了“二战”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发展航母的考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条件下的选择。如果能同时启动相关替代技术研发的话,这样的选择就是更好的选择。

39.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受到的挫折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大大弱化了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能力。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发展深海战略优势将成为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40.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②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③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④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41.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本《21世纪:世界是平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确实是平的。但矫正世界畸形变化的力量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是国际资本流动,而是“天之道”即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的力量,具体说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对国际资本的誓死且有效的抵抗运动。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抵抗,就不会有美国从中亚撤军以及随之而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42.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43.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就129年前即1882年美国国会制定的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通过道歉案。有报道说:“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极具标志意义。”[14]

可就在10天前即9月2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已正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计划,包括为台“改装”其现有F-16A/B型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军售总价值约为58.52亿美元。[15]中国外交部一日之内对此提出三次抗议。报道说,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台军售达54次之多,共计约725亿美元。[16]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美对台军售表示:“希望美国不要一错再错。”[17]

“一错再错”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抗议”本身也不是大国的语言。如果一百多年后美国为它今天的对台军售行为再向中国“道歉”,但愿我们不要再说那又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

44.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时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18]

45.2011年10月24日,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过渡委”将调查卡扎菲死亡时的真实情形。[19]这无异于让嫌疑人自查其犯罪行为,监守自盗,西方法律看来也很“任性”。

46.战国时的齐国曾是秦国面临的最强的对手,公元前288年齐秦曾一度相互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国也是秦国行贿黄金最多的郡国,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当秦国兵抵城下时,齐国是在完全不抵抗并在齐王建带领下出城投降的。史载:齐降后,秦王政把齐王建安置在边远的共地,不给齐王建食物,齐王建最终“饿而死”[20]。

47.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21]故此,毛泽东说:“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22]

482011年11月3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成功,这说明我们对外空的认识日益接近“自由王国”[23];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却因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而离散,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价值。卫星上了天,红旗不能落地。

49.改革开放之初的问题是全国划一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此当时改革口号是“发展是硬道理”,其攻坚目标是发展生产力;今天的问题是孤军独进的生产力正在毁坏生产关系内在统一,单纯的利润指标使曾用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公民出现阶级分化,这种分化又正在毁坏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本身。这时,改革就应当以调整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分配关系)、推进共同富裕为攻坚目标。

50.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及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西方这种建立在世界南贫北富民族对立基础上的局部“社会主义”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趋势,如没有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背景就不能被很透彻地理解。

注释:

[1]“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2]1940年11月,美国天主教梅利诺大学的秘书长德劳特与主教沃尔什访问日本,同近卫首相的密友、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秘密举行改善美日关系的“民间会谈”。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会见罗斯福总统,商定从3月8日开始日美谈判。3月中旬,德劳特和沃尔什在与日本高层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特别助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拟出包括解决中日冲突在内的《原则协定初步方案》。双方分别报告美日政府首脑。4月2日,岩畔大佐作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谈判,双方磋商后,由岩畔执笔拟出《日美谅解方案》“两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罗斯福总统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参阅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页;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罗斯福事前已听取了德劳特与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关于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可参阅《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3]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4]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5]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6]《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7][清]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8]“我们的将军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识,或者只识很少的字。蒋介石的将军都是大学毕业,什么陆军大学、黄埔军官大学,那样的学校我们只有少数人进去过。”毛泽东:《打仗的办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9]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0][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頣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11]《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19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31页。

[12]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他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从狱中死里逃生的罗广斌为了完成难友们嘱托,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他向重庆市委递交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七个部分,最后部分就是《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红岩烈士“狱中八条意见”的现实意义》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72943/5142894.html。

[13]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14]《美参议院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向全美华裔致歉》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10-08/3370515.shtml。

[15] 《美国防部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总价值高达58亿美元》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1/09/22/007836685.shtml。

[16]《中美建交后美对台军售54次总金额725亿美元》http://war.news.163.com/11/1004/08/7FGRE9FM00011MTO.html。

[17]《外交部:望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要一错再错》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70212.html。

[18]“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亚洲,撤出日本,届时无论美国的抗议声有多大,套用总理的说法,我们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们抗议的效果将微不足道,因为相隔一万五千英里的距离竟无法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19]《利比亚过渡委当局称将调查卡扎菲死亡真相》,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112175.html。

[20]“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战国策·齐策六》,见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21] 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23]在认识上,“自由王国”指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认识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自觉依照这一认识来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此对应的“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而不能自觉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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